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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龄持续上升晚婚现象突出
与结婚率下降相对应的是初婚年龄的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 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其中以上海地区的初婚年龄最大。
中国各年龄别女性未婚比例数据显示，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除15-19 岁年龄段女性的未婚比例略有下降，19 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女性未婚比例均明显上升。尤其是20-24 岁与25-29 岁组，其未婚比例分别从2001 年的57.9%和9.6%提高到2016 年的73.5%和26.5%，升幅分别约15 个百分点和17 个百分点，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据2018年上海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上海女性晚婚晚育已成趋势，未婚女青年的比例不断攀升。
与全国相比，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且女性初婚年龄的提高幅度高于男性。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另外，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美国26.3岁，英国28.6岁，法国28.3岁），但仍略低于日本（30.6岁）、韩国（31岁）、意大利（30.7岁）等国。
与结婚率下降相同的是，初婚年龄的上升也是大势所趋。对不少人而言，传统定义上的适婚年龄俨然只剩参考意义。在中国台湾地区，2016 年台湾男性平均结婚年龄 34.4岁，女性 31.5岁。相对于1971年时的28.8岁和22.6岁来说，分别推迟了5.6岁和8.9岁。而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也呈现相同的趋势。2015年，美国首次结婚的新娘年龄中位数接近28岁，首次结婚的新郎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十年前，一般情况下新娘的年龄是25.5岁，新郎的年龄是27岁。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邻日本，晚婚甚至不婚的趋势则更为明晰。2017 年4月《朝日新闻》引用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数据， 2015 年 50 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 23.37%，女性比例为 14.06%，相较2010 的调查数据，男女的未婚比例分别增加了 3 %，成为历史新高。
此外，日本知名廣告与调查公司博报堂根据调查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将接近 30%，女性则接近 20%；到 2035 年日本 15 岁以上人口中，会有 4805万是单身人士，有配偶的约为 5279万，也就是说约有 48% 日本人会过着单身的生活。这使得日本社会多了一个新词来定义这一现象 超单身社会。
日本管理学作家大前研一2016年出版《低欲望社会》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感叹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经陷入了低欲望社会。
所谓低欲望社会的概念是，无论物价如何变化，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年轻的购房者人数逐年下降，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买车、买房几乎没有兴趣，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从简。不婚、不生、不买房，是日本年轻人普遍的状态。
大前研一强调，低欲望社会是人类不曾经历过的现象，也是日本比世界其他各国更早出现的社会现象。日本人（尤其是处于长期不景气状况的 35 岁以下青壮年）对于未来感到惶惶不安，不想背负沉重的房贷，或是结婚生子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成了违反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国民，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欲望。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也有陷入低欲望的风险呢？
当然，晚婚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当今年轻人更独立、更完善的生活与教育经历，使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价值，更重视个人自由，推迟乃至始终不愿走入婚姻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结婚生子带来的一系列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成本，尤其是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7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仅为4317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4774元，高职高专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3860元。虽然这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17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033元，但对于大多城市动辄几万元一平米的房价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结婚率下降影响总和生育率
生育可以说是与婚姻黏性最高的一个话题。那么结婚率连年走低，对生育会不会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
国际上一般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新生人口的出生水平，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某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2.1的值为世代更替水平，1.8～2.1属于少子化，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1.5以下属于超少子化。根据2018年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仅约为1.6，属于严重少子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66年以后开始逐渐下行，至1980年降至2.63，近些年数据在1.6左右波动。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已处于世界中下水平。
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1.6回升至1.8左右。该目标向外界发出信号，官方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扭转低生育率的中国人口形势抱有信心。不过，这一指标在《规划》中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非约束性指标。
再来看出生率。受放开二胎政策影响，2016年和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在全部出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并且超过了50%。但由于一孩数量减少，2017年全国生育人口总数比2016年下降了60多万，而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在1500万和1600万之间，比2017年出生人口的1723万减少100万以上。2018年的全国出生率为10.94‰，比2018年度下降了1.49%。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称，“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2017年集中释放，2018年政策集中释放效应弱化，二孩生育趋于平稳，受此影响，2018年二孩生育率下降，使整体生育水平略低于上年。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但仍将明显多于死亡人口数量，人口总量仍然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期。
