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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但钱瑗在1997年因肺癌转脊椎癌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钟书又离她而去。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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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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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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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着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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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杨绛先生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即便是有电话来了，她也只是淡淡地感谢人们的关心，说自己年岁已高不想接受采访了。尽管如此，杨绛却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柔弱、但内心强大的老人。2013年5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宣布拍卖钱钟书与杨绛的信札，老人为此而愤怒，付诸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她这样写道：“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朋友之间的书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作为商品去交易？我已经100多岁，对于这件事，在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感情很受伤害！我打这官司，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否则给别人的信都可以拿来拍卖，那以后谁还敢写信？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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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杨绛先生的激愤之言，言之有理。或许某些人将自己与名人往来信件当作致富的摇钱树，心情太迫切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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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準备回家。”（张漫子《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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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谁都不争”以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