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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5月5日，雅典市中心一家银行的职员——一个有着四个月身孕的母亲，被愤怒的人群用汽油弹烧死，此后希腊的债务危机成为全球股市大跌的导火索。当我们庆幸全球经济正在快速复苏时，唯一能把世界拖入二次探底的，只有可能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而源头就是希腊。
当所有人都对希腊隔岸观火时，也许不久后危机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烧到自己的眉毛尖上。让我们驻欧洲一线记者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二次危机的苦涩与艰辛吧！
当地时间5月5日，雅典市中心的Marfin银行，32岁的安格莉琪给母亲打电话说：“妈妈，不要担心，我很好。他们只是破坏银行的自动提款机，用锤子砸楼下的玻璃门。但是我们在二楼很安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可是，她的母亲，帕纳约塔，再也没有接到女儿的电话。她有着四个月身孕的女儿，于当日丧生在燃油弹引起的火灾中。 当时，安格莉琪的丈夫同样在示威游行的人群中，而他并不是来抗议的，他试图冲过人群闯入银行去救他的妻子，却在最后一刻被防暴警察拦住。
与安格莉琪一同丧生的，还有另外两名银行员工。很多人去参加了安格莉琪的葬礼，她的父亲，一位75岁的律师在葬礼上说，“我所能希望的只是她的死不是徒劳，我所能希望的只是这一切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教训，那么类似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
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是抗议示威人群暂时的冷静。在接下来的一周，人们自发地组织了悼念活动。鲜花和蜡烛摆满了Marfin银行的大门口，昔日愤怒的咆哮也被沉默的祈祷所取代。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事件的结束。
事实上，安格莉琪丧生只是这一灾难的短暂高潮，而在这之前整整一个星期，希腊报纸的头条都被“暴动”、“汽油弹”、“催泪瓦斯”这样的字眼占据着。
5月4日，为了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的公务员开始了为期48小时的罢工，教师也加入罢工队伍，学校停课。
5月5日，约十万名希腊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不久，示威游行演变为暴力抗议活动。同时，罢工领域延伸至新闻媒体、医院、公路、铁路等各个部门。此外，在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和西部港口城市帕特雷也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宪法广场是雅典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得名于1843年9月3日，奥托国王批准的希腊宪法。这座广场静默地立在无名烈士墓和国会大厦前，见证着民主和自由诞生，也目睹了过激的民主和自由带来的血腥。
5月5日抗议示威的人群聚集于此，打出了“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将是你们的危机”等标语，并且高喊议会是“小偷”。愤怒的人群还将怒火转嫁到雅典市中心的Marfin银行，汽油弹引发的火灾造成了三名银行员工的死亡。
英国BBC的记者马尔科姆说：“雅典现在的局势依然紧张，三位银行工作人员的死会缓和局势。因为人们会思考，以生命为代价并不值得。但是仍然有人相信，这是社会性爆发的开始。这是一个极易激动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让三条鲜活的生命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加入“欧元区”是一场噩梦
希拉里是在希腊居住了四年的英国人，他讲述了这些年希腊的变化。他说，从希腊加入欧盟的那一天，物价便飞涨起来。德拉克马（希腊前货币）转化成欧元的那一天，牛奶的价格增长了三倍。从那之后，生活开支就不停地上涨、上涨。
希腊人民是有理由愤怒的，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加入欧盟后一直下降，甚至有人说，紧缩政策把希腊带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在希拉里看来，债务危机不是一个金融概念，而是人们的生活被带入举步维艰的困境。不断增长的赋税和高额的物价使人们无法仰赖工资生存，仿佛整个希腊的人民都陷入生存危机中。他正在打算回到英国，可是已经购买的房子又成为他担忧的问题。雅典的居民区里，随处可见贴着“出租”的房屋，房地产市场极为萧条，希拉里从2008就开始出售的房子，至今仍然无人问津。
苏是一个嫁给希腊人的英国人，在她看来，希腊人民的愤怒还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当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只能转向亲人求助。可当这个国家连食物的价格也跟伦敦同步，就是亲人也无法伸出援手。
那么，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在做什么呢？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赫然入眼的便是希腊政府的紧缩政策，包括：公共部门开支冻结至2014年；公共部门补贴减少20％；政府养老金冻结或减少；平均退休年龄从61岁增至63岁；消费税从19％增至23％；燃油、烟酒税增加10％；利润税、博彩税、房产税和环保税采取一次性付清……
一方面是生活质量的下降，人民对政府怨声载道。而政府的一些行为又加剧了人们的不信任感。苏说，希腊人的示威是为了反对经济政策，这并不全面。人们坚信一些政客和他们的同党挪用了大量公共基金仍然逍遥法外。我希望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白当他们把钱投入希腊的时候，需要检查这些钱的去处。难怪希腊人民会在示威中大喊议会是“小偷”。这场抗议并不仅仅针对紧缩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在这场危机中推卸责任、高高在上的政治阶级。
经济危机时，政府通常会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为何希腊被迫走上紧缩道路呢？
这要追溯到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虽然当时财政预算赤字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欧元区要求的3％和60％，但希腊借助高盛提供的“货币掉期交易”掩饰了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成为欧元区的一员。
2004年11月4日，希腊政府承认，从1999年以来，希腊的财政赤字从未低于欧盟条例要求的3％。雅典奥运会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政府的负债。
2009年，政府公布的国家债务高达2620亿欧元。随着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16日标准普尔也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 22日 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
