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窈窕风流杜十娘，自怜身落在平康。她是落花无主随风舞，飞絮飘零泪数行。”慵懒的春日下午，来到苏州老街，穿过耦园和城墙，隐隐约约听到评弹《杜十娘》的声音。吴侬软语的委婉声音透着凄清。“青楼寄迹非她愿，有志从良配一双。但愿荆衩布裙去度时光。”歌声缥缈朦胧，却又钻心地惹人怜爱，让人不禁侧着耳朵寻找声音的出处。
　　循着弹唱声来到一组雕像前：书场和茶馆的旧景还原、端坐在黄包车上的听客、拱手相印的老先生……其后不起眼的“苏州评弹博物馆”配上幽幽的《杜十娘》，将驻足的路人瞬间拉入了那个评弹最辉煌的年代。


　　大起大落中发展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亦作“平话”，宋代即有《新编五代史平话》的话本。后来，平话艺术分流成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而“弹词”则是因演唱者自兼弹拨类乐器为伴奏而得名。评话和弹词流传到了江南后，与苏州方言相结合形成“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明代文学家、嘉靖进士田汝成曾在《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中写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20世纪初，弹词演员杨筱亭所创的“小阳调”率先问世，成为近代弹词流派的先声。“小阳调”，取“马调”的基本节奏和唱法，短腔多，长腔少；又取“俞调”的真假嗓并用，以假嗓为多，由此形成了旋律爽朗、音域宽广、柔中带刚的独特唱腔，在当时堪称独特。
　　紧随其后的是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徐调”，是由一代弹词宗师、徐调创始人、苏州弹词前辈名家徐云志在“俞调”和“小阳调”的基础上，吸收民歌、打夯号子、小贩叫卖声等形成。其唱腔圆润婉转、软糯柔顺，因而又被称为“糯米腔”。其长短不一、快慢各异的9种基本唱腔，适用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因此成为当今弹词界流传最广的流派唱腔之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政治不安，局势动荡，但江浙地区城市经济却呈现出畸形繁荣的局面，这为艺术蓬勃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后盾。而上海、苏州一带“空中书场”的开辟，更是为近代苏州弹词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弹词表演艺术的成熟不仅表现在唱腔的风格迥异上，还表现在书目的不断完善上。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参与到弹词话本的创作中来，或对原话本进行修整，使其情节更加跌宕，唱词更加抒情；或改编小说、戏剧剧本，进行弹词作品的移植。文人的参与为苏州弹词走向文雅化和精致化提供了保障。
　　然而“文革”的突然爆发使得各种传统艺术和其他几乎所有建国后创编的艺术中断，弹词也概莫能外。“文革”结束后，国家拨乱反正，苏州弹词才又逐渐恢复生机。其中尤以评弹理论研究最为突出。“文革”前已经开展了的弹词艺人经验整理、弹词艺术本体研究的等活动，重新被提上日程。从创作表演上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表演虽已开禁，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氛围并不乐观。在“下海”潮的影响下，不少优秀的弹词艺人跳槽转行，专业弹词表演人数锐减，使弹词艺术跌落到了低谷。书场关闭，茶楼转向经营，苏州弹词落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21世纪初始，随着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申报的不断升温，国家对包括苏州弹词在内的许多传统艺术进行了多方位的扶持。人们的怀旧意识被唤醒，保护概念也加强了，自然又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这一领域优秀的代表作。近年来，一些新编中篇弹词，如《大脚皇后》、《雷雨》、《风雨黄昏》、《鸳鸯》等，纷纷在各种大赛中摘金夺银。各种艺术展演层出不穷，苏州弹词甚至还于2012年新年期间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新时代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票友人数越来越多，且传承意识越来越强。如果纵向考察苏州弹词的历史可以发现，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拥有如此庞大且活跃的票友群。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休闲时间增加了，对精神需求也越来越重视。收入的提高，使人们（尤其是老年人和中产阶级年轻人）不再疲于奔波。琵琶、三弦等乐器也足以消费得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苏州弹词逐渐从传统的实体书场、电视书场、广播书场，走向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途径。票友们可以从网络上下载名家名段，随时将名师请进家门。这一切都为苏州弹词恢复广泛的群众基础，再造新时期的辉煌铺平了道路。
　　2006年6月，苏州弹词与苏州评话，以“苏州评弹”的名义入选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列于“曲艺类”项目的首位。
　　艺者传听者承
　　与其他许许多多的兄弟曲种一样，评弹经历了种种艰难与曲折，但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是使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成为当代最为活跃的曲艺品种之一。从苏州弹词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在实现自我保护、如何在能动的传承中，逐渐实现自身的艺术复兴。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淫词小调”能跨入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是与其表演者——说书艺人的原样保存与活态传承分不开的。“非遗”的所有艺术价值是以“艺人”为主要载体的，他们担负起了这一传统文化和民族记忆的雕琢和延续工作。拥有独到的个性化的艺术成果是形成艺术流派的关键。艺人在创演时不墨守成规，唯前辈是瞻，能够结合自身的条件，藏劣势，扬优势，方有可能成就新腔新调。但此举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所有新流派的唱腔都必须是符合弹词艺术总体特征的。
　　评弹博物馆的研究生吴波对《经济》记者介绍道，“严调”的创始人严雪亭也曾尝试过钢琴伴唱苏州弹词，后来亦有青年演员用电子琴伴唱，最终都因不符合弹词艺术的范式而成为昙花一现的盆景式观赏。可见，只有充分发挥起表演者的各方能动性，使之在文脉传承上有所作为，在艺术创演上有所进展，才能真正从内部救活传统艺术。
　　此外，虽然表演者是传承的主体，但听众及其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同样也影响着传承体系和传承效果。过去，我们大多只注意“非遗”的具体操纵者——艺人对于遗产的传承活动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表演的接受者和研究者层面与遗产继承和发扬的互动没有被纳入关注视野中。究其原因，曲艺、戏曲等表演艺术门类历来被当作是娱乐商品看待，而忽视了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听众是消费者，仅需满足耳目之娱，无需背负起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但进入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倡“全民参与”，这就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我们看到，苏州弹词艺术中，艺人、学者和听客架构起了一个稳固的三角结构，共同支撑起弹词这座“非遗”大厦，这是全民文化自觉下非遗保护的一个优秀例证。
　　午后，泡一杯暖暖的茶，听一曲柔媚的评弹，在余音颤颤中，“非遗”的精神就这样继续被传承下去。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文化保护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