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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鱼脍】
按照竺可桢先生的理论,公元七、八世纪,中国大陆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两度左右。地处中原的洛阳湿润多雨,横贯城池的洛河以及毗邻的黄河、伊河水量丰沛,水产丰富,洛阳人一向喜欢吃鱼。
一条刚从水中捕上来的鱼,到了厨师手里,只要片刻功夫,就能变成一盘又白又细的鱼片。半透明的鱼片轻薄如纸,能隐约穿透灯光。把鱼片放进由芥末、豆豉、蒜泥和酱油混合成的调料中略微一蘸,入口爽滑清甜,极为鲜美。由于没有经过炒、炸、蒸等烹饪方法,鱼片的营养物质完全没有流失,这种食用方法被称为“鱼脍”。
我国最早吃“鱼脍”的记录是在周朝,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记载,周朝军队在今陕西白水县附近迎战敌人,后凯旋而归,宴请朋友时吃的就有生鲤鱼片。到了唐朝,吃鱼脍的风气长盛不衰,为了方便食脍,唐人甚至专门制造了切脍的刀具,还诞生了一个专用术语“斫脍”,意为切生鱼片的厨艺表演。斫脍时,案板上要铺有一层白纸,用来吸取切食物时流下的汁水。但刀工高超的厨师,不仅能把食物切成细缕状,白纸上也不沾分毫汁水,这样处理出来的食物才是顶级享受。
后来,“鱼脍文化”经由遣唐使被引进到了日本,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刺身。不过,不同于日本料理刺身多用海鱼,唐人制作鱼脍的食材大多是淡水鱼,并首推鲤鱼,对鱼肉的新鲜程度要求特别高。《隋唐嘉话》中云:“南人鱼脍,以细缕金橙拌之,号曰金韲玉脍。”唐人喜欢在脍的调料中加入豉汁、胡椒,更別出心裁,加入切细的桔橙果皮。这样的鱼脍,不仅美味,而且美观。
唐诗中吟咏鱼脍的句子随处可见,如孟浩然的“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白居易的“绿蚁杯香嫩,红丝脍缕肥”等。唐代诗人中,杜甫对鱼脍情有独钟。他被贬到华州期间,曾回老家洛阳,途经一个后来废弃了的县——阌乡(今属河南灵宝)。在阌乡,县尉姜七请杜甫吃饭,主菜就是一盘黄河鲤鱼做的鱼鲙。
杜甫在诗中说,“河冻味鱼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时值冬末,北方天寒地冻,获取河鱼实在不易;“无声细下飞素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厨师刀工极好,白嫩的鱼片如同雪片一样;“偏劝腹膄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姜七这个年轻朋友特意把鱼肚子边肥美的鱼片来敬我,又因我年老牙不好,特意把米饭煮得很松软;“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对着这落在纸上也不会把纸沾湿的鱼片,我吃得很高兴,不知不觉一盘子都吃空了。
多年后,杜甫历尽艰辛,漂泊西南,他旅居夔州时,偶然发现故人王十五竟与自己为邻。有一天,王十五备了鱼脍,邀请杜甫全家做客。怕老杜年迈难行,王十五还专门派了一乘肩舆来迎接他。为此,杜甫又一次写诗:“情人来石上,鲜脍出江中。”
杜甫一生中当然不只吃过两次鱼脍,但这两次鱼脍,却因他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意味深长的侧影。
【烧尾宴:烧钱的饭局】
春和肆地处西市。西市一侧,是洛阳乃至当时全世界最雄伟的大街——天街。天街名为定鼎门大街,全长4公里,街道两旁遍植樱花。春来,樱花灿若云霞,掩映着深门巨宅——当时的官宦世家以及皇亲国戚,大多住在这条街两侧。
