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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能写多少日记，又能忍受剜眼剖心之痛，毁掉多少日记？
在文学馆的展柜里，第一眼看到那个奇怪的小本儿，这个问题便开始对我纠缠不休。
小本儿是展开的，巴掌大小。
右侧，一张黑白照片，清晰可辨，赫然在目。卜兰夫，三十五岁，第二分所长，屈指可数的几个字，像镌刻着久远历史的碑文，证明着照片主人的身份。机关名称，宁晋县公署警察所；办理时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一日。
左侧，是详细的“手牒须知”。
所有信息，都清晰地透露出：这个在当时叫作“手牒”普通小本儿，俨然一个人的身份证。它的主人是宁晋县伪公署警察所第二分所所长卜兰夫，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
展柜里，它与徐光耀的书同在！
我疑惑地合上它，黑色的封皮，只字皆无。正因为如此，疑惑和好奇在我内心的碰撞就愈发激烈。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不起眼的外表下，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泛黄的纸上，“秉公守法”四个大字，沁入纸心，力透纸背。
翻到第七页，我才恍然大悟。
这一页，徐光耀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藕断丝连、不屈不挠地在线上挂着，每翻过一页，便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翻到最后一页，整个小本儿完整地记录了徐光耀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那段经历。
卜兰夫的“手牒”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徐光耀却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看来，卜兰夫的“手牒”还没捂热，就易了主。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历经南征北战、硝烟弥漫而得以幸存。望着它，我感触颇多：历史是无限放大，又是无限凝缩的，必定有一段历史凝结在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上。
1938年，13岁的徐光耀远离家乡河北雄县的段岗村，开始了四海为家的军旅生涯。
他的运气不错，一入部队，参加的就是正正规规的八路军。这支部队是由老红军改编的120师359旅特务营。之后，特务营脱离了120师建制，改属冀中军区，又相继与“冀中民军”合编为“民抗”，与“挺进支队”合编为警备旅。1939年冬，警备旅被调往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修的碉堡群。大获全胜后，警备旅又回到赞皇、井陉一带参加百团大战。警备旅此后便在冀中6分区（后改11分区）安家了。从那时到抗战胜利，徐光耀一直活动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两侧，跟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一段血与火的残酷岁月。
小本儿成为徐光耀的战利品，是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战斗中，战场就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的两侧。
参军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徐光耀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00多次炮火连天的战斗，在徐光耀的血液里流淌，就像爬满他脸上的皱纹，历历在目，清晰而深刻。
100多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唯独这个小本儿，令他印象深刻。
缴获的战利品，其它东西，徐光耀毫不犹豫地交了公，甚至于今天想来，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亦在他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唯独这个小本儿，让他如获至宝，那一张张的空白页，让他垂涎三尺。战争年代，纸张实在太匮乏了，装订如此整齐、精致的小本儿，比获得二斤猪肉的概率都小，难度都大。徐光耀后来回忆，当年写日记最难的就是找纸和笔，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日记本，都是一张张纸订起来的。
思量再三，几经犹豫，他还是留下了这个小本儿，写下了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日记。
面对这个厚不盈寸、巴掌大小的黑色小本儿，我清晰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与沧桑，厚重与沉静。那微微翘起的页脚，似乎急切地想要诉说一段神秘的传奇。
作为远离战争和灾难的青年一代，却意外地从战争中获益，且受益匪浅。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它们或者成为了文字落在纸上，或者凝固成影像，被一遍遍地演绎。神奇的是，较之于这些鲜活的启示，那些摆在文博类展馆内、侥幸从战火中逃生而幸存下来的物证，却偏生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致。我总是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只有透过它们，才能更加真实地触摸到些许与那个年代相关的记忆。
在这本日记的一开始，徐光耀写道：从今天开始写日记，恰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写的日记相对照，那是我比较好的第二年，那次的日记也坚持得最为长久。回忆我孩提幼稚的日记，每天还在写买花生花了几毛呢，我亲爱的王司令员还曾耻笑过我这一点呢，那是第一次写日记……
由此得知，徐光耀的第一本日记是写在1940年，那一年是他所处环境稍好的第二年。
1938年，参军的第三天，他就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跋涉。有一天，行军九十多里，最后十里，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抓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可拖着也走不动了，就挤掉旁人，骑上了马。骑着马是舒服了，可到了目的地，下不来了，腿木木的胀得厉害，动弹不得，只好由人抱了下来。
1939年春天，梨花开放的时节，他被调到“民抗”锄奸科，当上了文书。
情况稍有好转，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就一下子重新蹦了出来。
说起写日记的初衷，徐光耀直言：从小就想搞写作，但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比较朦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想办法加强创作功底，写日记一方面记下自己的行动，一方面可以练笔，让自己的文字更加流畅。
从1940年开始，徐光耀救命的行军包中便多了一样他视如生命般珍爱的东西——日记本。它们换着颜色和大小、变着节奏和内容，却保留着初心，让徐光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找到了快乐和精神上自我倾诉的“舞台”。岁月在硝烟弥漫中萧然而去，唯独日记伴随他走过了形格势禁的日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他的日记，一写，就写了70余年。几百册，千万字，堪称活生生的史料，生命中的汤镬炼骨，写作中的哭笑癫痴、呕心沥血都从笔尖游走而出。 他挤占着每天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有时伴着炮火轰鸣，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战斗、生活中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和场面。
