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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逐年增长、美元表现强势，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拉开序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产业链升级使得中美贸易关系由互补型转向竞争型。回顾美日贸易战的发展和后续，并与本次贸易战进行比较，也能为中国应对贸易战提供更多经验教训。建立全方位的贸易战风险应对体系对于中国保持对外贸易的独立性、维持贸易顺差的优势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摩擦；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F752.02
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
“贸易战”指当两国出现贸易不平等的状况时，贸易顺逆差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提升关税、反倾销等手段对他国进行制裁的行为。2018年3月22日美国签署了301调查的结果采取的行动备忘录，规定将对中国航空、贸易通信、机械等领域加征25%关税，大致涉及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次日商务部宣布也将对美国进口的猪肉、鲜水果、干果等农产品加征25%关税。美、中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在当前敏感的国际形势下开展贸易战，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探究此次贸易战开展的背景不仅能更清晰地梳理出中美贸易所处阶段，也能为中国政府及企业如何应对贸易风险提供启示。
二、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原因探索
（一）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政治压力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在中美近年来的贸易往来格局中，美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对华贸易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一方面，美中贸易逆差逐年上升，并且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提升。美中贸易逆差自1992年便不断向上突破。2008年美国总体贸易逆差高达7 0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逆差为2 680亿美元，占比约38%，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下降46%至3 800亿美元，而中国仅下降15%至2 270亿美元。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迅速增长，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从2008年的38%逐渐提升至2017年的66%。另一方面，美国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连续两年下滑，优势逐渐丧失。自2004年起美国服务业贸易顺差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服务业贸易顺差也保持了2%的增速，但2015年至2017年美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以-5%和-2%的速度下滑。
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在中美贸易结构中，美国面临着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压力，而美国的服务业貿易顺差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因此美国为了减轻贸易逆差的压力，采取贸易战的形式来夺回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美国国内日益加深的政治压力，也是美国在此阶段正面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直接原因。2017年2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民众对于新总统的支持率降为40%，创下历届总统新低，比历史上总统上任一个月的平均支持率低21%，然而到了2018年2月，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至35%，再次触及最低支持率点，而2018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总统中期选举无疑让特朗普面临更大压力。为了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同时将国内政治矛盾的注意力转移至国际事务，特朗普上台至今已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来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力求缩小贸易逆差、维护美国利益。2017年4月1日，美总统启动232调查，主要针对进口钢铁及铝产品；2017年8月14日，美总统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例审查中国贸易中是否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2017年11月1日，美国商务部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合金板进行审查，并于2018年1月1日宣布来自中国的铝合金板应征收23.5%的关税。由此可见，此次贸易战并非美国一时兴起，而是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压制中国进口以缩小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二）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持高新技术领域的霸权
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便已出现显著的逆差，而在过去美国对于贸易逆差的反击并未扩大至贸易战的程度。究其原因，中国在21世纪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出口商品价格低廉、附加价值低，此类出口商品便利了美国民众的生活，并未威胁到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与美国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形成贸易互补。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换代，出口产品也由过去单一的服饰、低廉消费品等初级加工产品逐渐升级为航空、信息、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产品，此类出口产品极大动摇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在美国甚至全球的地位，中美的贸易结构由互补结构转变为竞争结构。
创新精神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而高端制造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是中美双方都希望牢牢把握市场龙头地位的领域。因此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征税领域直指《中国制造2025》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科技产业飞速升级、发展，中美双方在高端制造链中的冲突和竞争已经凸显，美国企图限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的快速扩张，以继续维护其本国的科技霸主地位。
（三）理论依据
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从贸易保护的理论高度来看，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战的手段也是大概率事件。之前有学者以贸易保护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对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究。（1）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林学访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消费者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出发，会优先选择进口产品，如美国消费者选择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从而导致两国间出现巨大贸易逆差。（2）生产力进步的角度：Gomory与Baumol对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进行修正，他们认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生产力进步的早期阶段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当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扩散等手段使得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时，发达国家的利益就会受损。因此，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如“中国制造2025”）。（3）政治经济学的角度：Joanne Gowa[3]提出了“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会对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迫使他国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便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重要诉求。 三、以史为鉴——日美贸易战带来的启示