2010年3月3日，希腊公布48亿欧元紧缩方案。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提出援助请求。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虽然欧洲各国伸出援手，但是却要求希腊实施紧缩政策以减少政府债务。
而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又如何呢？
英国：外强中干
走在伦敦的牛津街，Burberry、Prada、Armani等曾经辉煌耀眼的一线品牌几乎无人问津，一些诸如H&M、Next、Zara等二线品牌光顾的人增多，而今年最火热的是，各大商家为了促销，把夏季打折从7月提前到了5月。
我一位在拉夫堡大学就读数学和会计金融管理双学位的朋友Jon，他在被“四大”（普华永道、安永、德勤、毕马威）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家位于伦敦金融区的排名12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他说，在他所有的朋友中，他是唯一一个找到工作的。而就在2007年，拉夫堡大学还以98％高就业率受到学生的青睐。
截至伦敦时间5月12日上午9点30分，英国统计局的最新数字表明，英国的失业人口已升至15年以来的最高点，达到250万，18％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同时，待业人口已经达到870万，包括学生、长期休病假的离职人员和那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但就是这些迹象明显的警示信号，依然阻挡不了英国的“和谐政治”：英国各大报纸的头条依然被大选占据着。配合着新首相卡梅伦上任的和谐旋律，不少经济学家表示，虽然债务危机会影响英国经济的复苏，但英国绝不会重蹈希腊覆辙。他们列出一组数据说明问题：
截至2009年底，英国的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1.5％；略低于希腊的13.6％；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68％，低于希腊的115％。英国到期债务为13.5％，而希腊的大部分债务已经到期八年；同时，希腊禁锢在欧元区内, 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恢复竞争力，但英国可以。
英国大臣阿利斯泰尔于5月11日表示，英国将不会提供无限量援助给陷入困境的欧元区。
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如此乐观。
英格兰银行的总裁默文·金警告说，金融危机远未结束。债务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公共部门，银行危机已经演变成为潜在的英镑债务危机。在陷入了希腊问题几个月后，上周末（5月7日）出台了综合性措施防止危机扩张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但是，世界经济仍然面对着希腊债务危机潜在问题。
更不乏有人笑称，英国占国民生产总值68％的债务与希腊的115％的对比，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英格兰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4％，远高于政府预定目标2％。除了官方的数据，英国人的生活也在被悄无声息地改写着。
其实英镑的贬值早在欧元之前，随之而来的是进口产品物价的上涨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对于英国这个对进口依赖性很强的国家来说，几乎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日新月异。超市里鸡蛋的价格比2008年增长了30％，奢侈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类似miumiu的手提包，已经从2004年的500英镑（约5075元）升至800英镑（约8120元）。
欧洲面临降级
比起英国，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显得忧心忡忡，整个欧洲因希腊而面临“降级”。
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被降为BB+后，又轮到了葡萄牙（A-）和西班牙（AA）被降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评级虽然被降低了，但仍然在A级范围之内: 评级机构认为不存在国家破产的危险，但公共金融状况会恶化得很快。人们担心由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羸弱，这些国家会大幅增加公共债务。
在经济危机之前，西班牙的公共债务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60%以下，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问题在于，西班牙在经济危机中经历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下降和赤字的大幅增加。2009年西班牙的国家债务为 GDP的54%， 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会增长到66%，而2011年则将变为74%。 这样的赤字水平仍然没有希腊那么严重，和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差不多。评级机构担忧西班牙的债务继续大幅增加，而国家经济在未来十年停滞不前。
比起数字，人民的生活远没有那么乐观。在马德里，数以千计的人在劳动节那天穿越城市中心举行游行。2010年第一季度的统计表明，西班牙的失业率在欧元区是最高的，达到20.05％，有近一半的25岁以下青年处于待业状态。
在航空公司工作的马丁说，他一直都在担心失业，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并不认为政府当前的工作是正确的。
今年毕业的卡拉打算重新回到学校，因为实在难以找到工作。“我愿意现在工作”，她说，“我甚至在毕业前就参加社会工作。可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想，政府已经忘记了那些对经济无利可图的人”。
市场中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恐惧心理：如果只占欧元区国民生产总值2%的希腊因为得不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会很快破产，占欧元区国民生产总值10%的西班牙会不会破产？ 另外，市场总能意识到“雪球效应”的存在：如果有了这种恐惧，西班牙的利率就会上升，而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评级机构的“负面作用”：当一切都很正常时，它们会看不到风险，当出现问题时，它们则倾向于将问题放大。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评级是为了评估这个国家遭遇“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没有债务风险的国家的评级在A 与AAA之间。欧元区除了希腊之外所有国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一旦一个国家的评级降到了BB级，就可以认定这个国家破产的风险特别高。