韦巨源的府第就在樱花深处。武周时期,韦巨源拜相,后被贬往外地。后来,武则天将皇位传与李显,即唐中宗,韦巨源也得以回京恢复旧职。东山再起的韦巨源志得意满,几天前就开始精心张罗一场宴席。这场超豪华宴席,将因史家的详细记载而名垂史册,成为唐人精致生活的标本。
午时前两刻,韦巨源带领家人恭候府前,他们一个个引颈翘首,眺望着天街的方向。终于,在繁琐的仪仗队伍的后面,一辆名为金辂的红色小车中,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今天唯一的客人——天子唐中宗。
这场御驾亲临的宴会被称为“烧尾宴”。唐时,士子登科或是朝官升任要职,往往会举办烧尾宴。烧尾的寓意,源自“鲤鱼跃龙门”的神话。据说,只有让天火把鲤鱼尾巴烧掉,鲤鱼才能升天成龙——科举如同龙门一般,使得普通白丁文人摇身一变,成为参与国家管理的官吏。
作为与满汉全席齐名的盛宴,烧尾宴留下的菜单上列有菜肴及小吃数十种。宴会开始前,书写在锦帛上的菜单送到客人手里:巨勝奴、玉露团、凤凰胎、御黄王母饭、同心生结脯……这些稀奇古怪的菜名,其中有一部分,直到今天还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把淡黄的酥油与雪白的麦粉揉成团,放进蒸笼里大火蒸熟,便成为一种散发出浓郁奶香的面食,唐人称为“单笼金乳酥”。松软香甜的味道,极似今天的奶黄大包。“巨胜”即黑芝麻,“奴”是古人对器物或动植物的俚称。“巨胜奴”,就是将加了黑芝麻及其它调料的面粉拉扯成条状,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其味香脆,入口即碎,相当于今天的馓子。
在远离大海且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唐代洛阳,能不能有口福吃到海鲜呢?“光明虾炙”给出了答案。此菜是把鲜活的基围虾放到炭火上慢烤,一直烤到鲜明透亮,故而得名。烤熟后的虾,蘸以各种香料配成的蘸汁后食用,海产的鲜与烧烤的香相得益彰,是一道极佳的下酒菜。
“红羊枝杖”,要求用四只羊蹄支撑羊的躯体,可能是“烤全羊”;“金银夹花平截”,即先将螃蟹煮熟,将蟹黄蟹肉剔出,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小段。类似于今天的火腿花卷,不过把火腿换成了蟹肉。蟹黄金黄,蟹肉雪白,“金银夹花”由此得名。
不过,菜谱上的更多美食,今天已经难觅踪影。比如“雪婴儿”,顾名思义的话,此菜的食材或许会吓人一跳。其实,雪婴儿不是婴儿,而是青蛙。唐人用豆粉糊在青蛙腿上,放进油锅,炸熟后捞起来,看上去雪白粉嫩。
烧尾宴的压轴菜叫“素蒸音声部”,然而,这是一道不能吃的菜。“音声人”是唐代对从事演艺业的歌女、乐师的统称,“音声部”则是音声人的组合,相当于今天的文工团。“素蒸音声部”自然不是把歌女和乐师蒸熟吃掉,而是用面粉捏成歌女、乐师的形象,内里填馅,外涂各种植物提取的颜料,面人们或弹琴或吹箫,或唱歌或舞蹈,共有七十个之多。这道菜的本质就是一道笼蒸面食,不过,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看盘,并没有人会下筷子。 烧尾宴虽然盛行一时,但也仅维持了20年左右,直至唐中宗景龙时期苏瑰抵制始罢。据《唐书》记载,苏瑰拜尚书令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时,独不向皇帝进献“烧尾宴”。当时不仅百官嘲笑,中宗皇帝亦不悦。面对诸多同僚的讥讽和天子的不满,苏瑰进谏道:“宰相是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大事的,现在米粮昂贵,百姓吃不饱,卫士们甚至三天没有吃的,臣虽不称职,也不敢烧尾。”中宗也只得默认。从此,“烧尾宴”不再举行。