有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和女性未婚比例的提升。参看前文提到的情况，由于正处于女性生育高峰期的20-24 岁与25-29岁组女性的未婚比例持续提高，对降低一孩生育率的作用自然十分显著，而一孩生育率的降低无疑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不过“二孩”政策的推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女性孩次生育率数据反映了这一变化。自2004 年到2016年，中国的二孩生育率上升约0.2%，三孩生育率上升约0.5%，但同一时期的一孩生育率却从2.6%降至1.6%，下降约1个百分点。一孩生育率的明显下降或许才是生育率回升难的重要因素。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波婴儿潮人口越过主要生育年龄，导致育龄主力的年轻人的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那时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长率将近300%，当时中国人口有5.4 亿，基数小，战后婴儿潮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不大。第二次婴儿潮自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开始，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4%之间，平均达到3.3%，10 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第四次婴儿潮为1986～1990年，中國上一次婴儿潮新增人口已经成家立业，进入生育年龄，称作回声婴儿潮，其中1990年是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此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量虽不及主力婴儿潮，但也有1.24 亿。从2005 年和2015年分年龄男女人口结构可以看到，第三波婴儿潮在2005 年时主要集中在15-19 岁年龄组，到2015 年时，主要集中在25-29 岁年龄组，此时该年龄组为生孩子高峰组，但结婚率和生育率均出现减少的情况，未来随着这批人口的年龄增长，育龄主力的年轻人口逐渐减少，会导致新生婴儿数量进一步下降。从现有人口结构可以看到，2005 年的人口峰值年龄组为15-19 岁组合35-39 岁组，这两个组的人成长10年至2015 年时，分别位于25-29 岁组合和45-49 岁组，这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人口的年龄变化，将是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源与养老将成新挑战
随着结婚率与生子率的下降，加之中国人均寿命的持续提升，中国人口结构中青少年占比也逐渐降低，老龄化占比上升，人口抚养比近几年出现提高。
我国青少年占比逐年下降，1990年，中国0-14岁的青少年占比27.7%，2017年青少年占比下降至16.78。而我国老年人占比上升，1990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5.6%，2017年老年人占比达到11.4%。抚养比呈现先降后升，1990年的抚养比为49.9%，此后逐步下降，2010 年降至34.2%，然后逐步回升，2017年升至39.2%，大概回升至2005年的水平，虽然抚养比并不在历史高点，不过2010年以前的抚养比主要是抚养0-14岁的青少年，现在的抚养比上升主要是来自于老年人增加，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初步显现。2010 年以前，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10 年以后，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说明人口红利在缩小。
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一个国家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便是人口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便是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随着老龄化和生育意愿降低等问题的出现，“刘易斯拐点”也随之而来，因而，适龄劳动力便成了支撑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源。
很多地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纷纷掀起了抢人大战，即人才储备就多，经济就活跃。最近一年多来，中国已经有60多座城市开启了“抢人大战”。仅去年前5个月，就有超过35座城市发布了40多次人才吸引政策。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从吸引人力到吸引人才，这是中国从依靠人力资源逐渐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型的机遇，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才红利，也将为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麦肯锡的咨询报告，在美国市场有62%的职业是可以做到用人工智能替代30%以上的劳动内容，有42%的职业可以提到50%以上的劳动内容，这对于未来劳动力减少的中国具有很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冲击是存在分化的，Author 和Salomons（2017）对英美等17 个发达国家过去37 年生产率发展对就业岗位的冲击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率的提高对低技术水平的行业会产生负面冲击，减少工作岗位，而对高技术的行业会产生正面效应从而促进就业岗位增加。未来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就业岗位冲击，可能是替代低技术含量的岗位，包括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業，而对高技术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中国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更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给我国养老机制带去了很大的压力。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下称“报告”）中的测算结果显示，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基准情境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8年出现当期赤字，并于2035年出现累计结余耗尽的情况
报告预测，基准情境下，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将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得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根据报告测算，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1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对此业内专家表示，近几年国家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改革进程依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与结婚率下降相对应的是初婚年龄的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 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其中以上海地区的初婚年龄最大。