那么，在中欧和东欧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贝尔格拉德，我见到了德拉季卡·马丁诺维奇，他是一家大型公共建筑公司的经济分析师。最近，准确地说是自从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他每天去工作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我们会不会是危机的下一站？”在注视着希腊和金融市场的同时，中、东欧一些刚刚加入欧盟或者等待加入欧盟的贫穷国家也正经历着惨淡的经济形势，“表面上并没有人担心”，这位55岁的塞尔维亚人叹息道。
和雅典一样，贝尔格莱德已经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贷款，但它将为此支付29亿欧元的利息：这个计划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公共领域将可能因此进行裁员。
德拉季卡所在的公共建筑公司曾经是前南斯拉夫的杰出企业，以在亚洲和非洲建设桥梁、水坝等大型基础设施而著称。而现在它却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一年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名员工被辞退，并且仍有取消部分职位的需求。
塞尔维亚的平均月薪约为400欧元，但根据官方或非官方的统计，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劳动人口的20%到30%之间。德拉季卡和许多在巴尔干地区的人一 样，在公共非盈利性领域工作，他焦躁地等待着，希望看清希腊的债务危机的走势，更希望这场危机不会让本来经济就欠发达的“另一个欧洲”——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一些旧共产主义国家，陷入新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这些国家非常依赖他们的西欧邻居，最近他们也在不安地关注着欧元的贬值和西欧股市的低迷。“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来说，潜在的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希腊银行在这三个国家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主席托马斯·米罗确认地说。
保加利亚的南部与希腊接壤，因此也是受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其28%的银行属于希腊的金融机构，保加利亚担心资金会进一步流向希腊。为了防止这一点，政府已经下令银行 24小时监控所有面向希腊的转账业务。
此外，希腊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重要投资者和商务合作者，其10%的出口业务都在保加利亚。周三的时候，保加利亚总理已经提出了一个缩减开支的计划，特别预计在公共领域降低20%的预算，“我们不会让保加利亚的经济陷入希腊或者其他欧盟国家的危机中”。
在最北端，罗马尼亚同样承受着考验。即便在希腊危机之前，它就已经收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亿欧元借款，用来抵消稳定公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阵痛。
特拉扬·伯塞斯库总统已经宣布从6月1日起，在公共职能部门降低25%的薪金，降低15%的退休金和给予全国130万失业者补助金。然而，当谈到周三在雅典的暴力事件造成三人死亡，政治学家斯泰利安·塔纳斯认为罗马尼亚并不会像希腊那样陷入社会危机，“希腊有更多的债务，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希腊人已经很好地生活了30年。而罗马尼亚人并未过上好日子，他们仍然对糟糕的生活环境很熟悉”。
在塞尔维亚的西部，黑山共和国也同样忧虑着，即便他们还不是欧盟成员国。这个巴尔干小国的经济学家德拉戈柳布·简考维克预计道：“如果欧元贬值了，黑山的经济也将受影响。每一次货币汇率的波动都会对我们的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至于斯洛文尼亚，原来南斯拉夫唯一进入欧盟的国家，它的情况要好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但它也承受着经济危机，并且几乎不会在经济上援助希腊。近期斯洛文尼亚《民主报》主编Metod Berlec写过这么一段话：“不少经济学家估计,无论如何希腊都会以破产告终，这个国家将会和他们曾经借过的金钱告别。”这段话或许代表了不少希望对希腊保持“冷血”的人的看法。
一场笨拙的紧急救援
文/本刊驻北美特约记者 陶短房
早在2月，欧盟和欧元区就达成了“原则上”同意援助希腊的共识，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磋商、峰会，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见表态，不见行动。
从袖手旁观到紧急驰援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大多数国家自身也出现种种经济问题，欧元区两大支柱之一的法国景况不佳，对援助态度起初并不热衷；另一支柱国家德国倒是一枝独秀，在经济衰退中损失不大，但德国国内民意普遍反对政府用德国纳税人的钱，去“替他国犯的错误埋单”，加上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辛恩），对救助希腊持激烈批评态度，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德国将被那些债务缠身的穷国拖死。
因此最初默克尔政府态度十分暧昧：要求希腊“自救”；要求其先满足条件削减赤字，德国再考虑救援；德国央行行长韦博直到4月中旬还持保留立场，而外长韦斯特韦勒4月下旬还坦言，救援姿态要做，但不应“草率行事”。
因为这种态度，德国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欧元区其他国家和IMF等国际组织的围攻，4月底5月初甚至出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世贸5大组织轮番施压的“盛况”，迫使默克尔、韦斯特韦勒和韦博相继松口，表示“不会听任希腊从悬崖上掉下去”，并于4月底同意了45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
各评级机构调降希腊债券信用等级，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整个欧洲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欧元汇率土崩瓦解，南欧几个国家也面临出现连锁反应的危险。由于欧元区内部货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希腊的债务危机如果任由蔓延，势必波及整个欧元区，最终将摧毁欧洲人对欧元和欧盟的信心，导致严重的经济乃至政治后果。
鉴于此，德国默克尔政府一反此前的犹豫，不惜冒着5月9日地区选举失败的风险强行推动援助过关，在德国改变态度的鼓励下，欧洲非但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于5月2日通过了1100亿欧元的空前援助方案，接纳了曾一直排斥的IMF注资，而且在5月9日由欧盟推出7500亿欧元、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救助计划，用于救助那些面临金融困境的欧元区经济体，从而进一步为希腊问题“买保险”。