【胡食成风】
唐代的烹饪方法中,最主要的是煮,其次是蒸和烤。虽然烹饪技术尚不如现在全面丰富,食材也相对乏善可陈,但美食家从不缺席。
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唐人喜欢在饮食上创新,把更多的东西纳入食材行列。牛蒡、紫苏、甘菊之类的药苗和鼠类以及蟠虫、蜜蜂,都是令唐人食指大动的好食材。最离奇的是一位好吃的将军,他竟然把旧马鞍烧成一道菜,并宣称:“物无不堪吃,唯在火侯,善均五味。”
与前代相比,唐朝疆域空前辽阔,境内设有四通八达的陆驿和水驿。统治区内,当某个地方的某种土产珍馐被上流社会垂青时,多半会纳入土贡名单,定期送往首都,走进宫廷和王公贵族的府第。
在韦府宽大的储藏室里,整齐罗置着来自陕西南部的夏蒜,甘肃北部的鹿舌,山东沿海的文蛤,长江中游的糖蟹,广东潮州的海马,安徽北部的糟白鱼,浙江的生姜,河南的杮子,湖北南部一种叫白花蛇的麻点毒蛇肉干……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几百年里,民族纷争反过来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及至大唐盛世,开放是从上到下的时代范儿,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洛阳和长安等国际性大都市里,云集着众多称为胡人的外国人。他们把各自国家、民族的美食带到唐朝,从而掀起了“胡食之风”。
人们的物质生活崇尚胡风,饮食乃至服饰纷纷以胡为美,史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在韦巨源款待唐中宗的烧尾宴上,便有不少极具异域风味的食品,包括來自印度的婆罗门轻高面,来自南亚的曼陀样夹饼。
在唐朝,无论洛阳、长安这样的大都市,还是相对闭塞的并州、密州,人们都喜欢同一种胡食,那就是用牛羊肉、鸡鸭肉或驴马肉炖汤,加入胡椒与面片同脍,称其为“不托”。这个奇怪的名字,很可能源自胡语音译。在洛阳,人们后来把它称为“汤饼”。烧尾宴菜单上,“生进鸭花汤饼”赫然在目。按唐人习俗,伏日和生日必须吃汤饼。《新唐书》就记载,唐玄宗生日那天,王皇后专门为他准备了汤饼。演变到今天,便成为生日吃长寿面。
不过,在进入中原后,不少胡食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改良。“羊盘肠”是自西域传入中原的一道大菜。将羊宰杀后,取出羊肠洗净,灌入羊血和羊肉,慢煮后用刀割食。为了适应洛阳人的口味,羊盘肠要用米、面相配作糁,以姜、桂和橘皮作香料,以去除膻味儿。
与此同时,宫廷的喜好也是饮食的风向标,引领着大唐的时尚潮流,并深刻地影响民间。当宫廷宴席中以高汤调制的各类汤菜传入民间后,便慢慢演化为闻名遐迩的“洛阳水席”,此名之含义有二: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汤水水;二是热菜洛阳水席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样不断地更新。
烧尾宴进入尾声时,有一群高鼻深目的胡人,牵着骆驼走进距韦府数里之遥的洛阳西门,在城楼下接受小吏盘查。这些往来于丝绸之路的胡商中,有一位粟特人,名叫康居安。他经商多年,往来中亚各国。这是他第一次随商队不远万里来到洛阳。
进入大唐后,沿途的饮食让康居安惊喜不已。因为,其中不少食物是他在中亚就早已熟悉并喜爱的。胡饼就是康居安的最爱。与今天的饼相比,唐代的胡饼堪称巨无霸。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胡饼,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9.5厘米。还有一种胡饼,将一斤羊肉剁成馅,一层层夹在面饼中,再放上椒豉,抹上酥油烘烤,称为“古楼子”。
