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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作中,笔者有幸与一位资深收藏家张先生接触。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工作之余,不免与张先生就收藏及与收藏相关的若干话题,进行讨论。张先生也就这些话题结合自己的收藏经历,谈了不少切肤感受,其中不乏对一些较深层次问题的分析。对笔者颇多启发。更幸运的,是在此期间,笔者有机会观赏了张先生的部分藏品。虽然笔者在眼下的收藏热潮中求索了多年,但是张先生的不少藏品之珍稀,依然出乎笔者意料。从藏品规格,即可看出,张先生虽然处事低调。但其收藏,须是源远流长,才能如此成效斐然。而且是能耐住寂寞,宁静中致远的一类藏家。
自然,笔者关注的还是张先生的藏品。笔者认为,藏品中一部分可能具有独特的研究与考证价值。假如长期深藏,不能为世人所知,所了解,是很可惜的。笔者表示,希望将部分藏品,向藏界和广大爱好者作些介绍。正如张先生所言,藏家只是藏品的短暂的保管人,它们们终究是属于社会的。那日,我们又在谈论那件已经探讨过多次的张先生的藏瓷 ——清乾隆年间烧造的浮雕龙凤纹棒椎瓶。张先生几次提到,这件器物上有一些迄今未知,或是不能确定的现象。既然如此,笔者建议,让世人关注,也是向博学人士请教的机会,或可较速解惑。张先生首肯,故有此文付阙。
张先生的收藏涉猎较广,古陶瓷器之外,又由于甲骨文,古家具,古玉器,竹木牙角,古今字画,古石刻等等。张先生介绍,杂项均非自己刻意追逐而来,多是在数十年间,随缘随遇,聚沙成塔而已。数十年前,收藏的机会较多而投机的意念较少。
收藏需有个客观环境,张先生生长在鲁中地区,此地人文资源丰富,区域内有上古九州之一的青州,有齐故都临淄,有被誉为‘旱码头’的古商品集散地的周村。该地区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源头。甚至还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地。文化积淀当然会表现在其载体,文物的积累上。张先生在交谈中曾提起自己的一段亲历。“文革”初张先生居住周村,目击造反派抄家、焚书、挖掘古墓、从沿街住户中抄出大量古陶瓷当街砸碎。一提那情景直令张先生唏嘘不已,仿佛至今历历在目。
陶瓷器收藏是张先生藏品中的一个大类,而其中较大部分即是来自古商城周村。这件深浮雕龙风纹棒追瓶即是其一。此器胎体坚实厚重, 手工拉坯,有数道横接痕迹。其颈部浮雕云凤两只,在其腹部,也即其主要部分则浮雕戏珠云龙五条。雕工刀法洗练,工、写兼顾,或深或浅,层次分明。
不过,笔者今天向读者和收藏人士介绍该器,并不着意于它的雕刻技法和华美纹饰。张先生会同笔者希望与广大同道共同探讨的,是该器所特有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该器表面处理及其工艺技术在诸多方面还鲜为人知。
笔者观察这只棒追瓶,很显然,它不是传统的硅酸盐类的釉,不是简单的鎏银描金,也不是金属氧化物在烧炼中规律化的呈色。在自然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泛紫的金色。当光线减弱,它的光泽则显得内敛凝重。此外,虽然该器给人视觉中造成的金属气氛相当强烈,但是这个发色层却十分微薄,微薄到让笔者觉得用文字不易描述。然而这样微薄的色层涂敷却十足均衡,到位。在布满全器的凸凹曲折处,不管深浅钝锐,通体没有厚疏遗漏,积淌流离的现象。在硕大而呈多维形态的器表上,其工艺水准,着实让观察者叹为观止。
尽管该器色层微薄,但仍有较明显的类似金属氧化的痕迹。只是此器表面工艺独特,传世罕见,未见当代相关解说,也没见史料记叙。故不能确认发色物材质及具体的烧成方法。分析种种迹象,该色层由贵金属本质,或贵金属合金构成的可能性较大。张先生也表示,不排除此器表面处理仍是古人使用类似汞镀法的工艺技术所为(所谓汞镀法,就是将标的金属,主要是金银一类融入汞也就是水银中,施敷于被装饰物表面,然后将水银蒸发,使标的金属留住并紧密贴附在器物表面,而达到装饰目的的工艺。水银剧毒,此类工艺十分危险,历史上国外曾发生过使用该工艺一次致数十人中毒死亡的事故。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鎏金”即属此类工艺。)
但是,仅凭肉眼直观就能看出,在这件棒椎瓶上所应用的技术要比单纯“鎏金”“描金”一类技术更复杂,色层与器体的结合更紧密,也就是说,其技术含量更高。这倒是附含清代雍/乾年间凡事求奇、求异、求复杂的时代风尚。
为了确知这个发色层究竟为何物,近十年来,张先生南下北上,足迹所至,始终关注,也曾向许多行业和专业人士请教。同时查阅了数以吨计的典籍图录,结果是一无所得。
从实物分析,此种表面处理工艺在实践上是成熟的。这应该提示,经此工艺制作烧造的瓷器应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年代也并不久远。不论其曾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淡远。似乎都不致绝迹。若是近几十年人们托古烧造,则应该四海充斥,何故如此踪迹难觅?