希腊债务危机恶化后，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对欧元区应对效率不满，要求欧元区和欧盟承担更多责任的国际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任由希腊式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而无力挽救，将令欧元体系土崩瓦解，欧盟公信力遭受重创，在此情况下，欧盟各国政要不得不匆匆出手，且手笔越来越大。正如一些媒体所言，这不是为了挽救希腊，而是为了挽救欧元和欧盟的命运。
然而问题不可能就此解决。
不论1100亿还是7500亿，都和德国默克尔政府改弦更张、转而积极促进救助有关。但德国民意对挪用本国税款补他国窟窿表示普遍不满，刚刚揭晓的北威州地方选举，默克尔所在的执政联盟遭遇惨败，将失去地方议会多数。造成惨败的关键之一，正是选民对默克尔推动希腊救助计划“用脚投票”，1000亿的分摊已让德国民众沸反盈天，7500亿计划中，德国势必仍将承担极大比例的一块，届时必将导致更严重政治后果。
将碰上这样麻烦的绝不仅仅是德国，其他需要往外掏钱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碰上类似问题，因为替他人埋单，就意味着自身福利水平的下降。
还有更麻烦的。
积极救助意味着欧元区的传统，即各成员国在财政问题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就此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被救助的国家需要以严厉的紧缩政策作为回报，这等于容许欧元区给自己的金融自由和财政预算套上紧箍咒，装上摄像头，等于让各成员国部分牺牲国家自主权，这将触发欧洲一体化问题范畴的原则性“老大难”政治，后果不言而喻。
救助计划出台后，欧元的强势昙花一现，旋即继续走弱，而欧洲乃至世界股市则延续了低迷表现，正如《华尔街日报》文章所指出的，这表明欧盟和世界对这些措施并无信心，认为不足以解决问题，消除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甚至表示，欧洲人人都在谈论救助金额的问题，仿佛救助已是板上钉钉，而事实上1100亿尚未得到各国议会批准，就更不用提欧盟的7500亿了——根据欧盟宪章，这需要所有欧盟27国，而不仅仅是欧元区16国的议会同意，尽管另外11个国家并不出一分钱。
由漫不经心到急不可待，至少表明了欧盟正视和解决债务危机的决心。但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之难求索解、易陷僵局，早已为战后欧洲政治风云所无数次证实，其麻烦、波及范围和后遗症，恐怕还在希腊危机之上。如果欧元区各国急于求成，掉以轻心，只怕是葫芦尚未按下，瓢已经又漂了起来。
未来：扬汤止沸火更旺
巨额救市基金的设立让欧洲许多人仿佛松了一口气，《金融时报》5月12日社评欢呼“欧洲终于第一次抢在危机的前面”，而不会再被讥讽为亦步亦趋、议而不决和官僚主义。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7500亿欧元的担保基金仿佛一座巨大的水库，随时准备扑灭从希腊起源、到处蔓延的债务危机之火，不必再担心反应不及，也不必再因为贻误战机，而被其他大洲的国家指责为“拖全球经济复苏的后腿”了。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笔钱只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认同，可欧盟委员会没钱，钱在各国国库里，要掏出来需每个成员国议会——包括掏钱的和不掏钱的——一一投票解决，欧洲这次只不过先把钱数喊了出来，至于掏钱的程序、速度，和过去并没有实质区别。
一些分析家欢呼“欧盟终于把干预的水枪换成了火箭炮”，的确，短短两周，从450亿到1100亿再到7500亿，欧洲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但方法却还是老一套，即曾被德国经济学家辛恩讥讽为“扔个雪球去熄灭篝火”的扬汤止沸之法，只不过雪球越来越大，但篝火是不是也越烧越旺了？
许多分析家都指出，由于希腊缺乏造血机能，严厉的紧缩计划更将进一步打击原本就景气不佳的希腊经济，1100亿欧元只能延缓、而不可能避免希腊陷入债务重组，按现在的情形，也许5000亿欧元全部投入到希腊，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倘果真如此，欧盟刚刚设计出的救助“水库”，只够勉强救希腊一家，所谓未雨绸缪，预防危机扩散，就成了一纸空文。
更危险的是，为了对付金融危机，一年来欧洲各国央行向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导致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容易制造金融泡沫，更埋伏下通胀的隐患。原本在经济复苏逐渐成为共识之际，欧洲各国已开始着手收紧银根，回收流动性，如今希腊事件使得这一进程被彻底打断，流动性非但不曾收缩，反倒因接二连三的大手笔注资，变得更加充盈，一旦国际游资看准时机、地点再度兴风作浪，后果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此次欧元区由犹豫转为迫不及待，转折点是华尔街评级机构突然将希腊等国主权基金降级，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欧元和欧洲股市遭受重创，更让希腊发行国债融资的努力变成一场空忙，可以说，评级机构的突然出手，逼着整个欧盟不得不一起跳进希腊的无底洞。对此，欧洲各国纷纷谴责评级机构的恣意妄为。一位法国金融界人士在《回声报》上指出，希腊危机已历多时，本应成为市场预警信号的评级机构麻木不仁，而当市场已开始消化希腊利空之际，它们却突然出手打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风险，还用它们的评级来放马后炮么”？
对此评级机构显得有恃无恐，理直气壮，标准普尔的一位高级职员对欧洲的一片指责不屑一顾：“希腊主权债券就是垃圾，明明是垃圾，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这就是一堆垃圾？”
许多欧洲金融专家指出，从“次贷”危机到希腊巨额债务，背后都有缺乏监管的华尔街金融家影子，这笔旧账未了，华尔街评级机构又冷不防给了欧洲狠狠的一拳，如果不彻底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建立更透明、更公正的评级体系，谁又能担保下次不再出别的问题？
可这又谈何容易？
IMF在欧盟通过救助计划后借卡恩之口表示，欧元区国家应协调预算，单一国家的财政预算必须经所有成员国认可方能通过，然而局外人说来轻巧，局内人看来又谈何容易？预算独立原本是欧元区的基本原则，一旦破坏，势必又将牵扯到从欧盟宪章到里斯本条约，没完没了的欧洲一体化“老大难”议题中去，这个马蜂窝一旦捅开，其麻烦恐怕比希腊债务危机更大。更何况，不论是可能成为最大金主的德国，还是潜在的援助国，对这一既涉及敏感主权问题，又要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建议，都没有太大兴趣，至于欧元区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英国就是典型代表，正在大选期间的英国政府直言不讳：英国不会为欧盟救助计划掏一分钱，谁捅了漏子，谁就自己去堵。
既不想放弃一个成员国，又不能牵扯主权问题，一味增大注资，能最终解决债务危机么？一些人开始谈论默克尔的“欧洲货币基金”，另一些人，如努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的曼努埃尔·努比尼，则主张实行“B计划”，即干脆一步到位地强制实施债务重组，让危机及早爆发，及早解决，以免旷日持久，危害更甚。然而不论哪个方案，都将涉及棘手的监管权和主权问题，更可能引发不可预估的社会冲突，各国决策层恐怕都难下这样的决心。
未来会怎样，未来才知道，从目前看，欧元区和欧盟第一步应该做的，还是设法让各国议会顺利通过救助方案，让希腊政府兑现自己的紧缩诺言，同时又不至于引发难以收拾的社会动荡和民怨沸腾。