今天我们喜爱的馄饨,也是在唐代时经由丝路传入洛阳。韦巨源豪奢讲究,他发明了“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即用二十四种不同的花形馅料包成馄饨,以象征一年有二十四节气。诗豪刘禹锡晚年寓居洛阳,他通医术,精美食,每到立秋前后,便取一种叫樗根的药材捣成粉,与面粉一起包成馄饨。据说,这种馄饨不仅味道鲜美,还能治疗腰痛。
沿途,康居安既吃到了胡饼和馄饨,还吃到了从印度引进的茄子,从波斯引进的菠菜,从龟兹引进的巴旦木,从安南引进的槟榔,从泥婆罗引进的混提葱……这些五花八门的舶来品,令康居安对未来充满期待。因为,在他的骆驼背上,诸多商品中有一包蔬菜种子。他深信,这种唐朝没有的蔬菜,一旦由他引入,必将获得一个好价钱。
【千金菜与酒】
洛阳城里有不少饆饠店。饆饠,也作毕罗,是一种包馅面食,经由丝路传入中原。韦巨源宴请天子的烧尾宴上,就有一道“天花毕罗”。据考证,毕罗系以面粉揉团,中间夹以肉类、羊肝、蟹黄或是各种水果为馅,下油锅煎炸而成。
鲜香的毕罗是诸种外来美食中,最受洛阳人欢迎的一种。人们在聚会待客或是谈生意时,都喜欢到毕罗店里坐坐,类似于今天咖啡馆的功能。
康居安与被称为“牙人”的中间商就在一家毕罗店里见了面。
令康居安沮丧的是,他寄托了厚望,一直认为奇货可居的蔬菜种子竟然一钱不值。牙人看了他精心种在盆子里作为样品的蔬菜后,大笑摇头。紧接着,当牙人的助手从邻近市场买回一模一样的蔬菜时,康居安失望到了极点。
牙人告诉他,这种蔬菜,引进中原的确只有几十年,至于引进洛阳,还不到五十年。当初为了引进它,政府曾赐予引种的胡人千金。故此,人们把这种蔬菜称为“千金菜”,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莴苣。莴苣原产地中海沿岸,后来传入中亚,再经中亚传入中国。
令康安居稍感欣慰的是,莴苣虽然不值钱,但他带来的另外一种商品,却颇受洛阳人欢迎,让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那就是产自西域的葡萄酒。
洛阳城外的田野阡陌纵横,零星地分布着小规模的葡萄园。原产西域的葡萄,自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回国,到武则天时代已有800年。但是,用于酿造优质葡萄酒的马乳葡萄,直到武则天16岁那年,唐朝征服高昌后,才作为奇花异草引进到长安的皇家园林。 很长时间里,葡萄一直被唐人视为具有异域情调的风物。从侯思止家搜出的绸缎上,绣有一串串葡萄作为装饰图案;在磨镜人为豪门磨制的铜镜背面,同样有葡葡纹样式。因此,盛唐以前,最好的葡萄酒几乎都是进口,它们不远万里,从西域进抵洛阳。“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唐诗里,描写葡萄酒的诗句比比皆是,可见葡萄酒相当普及。
来自西域的葡萄酒成为洛阳人眼中时尚的象征,而来自印度的三勒浆酒则被认为具有使人长寿去病的神奇功效。
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合称“三勒”,这三个词语源于吐火罗语音译,是三种原产印度的果实。用它们酿成的酒,称为“三勒浆酒”。上流社会对三勒浆酒的追捧,使它的功能被神化。就连诃黎勒的叶子,也被赋予了神秘力量。比武则天更晚的诗人包佶生病时,他的高官朋友赠送了一份厚礼:一片小小的诃黎勒叶子。包佶为此感激作诗:“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
除了舶来的洋酒,大唐各地也盛产诸种美酒。《唐国史补》记载,当时闻名全国的酒至少有十多种。这些酒大多为米酒,少数为配制酒和果酒。配制酒,即以米酒为基础,加入动植物材料,通过浸泡、掺兑或蒸煮等方法而成。居停洛阳期间,作为一个无酒不欢的饮者,康居安对两种配制酒大为倾倒。