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全用牛皮纸包着封皮，每本都标明着起始时间、截止日期以及写作地点等。
这是徐光耀现存的第一本日记，却不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
2
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徐光耀在部队做了六年多锄奸工作。一开始当文书，凡送锄奸科的犯人，“第一审”都经他的手，都是他亲眼所见。
1940年7月，他被提拔为技术书记，并被选送去参加冀中军区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而此时的冀中军区早已转移到北岳山区。
月光笼罩，山峦起伏。他们一行人悄无声息地猫行在山间羊肠小道，欲北过正太线，进入北岳山区。半夜行至娘子关，临近石太线时，却突然惊动了日军的巡逻队，只得无功而返。又一个漆黑的夜晚，依然没有突破。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曲线救国，改走东边，过平汉线。寂静的深夜，他们屏住呼吸，猫腰跳过铁路，一头扎进稠密的庄稼地里，躲过了日军的巡逻队。在敌占区，他们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缝隙中绕来绕去，有时刚要吃一口老百姓做好的热饭，忽地听到枪声，不得不仓皇而走。徐光耀的小说《望日莲》便由此段经历脱胎而来。
3个月后，培训结束，他和战友几经辗转返回部队。不久，他便被调到冀中警备旅第六分区锄奸科当干事。
六年多时间，他亲见了太多的血腥、背叛与死亡，他的日记中必定也有工作的影子。
1940年的第一本日记因此罹难的念头刚一兴起，马上就又被推翻了。
这期间写下的日记，消失的仅仅是1940年的第一本，其它日记都高枕无忧。
后来得知，那本日记中确实记载了很多当年绝对不可以曝光的事，比如他们怎样奉命去挖地道，怎样夜间运土、如何保密等等。
然而，1944年的日记可以确证：1940年的日记里，更多的是他孩提时幼稚的记忆，比如花一角钱买花生吃，比如和其他小八路拌嘴。13岁的徐光耀，一个月就一元钱，拿出一角钱买零食吃，要下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可当时他觉得都是“大事”。
他写下那些日记，无非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这种执着，让我想起了在展厅内看到的另外一样东西：诗人钱丹辉的手稿本。
几张纸装订而成的简陋小本儿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字。因年代久远，更因字迹过于纤细，我很难用肉眼看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曾试图用放大镜放大，也只能看清很少的一部分。最终，我放弃了去看清上面的字，因为我已经实实在在看清了一位老诗人对文学的热爱，对创作的执着。在战争年代，在纸张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写下了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无异于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当我揣着疑惑，数次“登堂入室”之后，终于发现：1940年的那本日记在战火中丢失了。徐光耀很多儿时幼稚美好的记忆也都被战火吞噬了。
那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也是他无奈毁掉的第一本日记。
旧的疑惑解开了，追寻中，我却无奈地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很多时间段的日记都是缺失的。
3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光耀这位经历了硝烟洗礼的战士，在今年迎来了他90岁的生辰。
一位老作家，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了70余年的酸甜苦辣而从未间断。这些日记，已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记忆。它既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它属于一个人，更属于现当代史。
我试图通过现存的日记，寻找那一部分缺失的记忆，寻找日记被毁的初衷，甚至那曾经爬满纸面的横竖撇捺。
翻开一本日记，当年参军的豪情与哭笑不得一跃而出。
为了参军，徐光耀软磨硬泡，连哭了七天，把父亲的狠心磨软了，最终如愿以偿。
参军的第二天，发的军装又肥又大，可以装下两个他，引得大家嘻嘻哈哈围着他乱转。
……
又翻开一本日记，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场景历历在目。
1938年冬，日军第一次进犯肃宁城，他所在的特务团驻扎于此。战斗从清晨开始，由于大雾弥漫，部队遭到了重创。可撤退时，又幸而大雾茫茫，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漫无目的的盘旋，像一只只无头苍蝇。炮弹四野乱落，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他就领略到了挨炮弹的滋味。也是这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让他真正懂得：枪声一响，人命关天。
……
再翻开一本日记，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残酷与激烈鲜活起来。
当时，他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环境越残酷，斗争越激烈，出现的英雄事迹也就越多，王家堡战斗、护驾池伏击、双井村突围、朱家庄喋血……
战火间隙，大家围坐地洞里闲谈，常常说：抗战胜利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
偶尔也有人说：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
可在当时，那些都是多么遥远的奢望，一个闪念也就过了……
人们随口而说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就在当年的那个闪念里，镌刻在徐光耀的一本本日记里。
翻开日记，那些战友就活生生地立在字里行间。那些事件和场面，时常零零星星地跳到眼前来，感动他。
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次“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写写在八年抗战中最感动的事迹。他想念着战友们，写下了《斗争中成长壮大》，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
1947年，他有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朦朦胧胧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不一定非指望别人不可，他也应该担负一下。 他所受的感动越来越强烈，日记也就越写越多。
他兴奋地把这些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场面，都捉住塞进日记里。
《平原烈火》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慢慢地，原本互无关联的事件，也逐渐联系起来，原本分散片断的人物，也有的合并了，一些独立单个的场面，也连接扩大起来。逐渐的，人物由模糊趋于明确。周铁汉由一个名叫侯松波的战斗英雄作模特儿，加上程等的材料，钱万里由宁晋县大队副的模样作原型，再换上另一位参谋长的“深嵌在眼窝里的黑眼睛”等等，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便逐渐鲜明起来……