2010年5月5日，雅典市中心一家银行的职员——一个有着四个月身孕的母亲，被愤怒的人群用汽油弹烧死，此后希腊的债务危机成为全球股市大跌的导火索。当我们庆幸全球经济正在快速复苏时，唯一能把世界拖入二次探底的，只有可能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而源头就是希腊。
当所有人都对希腊隔岸观火时，也许不久后危机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烧到自己的眉毛尖上。让我们驻欧洲一线记者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二次危机的苦涩与艰辛吧！
当地时间5月5日，雅典市中心的Marfin银行，32岁的安格莉琪给母亲打电话说：“妈妈，不要担心，我很好。他们只是破坏银行的自动提款机，用锤子砸楼下的玻璃门。但是我们在二楼很安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可是，她的母亲，帕纳约塔，再也没有接到女儿的电话。她有着四个月身孕的女儿，于当日丧生在燃油弹引起的火灾中。 当时，安格莉琪的丈夫同样在示威游行的人群中，而他并不是来抗议的，他试图冲过人群闯入银行去救他的妻子，却在最后一刻被防暴警察拦住。
与安格莉琪一同丧生的，还有另外两名银行员工。很多人去参加了安格莉琪的葬礼，她的父亲，一位75岁的律师在葬礼上说，“我所能希望的只是她的死不是徒劳，我所能希望的只是这一切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教训，那么类似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
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是抗议示威人群暂时的冷静。在接下来的一周，人们自发地组织了悼念活动。鲜花和蜡烛摆满了Marfin银行的大门口，昔日愤怒的咆哮也被沉默的祈祷所取代。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事件的结束。
事实上，安格莉琪丧生只是这一灾难的短暂高潮，而在这之前整整一个星期，希腊报纸的头条都被“暴动”、“汽油弹”、“催泪瓦斯”这样的字眼占据着。
5月4日，为了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的公务员开始了为期48小时的罢工，教师也加入罢工队伍，学校停课。
5月5日，约十万名希腊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不久，示威游行演变为暴力抗议活动。同时，罢工领域延伸至新闻媒体、医院、公路、铁路等各个部门。此外，在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和西部港口城市帕特雷也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宪法广场是雅典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得名于1843年9月3日，奥托国王批准的希腊宪法。这座广场静默地立在无名烈士墓和国会大厦前，见证着民主和自由诞生，也目睹了过激的民主和自由带来的血腥。
5月5日抗议示威的人群聚集于此，打出了“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将是你们的危机”等标语，并且高喊议会是“小偷”。愤怒的人群还将怒火转嫁到雅典市中心的Marfin银行，汽油弹引发的火灾造成了三名银行员工的死亡。
英国BBC的记者马尔科姆说：“雅典现在的局势依然紧张，三位银行工作人员的死会缓和局势。因为人们会思考，以生命为代价并不值得。但是仍然有人相信，这是社会性爆发的开始。这是一个极易激动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让三条鲜活的生命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加入“欧元区”是一场噩梦
希拉里是在希腊居住了四年的英国人，他讲述了这些年希腊的变化。他说，从希腊加入欧盟的那一天，物价便飞涨起来。德拉克马（希腊前货币）转化成欧元的那一天，牛奶的价格增长了三倍。从那之后，生活开支就不停地上涨、上涨。
希腊人民是有理由愤怒的，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加入欧盟后一直下降，甚至有人说，紧缩政策把希腊带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在希拉里看来，债务危机不是一个金融概念，而是人们的生活被带入举步维艰的困境。不断增长的赋税和高额的物价使人们无法仰赖工资生存，仿佛整个希腊的人民都陷入生存危机中。他正在打算回到英国，可是已经购买的房子又成为他担忧的问题。雅典的居民区里，随处可见贴着“出租”的房屋，房地产市场极为萧条，希拉里从2008就开始出售的房子，至今仍然无人问津。
苏是一个嫁给希腊人的英国人，在她看来，希腊人民的愤怒还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当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只能转向亲人求助。可当这个国家连食物的价格也跟伦敦同步，就是亲人也无法伸出援手。
那么，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在做什么呢？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赫然入眼的便是希腊政府的紧缩政策，包括：公共部门开支冻结至2014年；公共部门补贴减少20％；政府养老金冻结或减少；平均退休年龄从61岁增至63岁；消费税从19％增至23％；燃油、烟酒税增加10％；利润税、博彩税、房产税和环保税采取一次性付清……
一方面是生活质量的下降，人民对政府怨声载道。而政府的一些行为又加剧了人们的不信任感。苏说，希腊人的示威是为了反对经济政策，这并不全面。人们坚信一些政客和他们的同党挪用了大量公共基金仍然逍遥法外。我希望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白当他们把钱投入希腊的时候，需要检查这些钱的去处。难怪希腊人民会在示威中大喊议会是“小偷”。这场抗议并不仅仅针对紧缩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在这场危机中推卸责任、高高在上的政治阶级。
经济危机时，政府通常会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为何希腊被迫走上紧缩道路呢？
这要追溯到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虽然当时财政预算赤字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欧元区要求的3％和60％，但希腊借助高盛提供的“货币掉期交易”掩饰了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成为欧元区的一员。
2004年11月4日，希腊政府承认，从1999年以来，希腊的财政赤字从未低于欧盟条例要求的3％。雅典奥运会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政府的负债。
2009年，政府公布的国家债务高达2620亿欧元。随着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16日标准普尔也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 22日 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
