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在开拓新兴市场时，往往面临着商业伦理和发展速度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严格遵守法规和制度，就可能丧失快速开拓市场的机会，让竞争对手领先；反之，则可能影响其商誉，对投资人和公司长远利益造成伤害。
　　这个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难倒了不少公司。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调查性报道，揭露沃尔玛公司在墨西哥涉嫌向当地政府及人员行贿，总额达2400万美元。沃尔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牌照，快速开店。现在，墨西哥成为沃尔玛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家公司的5家店中差不多就有一家开在墨西哥。沃尔玛公司包括董事长、CEO在内的高管层早在2005年就知晓这一行为，其内部也曾展开过一次相关调查，但最后，还是以眼前的商业利益为重，将此事抛诸脑后。而为了避免被SEC及投资者察觉，这家公司还通过做假账的方式掩饰一些政治“捐款”。
　　几年以前，另一家全球大零售商家乐福在中国也曾经有过贿赂丑闻，只是变成了利用它的市场地位对供应商索贿，而与沃尔玛丑闻类似的，则是像西门子这样的工业巨头在中国通过贿赂获取工程项目。
　　新兴市场一直被看作一些老牌跨国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在这里，中产阶级消费正在被唤起，可以帮助这些公司释放增长方面的压力。
　　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法律建设不成熟并存在着一些空白，执法力度不足，并且往往存在着广泛的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现象，这些因素让那些即使受到严格监管方面训练的公司也难保自己的清白。
　　守法经营，本来是一个不用过多强调的东西，并且这其中的大部分法律也通常是基于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上，放之四海而皆准。
　　跨国公司在资本市场表现成为衡量高管业绩的重要手段，这些最终都化为各种利润指标、增长率。新兴市场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内环境下可以成为守法公司或最佳雇主，可以有自己的操守及原则，但一旦离开这个土壤，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这与公司的逐利本性和经营压力有关，为了追求更好的业绩，在本土遭受种种增长乏力影响的情况下，来自于股东和投资人的增长压力被转移到新兴市?场。
　　其次，跨国公司的历史本身也并非很长，像沃尔玛连锁店也仅诞生50周年，其全球经营的时间更短，有关监管的全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这又事关各个国家的司法及立法独立，留有大量的空白地带。
　　再次，如果从公司制度本身来说，与贸易制度建立在防欺诈的大背景之上不同，公司制度演革更多是放开束缚的一个过程，公司管理者拥有的权限和所担负的责任是不匹配的，越来越大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强的公司影响力、一个决策产生的巨大利益回报，往往更容易让人铤而走险。
　　从新兴市场的角度来看，它们乐于迎来全球顶尖大公司，并享用其带来的成熟经验和商业回报，它们同时也可能存在因逐利而产生纵容的心态。
　　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沃尔玛如今即将为墨西哥贿赂事件付出代价：公司的最高高管者可能下台，一些高管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到此还只是第一步。更多的思考在于，中国公司也终究要走出去。如果去到那些更为成熟的市场，它们恐怕还需要得到更多的监管训练；而如果去到的是那些更容易进入的发展中市场，那些国家在政府监管和法律方面可能还要更差一个层级，那么，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说，如何积累良好的信誉和商业口碑，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