杀裳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万历进士，初为邵武知县，后迁兵部职方主事，并自请守辽，加强战备，筑城御敌，曾率部死守宁远孤城，击退金(清)军，打得努尔哈赤身负重伤，退返沈阳未久而亡，乃迁辽东巡抚，后复在锦州、辽远大败后金皇太极，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不怕死，不爱钱”的明军将领，旋因得罪魏忠贤而去职。
　　崇祯即位除魏之后，力图有所作为，重振朝纲，中兴明朝，因而把整饬边政、解决“辽事”作为首办大事，重新启用军功显赫的袁崇焕，擢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召见袁崇焕曾细问：“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听皇上如此信任，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五年复辽”，谈何容易，显然不切实际，在场大臣都为此豪言壮语捏一把汗，有人曾悄问袁何出此狂语，袁答“聊慰圣心耳”，只为慰籍急功近利、“一洗前朝耻辱”的皇上，经人提醒，袁自觉失言，可不期已埋下了招惹杀身的祸根。
　　崇祯还亲送袁崇焕离京赴任，复疆宏愿完全寄托在袁身上。但袁刚到蓟辽前线，即遇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袁单骑入营。惩贪官、杀为首而事息，同时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边，却引起了悭吝崇祯的“不悦”，怀疑袁逼饷以充私囊。不久，袁又诱杀颇有战功，而恃功跋扈、不听指挥的守将毛文龙，先斩后奏，不肖之徒乘机挑拨，更招崇祯心中十分恼怒。平心而论，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所以，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之师不得不避开袁崇焕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进逼京师，离京不过二三百里，京师戒严。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入关，心急如焚，亲率精锐急驰援京，在北京城外广渠门与后金军一场恶战，敌军败退。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无法可施，乃策动除袁反间计。他首先假拟两封“密信”，有意“丢失”在明军出没之处，造谣生事，叉故意让两名被俘宦官窃听到袁与后金主议和将不战而献北京之论，然后放归告密，刚愎自用的崇祯岂容议和，复加猜忌寡恩遂深信不疑，感叹“边臣不足任矣”，决心杀袁，于召见时拿下袁崇焕，并于崇祯三年下令将袁以最残酷的刑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福建。《明史，袁崇焕传》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战局再无人可以收拾，崇祯轻信谗言，自毁长城，冤杀栋梁，明朝败亡已只在早晚。中华历史上从此又多一亡国昏君，出一流芳千古的忠臣!
　　寡恩　崇祯性格急躁偏狭，用人不专，刻薄寡恩，严刑峻法。在位17年杀戮大臣难以计数，是明朝杀臣最多的皇帝之一，其间所杀或逼死总督即有7人。巡抚杀11人，逼死1人。17年间宰辅像走马灯似的轮换了50人之多，兵部尚书14人，且多数不得善终。任人不专，使人不安其职，难尽职守，其谓“有君而无臣”，此言谬矣!崇祯认为：“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士大夫负国家”，而内臣却忠心可用，“三尺在我，此曹(宦官)又可能为”!于是一改前是，知错犯错，再次“重宦官轻文臣”，宦官势力重新抬头，不仅在京掌握关键部门，且各地重镇均派太监监军。《明史》评日：宦官监军只便其侵占军饷，握兵不为打仗而为自己作威作福。且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大臣常耻以为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有言：历代之乱，日宦官，日外戚、日藩镇，日外患。虽云四，其实一，皆任官不当也。崇祯自缢煤山，仅太监王承恩孤影相伴，不亦宣乎。
　　起义　明末大半中国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特别是陕西地区包括水旱风雹、地震瘟疫几乎无年不灾，百姓食树皮蓬草，儿童或饿死或被偷食，延安城外死人满坑。山西“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官府不赈灾蠲免，反而催逼赋税钱粮，追索积欠，民有“崇祯”“重征”(谐音)之说，百姓大规模逃亡，幸存者为求生存，数十百千人聚集成群，渐渐汇成浩大的起义队伍。
　　陕西起义军张献忠、李自成等部日益壮大，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甚至诈降又反水，搞得明军顾此失彼，心力交瘁，起义军却越打越大，成明廷心腹之患。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家世务农，曾为银川驿卒，后为起义军高迎祥部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几经挫折，后提出“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深获民心，纪律严明，所部迅速发展。“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明廷朝野震惊，崇祯太庙告灵，下罪己之诏，调兵遣将，频频失败，最后由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安内方可攘外”方针，全力勘剿，虽有小胜，终归失败，杨嗣昌被迫自杀，自此再无“中兴大将”。1644年(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拥兵百万之众。遂挥师东渡黄河，进军北京。同年张献忠率师攻川，十一月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