2010年3月3日，希腊公布48亿欧元紧缩方案。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提出援助请求。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虽然欧洲各国伸出援手，但是却要求希腊实施紧缩政策以减少政府债务。
而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又如何呢？
英国：外强中干
走在伦敦的牛津街，Burberry、Prada、Armani等曾经辉煌耀眼的一线品牌几乎无人问津，一些诸如H&M、Next、Zara等二线品牌光顾的人增多，而今年最火热的是，各大商家为了促销，把夏季打折从7月提前到了5月。
我一位在拉夫堡大学就读数学和会计金融管理双学位的朋友Jon，他在被“四大”（普华永道、安永、德勤、毕马威）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家位于伦敦金融区的排名12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他说，在他所有的朋友中，他是唯一一个找到工作的。而就在2007年，拉夫堡大学还以98％高就业率受到学生的青睐。
截至伦敦时间5月12日上午9点30分，英国统计局的最新数字表明，英国的失业人口已升至15年以来的最高点，达到250万，18％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同时，待业人口已经达到870万，包括学生、长期休病假的离职人员和那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但就是这些迹象明显的警示信号，依然阻挡不了英国的“和谐政治”：英国各大报纸的头条依然被大选占据着。配合着新首相卡梅伦上任的和谐旋律，不少经济学家表示，虽然债务危机会影响英国经济的复苏，但英国绝不会重蹈希腊覆辙。他们列出一组数据说明问题：
截至2009年底，英国的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1.5％；略低于希腊的13.6％；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68％，低于希腊的115％。英国到期债务为13.5％，而希腊的大部分债务已经到期八年；同时，希腊禁锢在欧元区内, 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恢复竞争力，但英国可以。
英国大臣阿利斯泰尔于5月11日表示，英国将不会提供无限量援助给陷入困境的欧元区。
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如此乐观。
英格兰银行的总裁默文·金警告说，金融危机远未结束。债务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公共部门，银行危机已经演变成为潜在的英镑债务危机。在陷入了希腊问题几个月后，上周末（5月7日）出台了综合性措施防止危机扩张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但是，世界经济仍然面对着希腊债务危机潜在问题。
更不乏有人笑称，英国占国民生产总值68％的债务与希腊的115％的对比，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英格兰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4％，远高于政府预定目标2％。除了官方的数据，英国人的生活也在被悄无声息地改写着。
其实英镑的贬值早在欧元之前，随之而来的是进口产品物价的上涨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对于英国这个对进口依赖性很强的国家来说，几乎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日新月异。超市里鸡蛋的价格比2008年增长了30％，奢侈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类似miumiu的手提包，已经从2004年的500英镑（约5075元）升至800英镑（约8120元）。
欧洲面临降级
比起英国，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显得忧心忡忡，整个欧洲因希腊而面临“降级”。
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被降为BB+后，又轮到了葡萄牙（A-）和西班牙（AA）被降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评级虽然被降低了，但仍然在A级范围之内: 评级机构认为不存在国家破产的危险，但公共金融状况会恶化得很快。人们担心由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羸弱，这些国家会大幅增加公共债务。
在经济危机之前，西班牙的公共债务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60%以下，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问题在于，西班牙在经济危机中经历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下降和赤字的大幅增加。2009年西班牙的国家债务为 GDP的54%， 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会增长到66%，而2011年则将变为74%。 这样的赤字水平仍然没有希腊那么严重，和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差不多。评级机构担忧西班牙的债务继续大幅增加，而国家经济在未来十年停滞不前。
比起数字，人民的生活远没有那么乐观。在马德里，数以千计的人在劳动节那天穿越城市中心举行游行。2010年第一季度的统计表明，西班牙的失业率在欧元区是最高的，达到20.05％，有近一半的25岁以下青年处于待业状态。
在航空公司工作的马丁说，他一直都在担心失业，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并不认为政府当前的工作是正确的。
今年毕业的卡拉打算重新回到学校，因为实在难以找到工作。“我愿意现在工作”，她说，“我甚至在毕业前就参加社会工作。可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想，政府已经忘记了那些对经济无利可图的人”。
市场中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恐惧心理：如果只占欧元区国民生产总值2%的希腊因为得不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会很快破产，占欧元区国民生产总值10%的西班牙会不会破产？ 另外，市场总能意识到“雪球效应”的存在：如果有了这种恐惧，西班牙的利率就会上升，而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评级机构的“负面作用”：当一切都很正常时，它们会看不到风险，当出现问题时，它们则倾向于将问题放大。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评级是为了评估这个国家遭遇“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没有债务风险的国家的评级在A 与AAA之间。欧元区除了希腊之外所有国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一旦一个国家的评级降到了BB级，就可以认定这个国家破产的风险特别高。