1949年7月，徐光耀所在的部队转入和平练兵环境，他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安静，于是动了笔。故事的梗概就大致按“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发展顺序进行了扩充。书中的人物，凡是当干部的和侦查员、通讯员们，几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
怀着对先烈的缅怀，那些与他最亲密、最熟悉的逝者，都在他的心里复活了，那些黄泉白骨，又重新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平原烈火》中有很多篇页就是那些战斗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每当翻开那些日记，硝烟弥漫的战场便在眼前重现；每当翻开那些日记，战友们便从字里行间立了起来。
没有找到被毁日记的线索，我却有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发现：原来《平原烈火》和“嘎子”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4
关于“嘎子”的原型，徐光耀始终坚持说过两句话：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张嘎”是个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徐光耀13岁参军，与“嘎子”同庚。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读者都以为他便是那个电影里调皮捣蛋、坏水横溢的“嘎子”。
对此，徐光耀却一口否定，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老实、刻板、听话、循规蹈矩的孩子，于是很羡慕“嘎子”的性格，但自己又变不成“嘎子”，于是就很喜欢和“嘎子”性格的孩子交朋友，在身边的十三四岁的小八路和乡亲家孩子里挑挑拣拣地找“嘎子”，他的脑海里就慢慢地积累了很多的“嘎人嘎事”。
如果非要追究“嘎子”的来历，就要说到《平原烈火》里的“瞪眼虎”。
“瞪眼虎”实有其人，原是赵县大队的一个小侦查员，他还有个伙伴外号叫“希特勒”，创造了很多诡异的故事。“瞪眼虎”倒挎马枪、斜翘帽沿的逼人野气和泼辣风姿，就来自那个小侦查员，事迹则源于很多如“希特勒”一般的小战士。“瞪眼虎”由于出场晚，为避免与主角争戏，刚开了个头儿，还没展示才智本领，就随大流谢幕了。
他一直感到遗憾。当创作“嘎子”的念头一萌生，“瞪眼虎”就第一个跳了出来。
这些嘎人嘎事，都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从这个角度而言，“嘎子”就诞生在日记里。
徐光耀塑造了“嘎子”，“嘎子”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生。
1957年的一天，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了，让他准备在第二天的会上，检查交代。
徐光耀说：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那一夜，他通宵未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明白”是因为明确告诉他，他有“言论”，之前也被“点”过两次名。
“糊涂”就彻底糊涂了：我13岁当兵，当年入党，20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成这样的噩梦！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老天发疯了……
“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通宵达旦。
他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唯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坚持写了70余年的日记，他记得很多日子，甚至记得13岁时花一角钱买花生的事情……
可他却唯独忘记了这令他最痛苦的一天。
被“点名”之后，他开始了一个相当长的挨斗过程：历史、现行、亲朋战友、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自从被“挂起来”后，他便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学，大门不能出，亲友不能访，精力闲置，四顾无靠，日日枯坐愁城，简直度日如年。
自从13岁参军以来，日日奔波，整日闲着的日子几乎没有。何况当时30出头的他，恰是风华正茂的少校，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清清净净。
煎熬了半年，他便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崩”的一声，炸成粉尘。
有一天，他刚满周岁的小女儿，蹒跚着跑到他的跟前，央求抱她玩耍，他却突然怒火丛生，大吼一声，把女儿吓跑了。当看着女儿跌跌撞撞狼狈奔逃的背影时，他的心却陡地一沉，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
想到精神分裂的可能，他真的害怕了。假如真的成了和疯子一样的废物，真比死掉还要坏上万分！
生死关头，他记起了《心理学》上的两句话。大意是说，在精神分裂出现苗头时，必须自我控制，而控制之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反复掂量过后，他觉得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写作。可这个念头刚一兴起，他又犹豫了，想想自己的现状，生活下去都难，还要写作，岂非异想天开！
他试着读书，完全读不下去；试着看影戏，人在心不在；试着遛大街、逛商店，完全没心情……
又憋了两天，忽然茅塞顿开：如此闲暇，如此安静，有大块光阴，绝无人干扰，以往求之不得的条件，而今全到眼前，谁阻挡你写作了？你不写，只怪自己太脆弱、没出息罢了！
想通了这一点，他如醍醐灌顶一般，精神也为之一振。
写作的念头一起，《平原烈火》里13岁的“瞪眼虎”，那个他一直惦念的野气逼人、调皮泼辣的小英雄，便马上跳到他的眼前。 “瞪眼虎”一出来，后面又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一队人马。此时，那些往日积累的嘎人嘎事也一并跳了出来。
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人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他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就这样，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
为了节省体力，一开始，他选择写电影剧本，认为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能看懂就行，相对省力。可剧本写到一半，就遇到了无法突破的“拦路虎”，写到嘎子被关禁闭、受教育时，思路嘎然而止。思量再三，他把剧本搁置，重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说。
小说写得很快，他也跟换了个人一样。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待决之囚”。
创作的顺利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内，即完成。经过一番嘎人嘎事的塑造，顽皮可爱、侠义智慧的小英雄嘎子活脱脱地站在了人们面前，为革命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个独特的不朽典型。随后，电影剧本也按照小说的路子，痛斩“拦路虎”，又半个月后，剧本也顺利完成了。