一种是酴醿酒。酴醿,又称荼靡,是一种蔷薇科小灌木,夏季开花。古人认为,酴醿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结,因而有“开到酴醿花事了”的说法。在唐代,人们将酴醿花浸入一种反复酿制而成的甜酒中。这种酒除了酒本身的甜润之外,还有一种淡淡的花香,被称为“酴醿酒”。另一种是松醪酒。唐人认为,松树四季长青,生命力旺盛,是长寿的象征。因此,以松料制酒,对人体有益。松脂、松花、松节、松叶,总而言之,松树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作为原料配入酒中,统称为“松醪”。当时,松醪酒最知名的产地是湖南长沙,每年都有商人将长沙松醪酒千里迢迢运往洛阳。
好马配好鞍,好酒也需要相称的酒具。春和肆这样的普通食肆,一般配备银杯、角壶和称为银酒注的分酒器,王公贵族则用玉碗玉杯或是金盏金杯,而葡萄酒则用夜光杯,一个酒杯就相当于几户中等人家的家产。虢国夫人别出心裁,在她家大厅的梁上悬挂酒桶,用鹿肠引酒而下,注入一个个玉杯中……
唐人饮酒,侧重献酬之礼,也就是互相敬酒。敬酒时,要行蘸甲礼,即用食指伸入酒杯略蘸一下,将酒滴弹出,以示敬意。为了维护酒场秩序,也会开展各种宴饮游戏,席上要选出主持人,称为“酒纠”。在酒纠的主持下,献酬之后,便开展各种游戏,称为酒令。如比赛用骰子投注盘器,根据骰子停留位置的图案决定饮酒多少;又如相当于今天击鼓传花的抛香球。
不过,最具大唐色彩的宴饮游戏,首推“分韵作诗”。唐代诗歌氛围浓厚,不仅文人士大夫出口成章,即便市井平民或山野之人,大多不乏诗才。分韵作诗,就是在作诗前先规定用哪些字为韵,并把这些字写在纸上,参与者各拈一纸,以纸上的字为韵,当场作诗一首。今天,我们翻阅李白、杜甫、王维等唐代大诗人的作品集就会发现,里面有不少篇章,都是酒宴的产物,大唐盛世的儒雅侧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樱桃、甘蔗和鲜笋】
与现代人一样,唐人也酷爱水果。我们今天常见的水果如梨、李、桃、杏、杮、枣等传统果树,在唐朝已大量种植,而舶来的金桃、银桃、波斯枣也被引进到了黄河流域。
不过,唐朝的苹果看上去比今天要小很多,口感也要差一些,唐人把它称为“柰”,也就是今天中国北方山区还能看到的花红,俗称绵苹果。
最受唐人追捧的,是一种小巧美丽的水果。
唐朝洛阳西部的新安县山沟里,分布着一些樱桃园。每年三月,樱桃成熟后,翠绿丛中万点鲜红,煞是诱人。在没有保鲜技术的古代,经历了缺少鲜果的漫长冬季之后,樱桃率先成熟,使人口味新开,人们把它称为“初春第一果”。
樱桃采摘后,皇帝把樱桃作为贡品带到太庙敬祭祖先。敬祭之后的樱桃,一部分会赏赐近臣,是一种难得的恩宠。其时,皇室或王公贵族还会举办“樱桃宴”。洗净的樱桃摞在琉璃盘中,旁边配有一小碟糖蒸酥酪,用樱桃蘸着酥酪吃。與樱桃宴相匹配的,是清香的酴醿酒。
唐人认为,樱桃燥热,吃完樱桃,必须饮用甘蔗汁去热。在比武则天稍晚的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王维参加了一次樱桃宴,他兴奋地作诗说,“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除了直接饮用外,蔗浆还是制作另一种风味食品必不可少的原料。
李贤是武则天次子,其兄李弘猝死后,他被册立为太子。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李贤贬死巴州,20多年后,朝廷追谥他为“章怀太子”。在章怀太子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幅壁画,画面上的仕女手捧一种被称为“酥山”的食物,与此相对应的,在韦巨源宴请皇上的烧尾宴上,有一道“贵妃红加味红酥”。