那么，在中欧和东欧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贝尔格拉德，我见到了德拉季卡·马丁诺维奇，他是一家大型公共建筑公司的经济分析师。最近，准确地说是自从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他每天去工作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我们会不会是危机的下一站？”在注视着希腊和金融市场的同时，中、东欧一些刚刚加入欧盟或者等待加入欧盟的贫穷国家也正经历着惨淡的经济形势，“表面上并没有人担心”，这位55岁的塞尔维亚人叹息道。
和雅典一样，贝尔格莱德已经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贷款，但它将为此支付29亿欧元的利息：这个计划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公共领域将可能因此进行裁员。
德拉季卡所在的公共建筑公司曾经是前南斯拉夫的杰出企业，以在亚洲和非洲建设桥梁、水坝等大型基础设施而著称。而现在它却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一年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名员工被辞退，并且仍有取消部分职位的需求。
塞尔维亚的平均月薪约为400欧元，但根据官方或非官方的统计，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劳动人口的20%到30%之间。德拉季卡和许多在巴尔干地区的人一 样，在公共非盈利性领域工作，他焦躁地等待着，希望看清希腊的债务危机的走势，更希望这场危机不会让本来经济就欠发达的“另一个欧洲”——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一些旧共产主义国家，陷入新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这些国家非常依赖他们的西欧邻居，最近他们也在不安地关注着欧元的贬值和西欧股市的低迷。“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来说，潜在的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希腊银行在这三个国家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主席托马斯·米罗确认地说。
保加利亚的南部与希腊接壤，因此也是受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其28%的银行属于希腊的金融机构，保加利亚担心资金会进一步流向希腊。为了防止这一点，政府已经下令银行 24小时监控所有面向希腊的转账业务。
此外，希腊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重要投资者和商务合作者，其10%的出口业务都在保加利亚。周三的时候，保加利亚总理已经提出了一个缩减开支的计划，特别预计在公共领域降低20%的预算，“我们不会让保加利亚的经济陷入希腊或者其他欧盟国家的危机中”。
在最北端，罗马尼亚同样承受着考验。即便在希腊危机之前，它就已经收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亿欧元借款，用来抵消稳定公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阵痛。
特拉扬·伯塞斯库总统已经宣布从6月1日起，在公共职能部门降低25%的薪金，降低15%的退休金和给予全国130万失业者补助金。然而，当谈到周三在雅典的暴力事件造成三人死亡，政治学家斯泰利安·塔纳斯认为罗马尼亚并不会像希腊那样陷入社会危机，“希腊有更多的债务，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希腊人已经很好地生活了30年。而罗马尼亚人并未过上好日子，他们仍然对糟糕的生活环境很熟悉”。
在塞尔维亚的西部，黑山共和国也同样忧虑着，即便他们还不是欧盟成员国。这个巴尔干小国的经济学家德拉戈柳布·简考维克预计道：“如果欧元贬值了，黑山的经济也将受影响。每一次货币汇率的波动都会对我们的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至于斯洛文尼亚，原来南斯拉夫唯一进入欧盟的国家，它的情况要好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但它也承受着经济危机，并且几乎不会在经济上援助希腊。近期斯洛文尼亚《民主报》主编Metod Berlec写过这么一段话：“不少经济学家估计,无论如何希腊都会以破产告终，这个国家将会和他们曾经借过的金钱告别。”这段话或许代表了不少希望对希腊保持“冷血”的人的看法。
一场笨拙的紧急救援
文/本刊驻北美特约记者 陶短房
早在2月，欧盟和欧元区就达成了“原则上”同意援助希腊的共识，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磋商、峰会，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见表态，不见行动。
从袖手旁观到紧急驰援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大多数国家自身也出现种种经济问题，欧元区两大支柱之一的法国景况不佳，对援助态度起初并不热衷；另一支柱国家德国倒是一枝独秀，在经济衰退中损失不大，但德国国内民意普遍反对政府用德国纳税人的钱，去“替他国犯的错误埋单”，加上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辛恩），对救助希腊持激烈批评态度，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德国将被那些债务缠身的穷国拖死。
因此最初默克尔政府态度十分暧昧：要求希腊“自救”；要求其先满足条件削减赤字，德国再考虑救援；德国央行行长韦博直到4月中旬还持保留立场，而外长韦斯特韦勒4月下旬还坦言，救援姿态要做，但不应“草率行事”。
因为这种态度，德国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欧元区其他国家和IMF等国际组织的围攻，4月底5月初甚至出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世贸5大组织轮番施压的“盛况”，迫使默克尔、韦斯特韦勒和韦博相继松口，表示“不会听任希腊从悬崖上掉下去”，并于4月底同意了45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
各评级机构调降希腊债券信用等级，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整个欧洲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欧元汇率土崩瓦解，南欧几个国家也面临出现连锁反应的危险。由于欧元区内部货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希腊的债务危机如果任由蔓延，势必波及整个欧元区，最终将摧毁欧洲人对欧元和欧盟的信心，导致严重的经济乃至政治后果。
鉴于此，德国默克尔政府一反此前的犹豫，不惜冒着5月9日地区选举失败的风险强行推动援助过关，在德国改变态度的鼓励下，欧洲非但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于5月2日通过了1100亿欧元的空前援助方案，接纳了曾一直排斥的IMF注资，而且在5月9日由欧盟推出7500亿欧元、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救助计划，用于救助那些面临金融困境的欧元区经济体，从而进一步为希腊问题“买保险”。