“嘎子”稳稳当当站在了纸面上，徐光耀的“集中精力”法取得了实效，他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准备再写一部长篇。不巧，“军法判决书”下来了，他彻底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双开除”后，立即发往保定农场劳动改造。另一长篇，只能作罢。
直到1961年，《小兵张嘎》小说才得以发表，说起来还有件轶闻。
1961年，《河北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张庆田到保定组稿，对徐光耀说，你给我们写一篇小说吧。徐光耀说，我给你稿子敢发吗？张说，你只要敢给，我就敢发。徐光耀这才把《小兵张嘎》的手稿交给了张庆田。
按常规，一篇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分两期刊出。尽管此时，徐光耀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摘帽右派的稿子能不能发，上级还没有明确规定，编辑部怕发出一半，上边万一卡住不让再发怎么办？最后决定，干脆把两期合成一期，用出合刊的方式一次发出。《小兵张嘎》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的第11期和12期合刊上。没想到，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2年又发行了单行本。
单行本一发，徐光耀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把电影本子也拿了出来，寄给了曾给他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电影《小兵张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完成。
小说《小兵张嘎》发行至今已逾百万册，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片自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都放映，尤其每年的“六一”前后，总能见到“嘎子”的面孔，这个小英雄的形象已深入千家万户。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会上，小说和电影双获一等奖。
一个作家最大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就是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历久而常新。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徐光耀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许多老作家在完成了对革命战争的回忆和书写后，基本上就停笔了。他却依然精进不止，把此前作品的时代主题、革命战争主题，真正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主题上来。
在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里，他自己担水、烧火、做饭，远离闹市，潜心完成了晚年最重要的写作。2000年1月，他用《昨夜西风凋碧树》做了一次坦诚的、明心见性的倾诉。这部作品作为一份历史的证言，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份珍贵记忆，在文学价值之外，更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而这一作品，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创作的根源。
5
近些年，徐光耀很少写日记了，书法却日臻成熟。
深厚的文学底蕴，给他的书法作品注入了精、气、神。他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大多是他的原创，浑然天成而毫无雕琢之气，既含雅韵，又存豪情。刚劲有力、朴实大气，于笔墨之间透出性情的刚直清正，与其行文的质朴刚硬相得益彰。
2015年3月份，我随电视台的摄像去拍摄纪录片。刚叩开门时，阿姨一边示意我们进屋，一边做出“噤声”的动作。我们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迈进屋里。
徐光耀正在客厅的一角挥毫泼墨，神情专注。全部声响都凝于笔尖的游走，止于宣纸的墨迹。直到盖下最后一枚章，他才长舒一口气，热情地招呼我们：“你们来啦，我担心一会儿架着摄像机会紧张，一紧张，手就抖，会写不好，所以就先写一幅练练手，一会儿再拍写字的镜头，就不那么紧张了。”
说完，呵呵地笑着。
凝滞的空气，一下子舒缓流动开来。年已九旬的徐光耀，竟愈发幽默起来。他大大方方地诉说着自己面对镜头时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情绪，丝毫不叫人轻视，反倒心生敬意。
摄像师架好机器设备，拍摄他写字的场景。他站在摄像机前，神态自若，并未出现之前担心的紧张状态，一行字刚写完，他就开心地说：“果然有用，这幅字比刚才那幅还好，这摄像机架着，你们在一边儿看着，嘿，我还来精神了！”
果然，余下的一气呵成，笔力苍劲。认真观察了一会儿，他又信心十足地说：“嗯，这幅真的要比上一幅还好些。”
我们都笑了。
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刚健质朴，完全看不出书写之人已有九十高龄。
谈到练习书法的初衷，他坦言，本是为了修身养性和强身健体。如同写日记一般日日坚持，时至今日，仍要每天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多年下来，身体居然健朗了许多。
只要天气晴朗，他每天都会固定地抽出一些时间，走出屋子，去楼下的公园里散散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位九十岁的老人，腰板挺直、步态稳健。
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一个人坐在屋里，面对着那一大摞日记本，内心深处进行了怎样的痛苦交战。但是，多年过去了，2015年初春的那个上午，老人戴着墨镜，拄着拐杖，在阳光沐浴下悠然而行的身姿，让我坚信他对很多事情已然释怀。
老人的背影，让我想起了马蒂斯的一张照片。当更多的人把马蒂斯和毕加索同称为现代艺术的源头时，我却更加心仪于八十三岁的他，坐在画室的轮椅上，光着脚，专心剪剪纸的专注与安详，感动于他对生活不倦的喜悦和爱，感动于他迷恋创造的那片童贞。
又想起徐光耀在1944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吹口琴，学会东渡黄河舞谱子……
我的眼前瞬间就闪出那样一幅画面：月光清寒，轰鸣的炮声似有若无，19岁的少年坐在营地前，一曲激昂的旋律缓缓流动，火光映红了遥远的天边，少年的眼睛清亮如水……
时光荏苒，望着面前堆叠如山的日记本，那双满含纠结痛苦的眼睛，却明亮如昔。
望着那一摞早期的日记，他的心里还是较为放心的。
那一摞日记里，记录着他参军的激情和斗志，记录着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惨烈绝伦，记录着战士们用鲜血创造的壮烈事迹……
他在心里默默地合计着：这些日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缓缓的，他的目光又扫过另外一大摞日记本。
那里面记着解放战争，记着建国后到1957年上半年之前，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党的号令四海风……记着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这些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看着另一摞日记，他开始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那些日记里，有“鸣放”的始末；有“鸣放”后期，他被通知去给陈沂部长提意见，居然有些兴奋当面给部长提意见的机会实在是难得，于是实实在在列了好几条；当然，还有他忘记的被“点名”的时间，被“点名”后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