（一）六次日美贸易战
纵观1960～1990年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日美之间也爆发了六次规模较大的贸易战（见表1），分别是1957年纺织品战、1968～1978年钢铁战、1970～1980年彩电战、1979～1987年汽车战、1987～1991年半导体战和1980～1990年电信战。这六次贸易战爆发的背景与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有诸多类似之处。
首先，1960～1978年日本经济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前5大经济体，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美国贸易逆差有40%来自日美贸易。日本的崛起已经威胁了美国的制造业。而目前中国产业不断升级，与美国的贸易结构不再是分工合作而是互相竞争，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达66%，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与当时日美关系类似。其次，中美贸易战和中日贸易战均处于美元表现强势的大背景下，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陷入滞胀状态，里根政府力图通过对进口日本产品进行限制等举措避免美元继续走强，提升出口量，保护本国劳动力就业稳定。目前特朗普政府减税、增加政府开支等一系列政策也助长美元升值，使得贸易逆差面临进一步增加的压力，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缓解这种两难局面。最后，中美贸易战和中日贸易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均在于中国或者日本的快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相关产业，出于利益争执美国发起了贸易战。
不同之处在于，日美在20世纪80年代结成了军事同盟，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更依赖于美国，而中国始终坚持不结盟政策，在国际谈判中始终持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贸易战的处理中也将更主动、更客观。
（二）日本的失败
美日贸易战持续了轰轰烈烈30年，最终日本以失败告终，落入了“失落的十年”中，直至目前经济依然疲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日本经济独立性不足，过多依赖出口，20世纪60～90年代里日本的畅销出口品包括轻纺品、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等，出口激增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日本民众本身储蓄率高而内需不足，而日本政府也认为消费是一种内在损耗，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导致日本内需严重不足，未能实现“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第二是日本政府未能实现对市场有效的控制，缺乏监管与决策能力。日本政府对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监管，90年代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并未引起日本的重视，以至于整个日本的金融体系面临巨大风险，金融体系中的风险逐渐传导至国际贸易，使得日本贸易缺乏金融政策的支持。另外日本政府过早向美国妥协，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更是直接给发展火热的日本经济泼上一桶冷水，加速日本90年代泡沫的破灭。
四、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升温的对策探讨
如同二十年前的日本，中国如今也面临着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威胁。尽管中美贸易战的激烈程度尚未最终确定，但中国政府与企业应当审视日本在日美贸易战中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决策，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并早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一）政府：寻求与美国达成共识，积极应对贸易战
中国国内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关键时刻，经济结构尚处于调整阶段，此外还面临老龄化时代即将来临的问题。因此国内政府方面应当寻求与美国达成共识，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温，为国内经济转型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但面临美方的无理要求，政府也不能过于软弱，要有底气采取反制措施，以斗争求和平。
第一，中美双方要认清中美贸易是互补型贸易，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才是两国正确的贸易选择。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有选择性的进一步提高双向开放水平，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保护等方面做出努力。此外，中国政府还应当主动适应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程序，建立起多层次的中美沟通机制，形成更加友好的中美贸易政策环境。
第二，中国应当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动“中国智造”，在芯片、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等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加速完成国产替代，降低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此外，中国政府还应当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政府还应寻找替代方案，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对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从容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造成的对美出口额的减少。
（二）企业：加快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面临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温的可能，中国企业（尤其有对美贸易业务的企业）应当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提前调研贸易战涉及本行业的可能性以及对本公司业务造成的影响，并做好风险防范与控制工作，最大程度避免可能的经济损失。
第一，企业应当注重自身品牌以及产品质量的关注，不断提高自身的品牌效应，提升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开拓，也增强了应对贸易摩擦升温的能力。即使美国提升了对本行业的关税，只要企业的产品在所属细分市场上还能保持高性价比或者消费者缺乏其他可替代产品，那么企业就能有效降低贸易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美贸易战一旦爆发，中美汇率可能出现极大幅度的变化，出口业务占营收较大比例的企业将蒙受汇兑损失，如安防行业的海康威视以及家电行业的美的、格力等企业。这类企业可以开展远期外汇业务，通过外汇衍生产品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第三，汇率波动以及进出口政策的变化，也会导致企业的进出口货物价格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如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大部分芯片依赖进口，一旦贸易战爆发，原材料进口价格可能大幅提升。这类企业可以利用期货期权等方式锁定原材料的成本，合理规避贸易战引发的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曼.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关系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7（06）：21-25.
[2]林学访.论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影响[J].国际贸易，2007（05）：42-47.
[3]Gomory Ralph E and William J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M].MIT Press，2000：61.
