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已日益对未来我国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探索、研究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家庭政策已势在必行,因而借鉴和总结国际上典型国家的家庭政策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经过了两次历史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基于人口控制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一孩”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低,开启了低生育率进程.在人口结构和生育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2013年“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相继出台,我国的生育政策开始第二次转向.但是,在新生儿出生数量短暂上升之后,生育政策效应开始出现消退,新生儿出生数又出现了回落和下降,表明单纯调整生育政策已无法回应业已出现的低生育率问题.因此,从国际上典型国家的家庭政策出发,选取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四个国家作为典型案例,对家庭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内容和社会政策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并运用“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概念和工具进行分析和分类,认为四国现行的家庭政策分别代表了“个人主义”“含蓄的家庭主义”“选择性家庭主义”和“家庭主义”四种类型.最后,提出未来我国家庭政策的构建应从如下方面予以考虑:生育支持方面,从“以家为主”走向以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聚力协同的“多元共担”福利支持体系;政策现状、受益范围和社会环境支持方面,须向整体性、适度普惠型和社会友好型的家庭政策方向迈进;家庭政策探索和创新方面,要抓紧研究和制定新时期我国托儿服务、育婴假和家庭与育儿津贴制度;政策福利供给方面,应考虑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发展程度和需求的不同,对政策供给进行自由选择和差异性实施,从而构建“混合型”的家庭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