他越琢磨，越觉得那些日记是“有问题”的。“文革”期间，他只得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那一大摞“有问题”的日记偷偷销毁了。
最简单，最原始，也最彻底的方式：付之一炬。
被吞噬的，不仅仅是日记。
责任编辑/魏建军
一个人，一生能写多少日记，又能忍受剜眼剖心之痛，毁掉多少日记？
在文学馆的展柜里，第一眼看到那个奇怪的小本儿，这个问题便开始对我纠缠不休。
小本儿是展开的，巴掌大小。
右侧，一张黑白照片，清晰可辨，赫然在目。卜兰夫，三十五岁，第二分所长，屈指可数的几个字，像镌刻着久远历史的碑文，证明着照片主人的身份。机关名称，宁晋县公署警察所；办理时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一日。
左侧，是详细的“手牒须知”。
所有信息，都清晰地透露出：这个在当时叫作“手牒”普通小本儿，俨然一个人的身份证。它的主人是宁晋县伪公署警察所第二分所所长卜兰夫，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
展柜里，它与徐光耀的书同在！
我疑惑地合上它，黑色的封皮，只字皆无。正因为如此，疑惑和好奇在我内心的碰撞就愈发激烈。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不起眼的外表下，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泛黄的纸上，“秉公守法”四个大字，沁入纸心，力透纸背。
翻到第七页，我才恍然大悟。
这一页，徐光耀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藕断丝连、不屈不挠地在线上挂着，每翻过一页，便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翻到最后一页，整个小本儿完整地记录了徐光耀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那段经历。
卜兰夫的“手牒”办理时间是1943年6月1日，徐光耀却写下了1944年1月1日的日记。看来，卜兰夫的“手牒”还没捂热，就易了主。
这个奇怪的小本儿，历经南征北战、硝烟弥漫而得以幸存。望着它，我感触颇多：历史是无限放大，又是无限凝缩的，必定有一段历史凝结在这个奇怪的小本儿上。
1938年，13岁的徐光耀远离家乡河北雄县的段岗村，开始了四海为家的军旅生涯。
他的运气不错，一入部队，参加的就是正正规规的八路军。这支部队是由老红军改编的120师359旅特务营。之后，特务营脱离了120师建制，改属冀中军区，又相继与“冀中民军”合编为“民抗”，与“挺进支队”合编为警备旅。1939年冬，警备旅被调往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修的碉堡群。大获全胜后，警备旅又回到赞皇、井陉一带参加百团大战。警备旅此后便在冀中6分区（后改11分区）安家了。从那时到抗战胜利，徐光耀一直活动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两侧，跟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一段血与火的残酷岁月。
小本儿成为徐光耀的战利品，是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战斗中，战场就在石家庄至衡水段铁路的两侧。
参军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徐光耀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00多次炮火连天的战斗，在徐光耀的血液里流淌，就像爬满他脸上的皱纹，历历在目，清晰而深刻。
100多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唯独这个小本儿，令他印象深刻。
缴获的战利品，其它东西，徐光耀毫不犹豫地交了公，甚至于今天想来，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亦在他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了。唯独这个小本儿，让他如获至宝，那一张张的空白页，让他垂涎三尺。战争年代，纸张实在太匮乏了，装订如此整齐、精致的小本儿，比获得二斤猪肉的概率都小，难度都大。徐光耀后来回忆，当年写日记最难的就是找纸和笔，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日记本，都是一张张纸订起来的。
思量再三，几经犹豫，他还是留下了这个小本儿，写下了1944年1月1日到31日的日记。
面对这个厚不盈寸、巴掌大小的黑色小本儿，我清晰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与沧桑，厚重与沉静。那微微翘起的页脚，似乎急切地想要诉说一段神秘的传奇。
作为远离战争和灾难的青年一代，却意外地从战争中获益，且受益匪浅。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它们或者成为了文字落在纸上，或者凝固成影像，被一遍遍地演绎。神奇的是，较之于这些鲜活的启示，那些摆在文博类展馆内、侥幸从战火中逃生而幸存下来的物证，却偏生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致。我总是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只有透过它们，才能更加真实地触摸到些许与那个年代相关的记忆。
在这本日记的一开始，徐光耀写道：从今天开始写日记，恰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写的日记相对照，那是我比较好的第二年，那次的日记也坚持得最为长久。回忆我孩提幼稚的日记，每天还在写买花生花了几毛呢，我亲爱的王司令员还曾耻笑过我这一点呢，那是第一次写日记……
由此得知，徐光耀的第一本日记是写在1940年，那一年是他所处环境稍好的第二年。
1938年，参军的第三天，他就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跋涉。有一天，行军九十多里，最后十里，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抓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可拖着也走不动了，就挤掉旁人，骑上了马。骑着马是舒服了，可到了目的地，下不来了，腿木木的胀得厉害，动弹不得，只好由人抱了下来。
1939年春天，梨花开放的时节，他被调到“民抗”锄奸科，当上了文书。
情况稍有好转，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就一下子重新蹦了出来。
说起写日记的初衷，徐光耀直言：从小就想搞写作，但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比较朦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想办法加强创作功底，写日记一方面记下自己的行动，一方面可以练笔，让自己的文字更加流畅。
从1940年开始，徐光耀救命的行军包中便多了一样他视如生命般珍爱的东西——日记本。它们换着颜色和大小、变着节奏和内容，却保留着初心，让徐光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找到了快乐和精神上自我倾诉的“舞台”。岁月在硝烟弥漫中萧然而去，唯独日记伴随他走过了形格势禁的日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他的日记，一写，就写了70余年。几百册，千万字，堪称活生生的史料，生命中的汤镬炼骨，写作中的哭笑癫痴、呕心沥血都从笔尖游走而出。 他挤占着每天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有时伴着炮火轰鸣，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战斗、生活中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和场面。