[4]Joanne Gowa. Rational Hegemons， Excludable Goods， and Small Groups： An Epitaph fo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J]. World Politics，1989（41） 309.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摩擦；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F752.02
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
“贸易战”指当两国出现贸易不平等的状况时，贸易顺逆差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提升关税、反倾销等手段对他国进行制裁的行为。2018年3月22日美国签署了301调查的结果采取的行动备忘录，规定将对中国航空、贸易通信、机械等领域加征25%关税，大致涉及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次日商务部宣布也将对美国进口的猪肉、鲜水果、干果等农产品加征25%关税。美、中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在当前敏感的国际形势下开展贸易战，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探究此次贸易战开展的背景不仅能更清晰地梳理出中美贸易所处阶段，也能为中国政府及企业如何应对贸易风险提供启示。
二、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原因探索
（一）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政治压力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在中美近年来的贸易往来格局中，美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对华贸易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一方面，美中贸易逆差逐年上升，并且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提升。美中贸易逆差自1992年便不断向上突破。2008年美国总体贸易逆差高达7 0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逆差为2 680亿美元，占比约38%，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下降46%至3 800亿美元，而中国仅下降15%至2 270亿美元。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迅速增长，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从2008年的38%逐渐提升至2017年的66%。另一方面，美国的服务业贸易顺差连续两年下滑，优势逐渐丧失。自2004年起美国服务业贸易顺差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服务业贸易顺差也保持了2%的增速，但2015年至2017年美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以-5%和-2%的速度下滑。
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在中美贸易结构中，美国面临着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压力，而美国的服务业貿易顺差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因此美国为了减轻贸易逆差的压力，采取贸易战的形式来夺回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美国国内日益加深的政治压力，也是美国在此阶段正面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直接原因。2017年2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民众对于新总统的支持率降为40%，创下历届总统新低，比历史上总统上任一个月的平均支持率低21%，然而到了2018年2月，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至35%，再次触及最低支持率点，而2018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总统中期选举无疑让特朗普面临更大压力。为了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同时将国内政治矛盾的注意力转移至国际事务，特朗普上台至今已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来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力求缩小贸易逆差、维护美国利益。2017年4月1日，美总统启动232调查，主要针对进口钢铁及铝产品；2017年8月14日，美总统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例审查中国贸易中是否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2017年11月1日，美国商务部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合金板进行审查，并于2018年1月1日宣布来自中国的铝合金板应征收23.5%的关税。由此可见，此次贸易战并非美国一时兴起，而是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压制中国进口以缩小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二）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持高新技术领域的霸权
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便已出现显著的逆差，而在过去美国对于贸易逆差的反击并未扩大至贸易战的程度。究其原因，中国在21世纪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出口商品价格低廉、附加价值低，此类出口商品便利了美国民众的生活，并未威胁到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与美国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形成贸易互补。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换代，出口产品也由过去单一的服饰、低廉消费品等初级加工产品逐渐升级为航空、信息、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产品，此类出口产品极大动摇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在美国甚至全球的地位，中美的贸易结构由互补结构转变为竞争结构。
创新精神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而高端制造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是中美双方都希望牢牢把握市场龙头地位的领域。因此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征税领域直指《中国制造2025》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科技产业飞速升级、发展，中美双方在高端制造链中的冲突和竞争已经凸显，美国企图限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的快速扩张，以继续维护其本国的科技霸主地位。
（三）理论依据
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从贸易保护的理论高度来看，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战的手段也是大概率事件。之前有学者以贸易保护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对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究。（1）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林学访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消费者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出发，会优先选择进口产品，如美国消费者选择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从而导致两国间出现巨大贸易逆差。（2）生产力进步的角度：Gomory与Baumol对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进行修正，他们认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生产力进步的早期阶段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当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扩散等手段使得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时，发达国家的利益就会受损。因此，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如“中国制造2025”）。（3）政治经济学的角度：Joanne Gowa[3]提出了“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会对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迫使他国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便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重要诉求。 三、以史为鉴——日美贸易战带来的启示