中国各年龄别女性未婚比例数据显示，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除15-19 岁年龄段女性的未婚比例略有下降，19 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女性未婚比例均明显上升。尤其是20-24 岁与25-29 岁组，其未婚比例分别从2001 年的57.9%和9.6%提高到2016 年的73.5%和26.5%，升幅分别约15 个百分点和17 个百分点，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据2018年上海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上海女性晚婚晚育已成趋势，未婚女青年的比例不断攀升。
与全国相比，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且女性初婚年龄的提高幅度高于男性。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另外，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美国26.3岁，英国28.6岁，法国28.3岁），但仍略低于日本（30.6岁）、韩国（31岁）、意大利（30.7岁）等国。
与结婚率下降相同的是，初婚年龄的上升也是大势所趋。对不少人而言，传统定义上的适婚年龄俨然只剩参考意义。在中国台湾地区，2016 年台湾男性平均结婚年龄 34.4岁，女性 31.5岁。相对于1971年时的28.8岁和22.6岁来说，分别推迟了5.6岁和8.9岁。而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也呈现相同的趋势。2015年，美国首次结婚的新娘年龄中位数接近28岁，首次结婚的新郎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十年前，一般情况下新娘的年龄是25.5岁，新郎的年龄是27岁。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邻日本，晚婚甚至不婚的趋势则更为明晰。2017 年4月《朝日新闻》引用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数据， 2015 年 50 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 23.37%，女性比例为 14.06%，相较2010 的调查数据，男女的未婚比例分别增加了 3 %，成为历史新高。
此外，日本知名廣告与调查公司博报堂根据调查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将接近 30%，女性则接近 20%；到 2035 年日本 15 岁以上人口中，会有 4805万是单身人士，有配偶的约为 5279万，也就是说约有 48% 日本人会过着单身的生活。这使得日本社会多了一个新词来定义这一现象 超单身社会。
日本管理学作家大前研一2016年出版《低欲望社会》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感叹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经陷入了低欲望社会。
所谓低欲望社会的概念是，无论物价如何变化，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年轻的购房者人数逐年下降，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买车、买房几乎没有兴趣，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从简。不婚、不生、不买房，是日本年轻人普遍的状态。
大前研一强调，低欲望社会是人类不曾经历过的现象，也是日本比世界其他各国更早出现的社会现象。日本人（尤其是处于长期不景气状况的 35 岁以下青壮年）对于未来感到惶惶不安，不想背负沉重的房贷，或是结婚生子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成了违反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国民，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欲望。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也有陷入低欲望的风险呢？
当然，晚婚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当今年轻人更独立、更完善的生活与教育经历，使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价值，更重视个人自由，推迟乃至始终不愿走入婚姻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结婚生子带来的一系列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成本，尤其是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7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仅为4317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4774元，高职高专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3860元。虽然这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17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033元，但对于大多城市动辄几万元一平米的房价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结婚率下降影响总和生育率
生育可以说是与婚姻黏性最高的一个话题。那么结婚率连年走低，对生育会不会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
国际上一般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新生人口的出生水平，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某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2.1的值为世代更替水平，1.8～2.1属于少子化，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1.5以下属于超少子化。根据2018年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仅约为1.6，属于严重少子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66年以后开始逐渐下行，至1980年降至2.63，近些年数据在1.6左右波动。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已处于世界中下水平。
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1.6回升至1.8左右。该目标向外界发出信号，官方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扭转低生育率的中国人口形势抱有信心。不过，这一指标在《规划》中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非约束性指标。
再来看出生率。受放开二胎政策影响，2016年和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在全部出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并且超过了50%。但由于一孩数量减少，2017年全国生育人口总数比2016年下降了60多万，而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在1500万和1600万之间，比2017年出生人口的1723万减少100万以上。2018年的全国出生率为10.94‰，比2018年度下降了1.49%。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称，“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2017年集中释放，2018年政策集中释放效应弱化，二孩生育趋于平稳，受此影响，2018年二孩生育率下降，使整体生育水平略低于上年。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但仍将明显多于死亡人口数量，人口总量仍然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期。