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全用牛皮纸包着封皮，每本都标明着起始时间、截止日期以及写作地点等。
这是徐光耀现存的第一本日记，却不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
2
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徐光耀在部队做了六年多锄奸工作。一开始当文书，凡送锄奸科的犯人，“第一审”都经他的手，都是他亲眼所见。
1940年7月，他被提拔为技术书记，并被选送去参加冀中军区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而此时的冀中军区早已转移到北岳山区。
月光笼罩，山峦起伏。他们一行人悄无声息地猫行在山间羊肠小道，欲北过正太线，进入北岳山区。半夜行至娘子关，临近石太线时，却突然惊动了日军的巡逻队，只得无功而返。又一个漆黑的夜晚，依然没有突破。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曲线救国，改走东边，过平汉线。寂静的深夜，他们屏住呼吸，猫腰跳过铁路，一头扎进稠密的庄稼地里，躲过了日军的巡逻队。在敌占区，他们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缝隙中绕来绕去，有时刚要吃一口老百姓做好的热饭，忽地听到枪声，不得不仓皇而走。徐光耀的小说《望日莲》便由此段经历脱胎而来。
3个月后，培训结束，他和战友几经辗转返回部队。不久，他便被调到冀中警备旅第六分区锄奸科当干事。
六年多时间，他亲见了太多的血腥、背叛与死亡，他的日记中必定也有工作的影子。
1940年的第一本日记因此罹难的念头刚一兴起，马上就又被推翻了。
这期间写下的日记，消失的仅仅是1940年的第一本，其它日记都高枕无忧。
后来得知，那本日记中确实记载了很多当年绝对不可以曝光的事，比如他们怎样奉命去挖地道，怎样夜间运土、如何保密等等。
然而，1944年的日记可以确证：1940年的日记里，更多的是他孩提时幼稚的记忆，比如花一角钱买花生吃，比如和其他小八路拌嘴。13岁的徐光耀，一个月就一元钱，拿出一角钱买零食吃，要下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可当时他觉得都是“大事”。
他写下那些日记，无非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这种执着，让我想起了在展厅内看到的另外一样东西：诗人钱丹辉的手稿本。
几张纸装订而成的简陋小本儿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字。因年代久远，更因字迹过于纤细，我很难用肉眼看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曾试图用放大镜放大，也只能看清很少的一部分。最终，我放弃了去看清上面的字，因为我已经实实在在看清了一位老诗人对文学的热爱，对创作的执着。在战争年代，在纸张极其匮乏的年代，他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写下了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无异于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当我揣着疑惑，数次“登堂入室”之后，终于发现：1940年的那本日记在战火中丢失了。徐光耀很多儿时幼稚美好的记忆也都被战火吞噬了。
那是他写下的第一本日记，也是他无奈毁掉的第一本日记。
旧的疑惑解开了，追寻中，我却无奈地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很多时间段的日记都是缺失的。
3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光耀这位经历了硝烟洗礼的战士，在今年迎来了他90岁的生辰。
一位老作家，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了70余年的酸甜苦辣而从未间断。这些日记，已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记忆。它既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它属于一个人，更属于现当代史。
我试图通过现存的日记，寻找那一部分缺失的记忆，寻找日记被毁的初衷，甚至那曾经爬满纸面的横竖撇捺。
翻开一本日记，当年参军的豪情与哭笑不得一跃而出。
为了参军，徐光耀软磨硬泡，连哭了七天，把父亲的狠心磨软了，最终如愿以偿。
参军的第二天，发的军装又肥又大，可以装下两个他，引得大家嘻嘻哈哈围着他乱转。
……
又翻开一本日记，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场景历历在目。
1938年冬，日军第一次进犯肃宁城，他所在的特务团驻扎于此。战斗从清晨开始，由于大雾弥漫，部队遭到了重创。可撤退时，又幸而大雾茫茫，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漫无目的的盘旋，像一只只无头苍蝇。炮弹四野乱落，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他就领略到了挨炮弹的滋味。也是这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让他真正懂得：枪声一响，人命关天。
……
再翻开一本日记，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残酷与激烈鲜活起来。
当时，他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环境越残酷，斗争越激烈，出现的英雄事迹也就越多，王家堡战斗、护驾池伏击、双井村突围、朱家庄喋血……
战火间隙，大家围坐地洞里闲谈，常常说：抗战胜利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
偶尔也有人说：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
可在当时，那些都是多么遥远的奢望，一个闪念也就过了……
人们随口而说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就在当年的那个闪念里，镌刻在徐光耀的一本本日记里。
翻开日记，那些战友就活生生地立在字里行间。那些事件和场面，时常零零星星地跳到眼前来，感动他。
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次“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写写在八年抗战中最感动的事迹。他想念着战友们，写下了《斗争中成长壮大》，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
1947年，他有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朦朦胧胧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不一定非指望别人不可，他也应该担负一下。 他所受的感动越来越强烈，日记也就越写越多。
他兴奋地把这些随时跳出来的人物、事件、场面，都捉住塞进日记里。
《平原烈火》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慢慢地，原本互无关联的事件，也逐渐联系起来，原本分散片断的人物，也有的合并了，一些独立单个的场面，也连接扩大起来。逐渐的，人物由模糊趋于明确。周铁汉由一个名叫侯松波的战斗英雄作模特儿，加上程等的材料，钱万里由宁晋县大队副的模样作原型，再换上另一位参谋长的“深嵌在眼窝里的黑眼睛”等等，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便逐渐鲜明起来……
1949年7月，徐光耀所在的部队转入和平练兵环境，他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安静，于是动了笔。故事的梗概就大致按“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发展顺序进行了扩充。书中的人物，凡是当干部的和侦查员、通讯员们，几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