（一）六次日美贸易战
纵观1960～1990年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日美之间也爆发了六次规模较大的贸易战（见表1），分别是1957年纺织品战、1968～1978年钢铁战、1970～1980年彩电战、1979～1987年汽车战、1987～1991年半导体战和1980～1990年电信战。这六次贸易战爆发的背景与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有诸多类似之处。
首先，1960～1978年日本经济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前5大经济体，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美国贸易逆差有40%来自日美贸易。日本的崛起已经威胁了美国的制造业。而目前中国产业不断升级，与美国的贸易结构不再是分工合作而是互相竞争，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达66%，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与当时日美关系类似。其次，中美贸易战和中日贸易战均处于美元表现强势的大背景下，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陷入滞胀状态，里根政府力图通过对进口日本产品进行限制等举措避免美元继续走强，提升出口量，保护本国劳动力就业稳定。目前特朗普政府减税、增加政府开支等一系列政策也助长美元升值，使得贸易逆差面临进一步增加的压力，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缓解这种两难局面。最后，中美贸易战和中日贸易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均在于中国或者日本的快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相关产业，出于利益争执美国发起了贸易战。
不同之处在于，日美在20世纪80年代结成了军事同盟，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更依赖于美国，而中国始终坚持不结盟政策，在国际谈判中始终持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贸易战的处理中也将更主动、更客观。
（二）日本的失败
美日贸易战持续了轰轰烈烈30年，最终日本以失败告终，落入了“失落的十年”中，直至目前经济依然疲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日本经济独立性不足，过多依赖出口，20世纪60～90年代里日本的畅销出口品包括轻纺品、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等，出口激增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日本民众本身储蓄率高而内需不足，而日本政府也认为消费是一种内在损耗，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导致日本内需严重不足，未能实现“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第二是日本政府未能实现对市场有效的控制，缺乏监管与决策能力。日本政府对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监管，90年代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并未引起日本的重视，以至于整个日本的金融体系面临巨大风险，金融体系中的风险逐渐传导至国际贸易，使得日本贸易缺乏金融政策的支持。另外日本政府过早向美国妥协，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更是直接给发展火热的日本经济泼上一桶冷水，加速日本90年代泡沫的破灭。
四、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升温的对策探讨
如同二十年前的日本，中国如今也面临着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威胁。尽管中美贸易战的激烈程度尚未最终确定，但中国政府与企业应当审视日本在日美贸易战中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决策，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并早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一）政府：寻求与美国达成共识，积极应对贸易战
中国国内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关键时刻，经济结构尚处于调整阶段，此外还面临老龄化时代即将来临的问题。因此国内政府方面应当寻求与美国达成共识，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温，为国内经济转型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但面临美方的无理要求，政府也不能过于软弱，要有底气采取反制措施，以斗争求和平。
第一，中美双方要认清中美贸易是互补型贸易，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才是两国正确的贸易选择。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有选择性的进一步提高双向开放水平，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保护等方面做出努力。此外，中国政府还应当主动适应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程序，建立起多层次的中美沟通机制，形成更加友好的中美贸易政策环境。
第二，中国应当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动“中国智造”，在芯片、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等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加速完成国产替代，降低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此外，中国政府还应当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政府还应寻找替代方案，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对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从容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造成的对美出口额的减少。
（二）企业：加快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面临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温的可能，中国企业（尤其有对美贸易业务的企业）应当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提前调研贸易战涉及本行业的可能性以及对本公司业务造成的影响，并做好风险防范与控制工作，最大程度避免可能的经济损失。
第一，企业应当注重自身品牌以及产品质量的关注，不断提高自身的品牌效应，提升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开拓，也增强了应对贸易摩擦升温的能力。即使美国提升了对本行业的关税，只要企业的产品在所属细分市场上还能保持高性价比或者消费者缺乏其他可替代产品，那么企业就能有效降低贸易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美贸易战一旦爆发，中美汇率可能出现极大幅度的变化，出口业务占营收较大比例的企业将蒙受汇兑损失，如安防行业的海康威视以及家电行业的美的、格力等企业。这类企业可以开展远期外汇业务，通过外汇衍生产品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第三，汇率波动以及进出口政策的变化，也会导致企业的进出口货物价格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如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大部分芯片依赖进口，一旦贸易战爆发，原材料进口价格可能大幅提升。这类企业可以利用期货期权等方式锁定原材料的成本，合理规避贸易战引发的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曼.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关系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7（06）：21-25.
[2]林学访.论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影响[J].国际贸易，2007（05）：42-47.
[3]Gomory Ralph E and William J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M].MIT Press，2000：61.
[4]Joanne Gowa. Rational Hegemons， Excludable Goods， and Small Groups： An Epitaph fo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J]. World Politics，1989（41） 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