究其实质,酥山就是唐代的冰淇淋。但在没有冰箱和制冰机的中古时代,夏天里如何获取冰块呢?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出任过膳部员外郎,相当于膳部的副司长。膳部的职责,除了掌祭器、牲豆和酒膳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藏冰。每年隆冬,膳部令人将冰切成块状,放入一个储冰的大地窖,这个地窖称为凌室,或凌阴。每年农历五月,天气炎热,便根据需要将冰块取出使用。繁琐费时的储存方法,使得今天司空见惯的冰块在唐代“价等金璧”,是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有了冰块后,酥山的制作就很容易了:把奶酪加热融化后,加入蔗浆,放入冰块,使其凝固,然后加工成山的形状,再浇上冰水。为了看上去更诱人,有时还在上面淋一些红色果浆,那便是韦府席上的“贵妃红加味红酥”。 洛阳的春天短暂而珍贵,如同美丽少女的锦瑟年华。浩荡的春风里,与樱桃同样受洛阳人追捧的美食还有一种,那就是来自山间的竹笋。
明代作家冯梦龙在他的《古今笑史》里记载了一個故事:一个北方人到南方做客,朋友请他吃笋。北人第一次吃笋,问朋友这是什么?朋友告诉他是竹。回到北方后,这个北方人很想念笋的滋味,就把家里的竹席放到锅里煮,但根本煮不熟。为此,北方人大骂他的朋友欺人太甚。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在冯梦龙生活的明代,北方已经没有竹子,当然也没法吃到新鲜的竹笋了。不过,唐代气温比今天更高,北方也到处是青翠的竹子,地处中原的洛阳尤其如此。因此,春天来时,与樱桃一道成为洛阳人席上珍的就有鲜笋。由于食客趋之若鹜,作为时令食材的鲜笋价格高昂,李商隐在诗里感叹:“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意思是说,鲜嫩的竹壳包裹着嫩笋破土而出,状如花苞,即便在盛产鲜笋的於陵,也价值如金。
【上元节的小吃】
唐朝有国家法定的狂欢节,称为大酺。大酺最密集的就是武则天时期。
今天的正月十五,是众所周知的元宵节。不过,在唐朝,人们称为上元节。上元节原本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到了唐朝,宗教色彩已经淡化,渐渐演变为一年里最盛大的狂欢节。
不过,上元节,唐人并不吃元宵,另一些美食在节日里粉墨登场。
排在第一位的是膏糜。膏是肥肉或油脂,糜即糜子,俗称黄小米。膏糜就是黄小米加肥肉煮成的粥。排在第二位的是一种看上去很像蚕茧的东西,名叫面茧。顾名思义,是用面粉揉制。面茧有馅,烤制而成。就像后世喜欢在汤圆或饺子里包一枚铜钱讨彩一样,唐人将写有各种官位的木片包入面茧中,看谁吃到的职务更高。排在第三位的是一种称为丝笼的饼状食品。此外,油炸的面食火蛾儿和用米粉蒸的玉梁糕,都是洛阳人在上元节必吃的美食。
唐代的诸多节日,亲友间都会有隆重而丰盛的酒宴聚会。反倒是最重要的上元节,食用的却多是近似于小吃的东西。很可能,那是因为人们急于吃饱之后,相约观灯,从而不愿把时间浪费在餐桌上。
唐朝城市实行封闭管理,入夜后关闭城门和坊门,禁止夜间在城内自由活动。唯独上元节前后,政府照例开放宵禁。入夜,一轮明月下的洛阳城,鼓乐齐鸣,灯火辉煌;街道上,到处搭起演出的舞台,台上,角抵、百戏、杂技,表演热闹非凡。不论贵贱贫富,人们往往举家出游观灯。甚至就连深居禁中的唐中宗,也多次微服夜游。
在诗人苏味道笔下,流光溢彩的上元节,无疑是大唐繁荣与富足的象征: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径落梅。
金吾夜不禁,玉漏莫相催。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