怀着对先烈的缅怀，那些与他最亲密、最熟悉的逝者，都在他的心里复活了，那些黄泉白骨，又重新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平原烈火》中有很多篇页就是那些战斗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每当翻开那些日记，硝烟弥漫的战场便在眼前重现；每当翻开那些日记，战友们便从字里行间立了起来。
没有找到被毁日记的线索，我却有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发现：原来《平原烈火》和“嘎子”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4
关于“嘎子”的原型，徐光耀始终坚持说过两句话：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张嘎”是个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徐光耀13岁参军，与“嘎子”同庚。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读者都以为他便是那个电影里调皮捣蛋、坏水横溢的“嘎子”。
对此，徐光耀却一口否定，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老实、刻板、听话、循规蹈矩的孩子，于是很羡慕“嘎子”的性格，但自己又变不成“嘎子”，于是就很喜欢和“嘎子”性格的孩子交朋友，在身边的十三四岁的小八路和乡亲家孩子里挑挑拣拣地找“嘎子”，他的脑海里就慢慢地积累了很多的“嘎人嘎事”。
如果非要追究“嘎子”的来历，就要说到《平原烈火》里的“瞪眼虎”。
“瞪眼虎”实有其人，原是赵县大队的一个小侦查员，他还有个伙伴外号叫“希特勒”，创造了很多诡异的故事。“瞪眼虎”倒挎马枪、斜翘帽沿的逼人野气和泼辣风姿，就来自那个小侦查员，事迹则源于很多如“希特勒”一般的小战士。“瞪眼虎”由于出场晚，为避免与主角争戏，刚开了个头儿，还没展示才智本领，就随大流谢幕了。
他一直感到遗憾。当创作“嘎子”的念头一萌生，“瞪眼虎”就第一个跳了出来。
这些嘎人嘎事，都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从这个角度而言，“嘎子”就诞生在日记里。
徐光耀塑造了“嘎子”，“嘎子”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生。
1957年的一天，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了，让他准备在第二天的会上，检查交代。
徐光耀说：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那一夜，他通宵未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明白”是因为明确告诉他，他有“言论”，之前也被“点”过两次名。
“糊涂”就彻底糊涂了：我13岁当兵，当年入党，20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成这样的噩梦！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老天发疯了……
“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通宵达旦。
他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唯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坚持写了70余年的日记，他记得很多日子，甚至记得13岁时花一角钱买花生的事情……
可他却唯独忘记了这令他最痛苦的一天。
被“点名”之后，他开始了一个相当长的挨斗过程：历史、现行、亲朋战友、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自从被“挂起来”后，他便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学，大门不能出，亲友不能访，精力闲置，四顾无靠，日日枯坐愁城，简直度日如年。
自从13岁参军以来，日日奔波，整日闲着的日子几乎没有。何况当时30出头的他，恰是风华正茂的少校，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清清净净。
煎熬了半年，他便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崩”的一声，炸成粉尘。
有一天，他刚满周岁的小女儿，蹒跚着跑到他的跟前，央求抱她玩耍，他却突然怒火丛生，大吼一声，把女儿吓跑了。当看着女儿跌跌撞撞狼狈奔逃的背影时，他的心却陡地一沉，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
想到精神分裂的可能，他真的害怕了。假如真的成了和疯子一样的废物，真比死掉还要坏上万分！
生死关头，他记起了《心理学》上的两句话。大意是说，在精神分裂出现苗头时，必须自我控制，而控制之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反复掂量过后，他觉得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写作。可这个念头刚一兴起，他又犹豫了，想想自己的现状，生活下去都难，还要写作，岂非异想天开！
他试着读书，完全读不下去；试着看影戏，人在心不在；试着遛大街、逛商店，完全没心情……
又憋了两天，忽然茅塞顿开：如此闲暇，如此安静，有大块光阴，绝无人干扰，以往求之不得的条件，而今全到眼前，谁阻挡你写作了？你不写，只怪自己太脆弱、没出息罢了！
想通了这一点，他如醍醐灌顶一般，精神也为之一振。
写作的念头一起，《平原烈火》里13岁的“瞪眼虎”，那个他一直惦念的野气逼人、调皮泼辣的小英雄，便马上跳到他的眼前。 “瞪眼虎”一出来，后面又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一队人马。此时，那些往日积累的嘎人嘎事也一并跳了出来。
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人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他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就这样，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
为了节省体力，一开始，他选择写电影剧本，认为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能看懂就行，相对省力。可剧本写到一半，就遇到了无法突破的“拦路虎”，写到嘎子被关禁闭、受教育时，思路嘎然而止。思量再三，他把剧本搁置，重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说。
小说写得很快，他也跟换了个人一样。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待决之囚”。
创作的顺利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内，即完成。经过一番嘎人嘎事的塑造，顽皮可爱、侠义智慧的小英雄嘎子活脱脱地站在了人们面前，为革命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个独特的不朽典型。随后，电影剧本也按照小说的路子，痛斩“拦路虎”，又半个月后，剧本也顺利完成了。
“嘎子”稳稳当当站在了纸面上，徐光耀的“集中精力”法取得了实效，他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准备再写一部长篇。不巧，“军法判决书”下来了，他彻底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双开除”后，立即发往保定农场劳动改造。另一长篇，只能作罢。
直到1961年，《小兵张嘎》小说才得以发表，说起来还有件轶闻。