希腊债务危机恶化后，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对欧元区应对效率不满，要求欧元区和欧盟承担更多责任的国际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任由希腊式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而无力挽救，将令欧元体系土崩瓦解，欧盟公信力遭受重创，在此情况下，欧盟各国政要不得不匆匆出手，且手笔越来越大。正如一些媒体所言，这不是为了挽救希腊，而是为了挽救欧元和欧盟的命运。
然而问题不可能就此解决。
不论1100亿还是7500亿，都和德国默克尔政府改弦更张、转而积极促进救助有关。但德国民意对挪用本国税款补他国窟窿表示普遍不满，刚刚揭晓的北威州地方选举，默克尔所在的执政联盟遭遇惨败，将失去地方议会多数。造成惨败的关键之一，正是选民对默克尔推动希腊救助计划“用脚投票”，1000亿的分摊已让德国民众沸反盈天，7500亿计划中，德国势必仍将承担极大比例的一块，届时必将导致更严重政治后果。
将碰上这样麻烦的绝不仅仅是德国，其他需要往外掏钱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碰上类似问题，因为替他人埋单，就意味着自身福利水平的下降。
还有更麻烦的。
积极救助意味着欧元区的传统，即各成员国在财政问题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就此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被救助的国家需要以严厉的紧缩政策作为回报，这等于容许欧元区给自己的金融自由和财政预算套上紧箍咒，装上摄像头，等于让各成员国部分牺牲国家自主权，这将触发欧洲一体化问题范畴的原则性“老大难”政治，后果不言而喻。
救助计划出台后，欧元的强势昙花一现，旋即继续走弱，而欧洲乃至世界股市则延续了低迷表现，正如《华尔街日报》文章所指出的，这表明欧盟和世界对这些措施并无信心，认为不足以解决问题，消除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甚至表示，欧洲人人都在谈论救助金额的问题，仿佛救助已是板上钉钉，而事实上1100亿尚未得到各国议会批准，就更不用提欧盟的7500亿了——根据欧盟宪章，这需要所有欧盟27国，而不仅仅是欧元区16国的议会同意，尽管另外11个国家并不出一分钱。
由漫不经心到急不可待，至少表明了欧盟正视和解决债务危机的决心。但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之难求索解、易陷僵局，早已为战后欧洲政治风云所无数次证实，其麻烦、波及范围和后遗症，恐怕还在希腊危机之上。如果欧元区各国急于求成，掉以轻心，只怕是葫芦尚未按下，瓢已经又漂了起来。
未来：扬汤止沸火更旺
巨额救市基金的设立让欧洲许多人仿佛松了一口气，《金融时报》5月12日社评欢呼“欧洲终于第一次抢在危机的前面”，而不会再被讥讽为亦步亦趋、议而不决和官僚主义。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7500亿欧元的担保基金仿佛一座巨大的水库，随时准备扑灭从希腊起源、到处蔓延的债务危机之火，不必再担心反应不及，也不必再因为贻误战机，而被其他大洲的国家指责为“拖全球经济复苏的后腿”了。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笔钱只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认同，可欧盟委员会没钱，钱在各国国库里，要掏出来需每个成员国议会——包括掏钱的和不掏钱的——一一投票解决，欧洲这次只不过先把钱数喊了出来，至于掏钱的程序、速度，和过去并没有实质区别。
一些分析家欢呼“欧盟终于把干预的水枪换成了火箭炮”，的确，短短两周，从450亿到1100亿再到7500亿，欧洲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但方法却还是老一套，即曾被德国经济学家辛恩讥讽为“扔个雪球去熄灭篝火”的扬汤止沸之法，只不过雪球越来越大，但篝火是不是也越烧越旺了？
许多分析家都指出，由于希腊缺乏造血机能，严厉的紧缩计划更将进一步打击原本就景气不佳的希腊经济，1100亿欧元只能延缓、而不可能避免希腊陷入债务重组，按现在的情形，也许5000亿欧元全部投入到希腊，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倘果真如此，欧盟刚刚设计出的救助“水库”，只够勉强救希腊一家，所谓未雨绸缪，预防危机扩散，就成了一纸空文。
更危险的是，为了对付金融危机，一年来欧洲各国央行向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导致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容易制造金融泡沫，更埋伏下通胀的隐患。原本在经济复苏逐渐成为共识之际，欧洲各国已开始着手收紧银根，回收流动性，如今希腊事件使得这一进程被彻底打断，流动性非但不曾收缩，反倒因接二连三的大手笔注资，变得更加充盈，一旦国际游资看准时机、地点再度兴风作浪，后果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此次欧元区由犹豫转为迫不及待，转折点是华尔街评级机构突然将希腊等国主权基金降级，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欧元和欧洲股市遭受重创，更让希腊发行国债融资的努力变成一场空忙，可以说，评级机构的突然出手，逼着整个欧盟不得不一起跳进希腊的无底洞。对此，欧洲各国纷纷谴责评级机构的恣意妄为。一位法国金融界人士在《回声报》上指出，希腊危机已历多时，本应成为市场预警信号的评级机构麻木不仁，而当市场已开始消化希腊利空之际，它们却突然出手打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风险，还用它们的评级来放马后炮么”？
对此评级机构显得有恃无恐，理直气壮，标准普尔的一位高级职员对欧洲的一片指责不屑一顾：“希腊主权债券就是垃圾，明明是垃圾，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这就是一堆垃圾？”
许多欧洲金融专家指出，从“次贷”危机到希腊巨额债务，背后都有缺乏监管的华尔街金融家影子，这笔旧账未了，华尔街评级机构又冷不防给了欧洲狠狠的一拳，如果不彻底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建立更透明、更公正的评级体系，谁又能担保下次不再出别的问题？
可这又谈何容易？
IMF在欧盟通过救助计划后借卡恩之口表示，欧元区国家应协调预算，单一国家的财政预算必须经所有成员国认可方能通过，然而局外人说来轻巧，局内人看来又谈何容易？预算独立原本是欧元区的基本原则，一旦破坏，势必又将牵扯到从欧盟宪章到里斯本条约，没完没了的欧洲一体化“老大难”议题中去，这个马蜂窝一旦捅开，其麻烦恐怕比希腊债务危机更大。更何况，不论是可能成为最大金主的德国，还是潜在的援助国，对这一既涉及敏感主权问题，又要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建议，都没有太大兴趣，至于欧元区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英国就是典型代表，正在大选期间的英国政府直言不讳：英国不会为欧盟救助计划掏一分钱，谁捅了漏子，谁就自己去堵。
既不想放弃一个成员国，又不能牵扯主权问题，一味增大注资，能最终解决债务危机么？一些人开始谈论默克尔的“欧洲货币基金”，另一些人，如努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的曼努埃尔·努比尼，则主张实行“B计划”，即干脆一步到位地强制实施债务重组，让危机及早爆发，及早解决，以免旷日持久，危害更甚。然而不论哪个方案，都将涉及棘手的监管权和主权问题，更可能引发不可预估的社会冲突，各国决策层恐怕都难下这样的决心。
未来会怎样，未来才知道，从目前看，欧元区和欧盟第一步应该做的，还是设法让各国议会顺利通过救助方案，让希腊政府兑现自己的紧缩诺言，同时又不至于引发难以收拾的社会动荡和民怨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