有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和女性未婚比例的提升。参看前文提到的情况，由于正处于女性生育高峰期的20-24 岁与25-29岁组女性的未婚比例持续提高，对降低一孩生育率的作用自然十分显著，而一孩生育率的降低无疑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不过“二孩”政策的推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女性孩次生育率数据反映了这一变化。自2004 年到2016年，中国的二孩生育率上升约0.2%，三孩生育率上升约0.5%，但同一时期的一孩生育率却从2.6%降至1.6%，下降约1个百分点。一孩生育率的明显下降或许才是生育率回升难的重要因素。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波婴儿潮人口越过主要生育年龄，导致育龄主力的年轻人的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那时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长率将近300%，当时中国人口有5.4 亿，基数小，战后婴儿潮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不大。第二次婴儿潮自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开始，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4%之间，平均达到3.3%，10 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第四次婴儿潮为1986～1990年，中國上一次婴儿潮新增人口已经成家立业，进入生育年龄，称作回声婴儿潮，其中1990年是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此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量虽不及主力婴儿潮，但也有1.24 亿。从2005 年和2015年分年龄男女人口结构可以看到，第三波婴儿潮在2005 年时主要集中在15-19 岁年龄组，到2015 年时，主要集中在25-29 岁年龄组，此时该年龄组为生孩子高峰组，但结婚率和生育率均出现减少的情况，未来随着这批人口的年龄增长，育龄主力的年轻人口逐渐减少，会导致新生婴儿数量进一步下降。从现有人口结构可以看到，2005 年的人口峰值年龄组为15-19 岁组合35-39 岁组，这两个组的人成长10年至2015 年时，分别位于25-29 岁组合和45-49 岁组，这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人口的年龄变化，将是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源与养老将成新挑战
随着结婚率与生子率的下降，加之中国人均寿命的持续提升，中国人口结构中青少年占比也逐渐降低，老龄化占比上升，人口抚养比近几年出现提高。
我国青少年占比逐年下降，1990年，中国0-14岁的青少年占比27.7%，2017年青少年占比下降至16.78。而我国老年人占比上升，1990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5.6%，2017年老年人占比达到11.4%。抚养比呈现先降后升，1990年的抚养比为49.9%，此后逐步下降，2010 年降至34.2%，然后逐步回升，2017年升至39.2%，大概回升至2005年的水平，虽然抚养比并不在历史高点，不过2010年以前的抚养比主要是抚养0-14岁的青少年，现在的抚养比上升主要是来自于老年人增加，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初步显现。2010 年以前，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增长，而2010 年以后，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说明人口红利在缩小。
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一个国家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便是人口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便是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随着老龄化和生育意愿降低等问题的出现，“刘易斯拐点”也随之而来，因而，适龄劳动力便成了支撑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源。
很多地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纷纷掀起了抢人大战，即人才储备就多，经济就活跃。最近一年多来，中国已经有60多座城市开启了“抢人大战”。仅去年前5个月，就有超过35座城市发布了40多次人才吸引政策。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从吸引人力到吸引人才，这是中国从依靠人力资源逐渐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型的机遇，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才红利，也将为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麦肯锡的咨询报告，在美国市场有62%的职业是可以做到用人工智能替代30%以上的劳动内容，有42%的职业可以提到50%以上的劳动内容，这对于未来劳动力减少的中国具有很重要意义，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劳动力不足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冲击是存在分化的，Author 和Salomons（2017）对英美等17 个发达国家过去37 年生产率发展对就业岗位的冲击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率的提高对低技术水平的行业会产生负面冲击，减少工作岗位，而对高技术的行业会产生正面效应从而促进就业岗位增加。未来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就业岗位冲击，可能是替代低技术含量的岗位，包括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業，而对高技术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中国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更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给我国养老机制带去了很大的压力。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下称“报告”）中的测算结果显示，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基准情境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8年出现当期赤字，并于2035年出现累计结余耗尽的情况
报告预测，基准情境下，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将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得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
在“大口径”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根据报告测算，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1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对此业内专家表示，近几年国家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改革进程依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