1961年，《河北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张庆田到保定组稿，对徐光耀说，你给我们写一篇小说吧。徐光耀说，我给你稿子敢发吗？张说，你只要敢给，我就敢发。徐光耀这才把《小兵张嘎》的手稿交给了张庆田。
按常规，一篇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分两期刊出。尽管此时，徐光耀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摘帽右派的稿子能不能发，上级还没有明确规定，编辑部怕发出一半，上边万一卡住不让再发怎么办？最后决定，干脆把两期合成一期，用出合刊的方式一次发出。《小兵张嘎》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的第11期和12期合刊上。没想到，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2年又发行了单行本。
单行本一发，徐光耀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把电影本子也拿了出来，寄给了曾给他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电影《小兵张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完成。
小说《小兵张嘎》发行至今已逾百万册，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片自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都放映，尤其每年的“六一”前后，总能见到“嘎子”的面孔，这个小英雄的形象已深入千家万户。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会上，小说和电影双获一等奖。
一个作家最大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就是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历久而常新。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徐光耀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许多老作家在完成了对革命战争的回忆和书写后，基本上就停笔了。他却依然精进不止，把此前作品的时代主题、革命战争主题，真正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主题上来。
在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里，他自己担水、烧火、做饭，远离闹市，潜心完成了晚年最重要的写作。2000年1月，他用《昨夜西风凋碧树》做了一次坦诚的、明心见性的倾诉。这部作品作为一份历史的证言，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份珍贵记忆，在文学价值之外，更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而这一作品，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创作的根源。
5
近些年，徐光耀很少写日记了，书法却日臻成熟。
深厚的文学底蕴，给他的书法作品注入了精、气、神。他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大多是他的原创，浑然天成而毫无雕琢之气，既含雅韵，又存豪情。刚劲有力、朴实大气，于笔墨之间透出性情的刚直清正，与其行文的质朴刚硬相得益彰。
2015年3月份，我随电视台的摄像去拍摄纪录片。刚叩开门时，阿姨一边示意我们进屋，一边做出“噤声”的动作。我们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迈进屋里。
徐光耀正在客厅的一角挥毫泼墨，神情专注。全部声响都凝于笔尖的游走，止于宣纸的墨迹。直到盖下最后一枚章，他才长舒一口气，热情地招呼我们：“你们来啦，我担心一会儿架着摄像机会紧张，一紧张，手就抖，会写不好，所以就先写一幅练练手，一会儿再拍写字的镜头，就不那么紧张了。”
说完，呵呵地笑着。
凝滞的空气，一下子舒缓流动开来。年已九旬的徐光耀，竟愈发幽默起来。他大大方方地诉说着自己面对镜头时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情绪，丝毫不叫人轻视，反倒心生敬意。
摄像师架好机器设备，拍摄他写字的场景。他站在摄像机前，神态自若，并未出现之前担心的紧张状态，一行字刚写完，他就开心地说：“果然有用，这幅字比刚才那幅还好，这摄像机架着，你们在一边儿看着，嘿，我还来精神了！”
果然，余下的一气呵成，笔力苍劲。认真观察了一会儿，他又信心十足地说：“嗯，这幅真的要比上一幅还好些。”
我们都笑了。
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刚健质朴，完全看不出书写之人已有九十高龄。
谈到练习书法的初衷，他坦言，本是为了修身养性和强身健体。如同写日记一般日日坚持，时至今日，仍要每天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多年下来，身体居然健朗了许多。
只要天气晴朗，他每天都会固定地抽出一些时间，走出屋子，去楼下的公园里散散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位九十岁的老人，腰板挺直、步态稳健。
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一个人坐在屋里，面对着那一大摞日记本，内心深处进行了怎样的痛苦交战。但是，多年过去了，2015年初春的那个上午，老人戴着墨镜，拄着拐杖，在阳光沐浴下悠然而行的身姿，让我坚信他对很多事情已然释怀。
老人的背影，让我想起了马蒂斯的一张照片。当更多的人把马蒂斯和毕加索同称为现代艺术的源头时，我却更加心仪于八十三岁的他，坐在画室的轮椅上，光着脚，专心剪剪纸的专注与安详，感动于他对生活不倦的喜悦和爱，感动于他迷恋创造的那片童贞。
又想起徐光耀在1944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吹口琴，学会东渡黄河舞谱子……
我的眼前瞬间就闪出那样一幅画面：月光清寒，轰鸣的炮声似有若无，19岁的少年坐在营地前，一曲激昂的旋律缓缓流动，火光映红了遥远的天边，少年的眼睛清亮如水……
时光荏苒，望着面前堆叠如山的日记本，那双满含纠结痛苦的眼睛，却明亮如昔。
望着那一摞早期的日记，他的心里还是较为放心的。
那一摞日记里，记录着他参军的激情和斗志，记录着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惨烈绝伦，记录着战士们用鲜血创造的壮烈事迹……
他在心里默默地合计着：这些日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缓缓的，他的目光又扫过另外一大摞日记本。
那里面记着解放战争，记着建国后到1957年上半年之前，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党的号令四海风……记着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这些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看着另一摞日记，他开始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那些日记里，有“鸣放”的始末；有“鸣放”后期，他被通知去给陈沂部长提意见，居然有些兴奋当面给部长提意见的机会实在是难得，于是实实在在列了好几条；当然，还有他忘记的被“点名”的时间，被“点名”后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
他越琢磨，越觉得那些日记是“有问题”的。“文革”期间，他只得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那一大摞“有问题”的日记偷偷销毁了。
最简单，最原始，也最彻底的方式：付之一炬。
被吞噬的，不仅仅是日记。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