从北京故宫到景市窑场,从博物馆到店肆地摊,从若干“鉴宝处”到若干拍卖场行从少年贩夫到耄耋智叟,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人士,没有一人确切见过具有此种表面的瓷器, 不论新工、旧物。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的事实。笔者依稀忆起,数年前某电视节目曾报道,伦敦的华裔收藏家赵泰来先生的藏瓷中,仿佛也有于乾隆年间烧造,国内已无踪迹可觅的色釉瓷器。笔者试想,那个时代是否的确烧造过一些产量很小,而传世更少的东西呢?
个人阅历有局限性,张先生认为,现在下结论难免草率。他接着分析,这有可能是一种因废弃而失传的工艺。诸如成本太高,操作困难, 过度危险,需求狭窄, 官方控制等等都可能是一项技艺失传的原因。也是作伪者不愿涉足的原因。
总结多年来的经验,从负责角度考虑,张先生认为,对这类罕见工艺或材质的认定,最好由从事理化研究的科学家做出。结论较为严谨可靠。张先生正在为此努力,并愿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我们也期待对此工艺技术有研究,有造诣的博学人士慷慨赐教。张先生与笔者都是十分感激的。
清:乾隆 深浮雕龙凤纹撇口瓶
(表面装饰处理工艺待考)
该器为清乾隆官窑烧造。器制较大,轮廓线条流畅。该器颈部浮雕双凤,腹部雕正面龙纹,与一双龙戏珠纹,浮雕中分深浅若干层次,龙、凤纹均为乾隆朝经典造型,雍容华贵,富有装饰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器整个表面采用的是不一种极其罕见的装饰工艺。它既不是传统釉面,又非简单的镀银描金,也不是以金属氧化物施于硅酸盐类釉面上、下的窑变呈色。在自然光线下,它同时表现出一种漫涵紫气的金光银辉、似乎是多种贵重金属合成的一种混合光泽,富有金属气氛,但在人的感觉中又不仅仅局限于金属。而且其施敷涂布得十分到位、平衡、均匀。整个器物表面无疏无厚,无遗无漏,无积无淌,其工艺水准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何种工艺?所用何种材质?为弄清此事,近十年来,该器收藏家南下北上,几乎走遍中国重镇,查阅了成吨的典籍图录,随机访问了成千的专家、老板及贩夫走卒,既没有寻到另一件与该器相类的实物,也没有查到一件相似的图录,也没有碰到过一个确切了解此种表面处理工易的人士。
在北京,藏家十年内,在琉璃厂、报国寺、潘家园、拍卖行……如此等等,曾随机请教过多位人士,其间有为他人鉴定瓷器、年愈八旬,自称其见识源于故宫的老叟。有资深的古玩行老板。有销售仿古工艺瓷器的江西朋友。有多家拍卖行鉴征人士,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居然没有一人见过具备此种釉面的器物。不论新、老、真、赝。
这是否是一种失传的表面处理工艺?虽然目前还未确切了解这一工艺所用材质。不过是否可以设想,这是古人使用的一种类似于汞镀法的技术?(汞镀法是一种将标的金属融入水银(即汞),涂镀于器物表面,然后将水银蒸发,使金属留住并紧密依附于器物表面达到装饰目的的工艺。水银剧毒,此项工艺十分危险。流传数千年之久的鎏金工艺即是此类工艺的代表)藏家正在努力,希望有机会请教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以求破解此案。
自然,笔者关注的还是张先生的藏品。笔者认为,藏品中一部分可能具有独特的研究与考证价值。假如长期深藏,不能为世人所知,所了解,是很可惜的。笔者表示,希望将部分藏品,向藏界和广大爱好者作些介绍。正如张先生所言,藏家只是藏品的短暂的保管人,它们们终究是属于社会的。那日,我们又在谈论那件已经探讨过多次的张先生的藏瓷 ——清乾隆年间烧造的浮雕龙凤纹棒椎瓶。张先生几次提到,这件器物上有一些迄今未知,或是不能确定的现象。既然如此,笔者建议,让世人关注,也是向博学人士请教的机会,或可较速解惑。张先生首肯,故有此文付阙。
张先生的收藏涉猎较广,古陶瓷器之外,又由于甲骨文,古家具,古玉器,竹木牙角,古今字画,古石刻等等。张先生介绍,杂项均非自己刻意追逐而来,多是在数十年间,随缘随遇,聚沙成塔而已。数十年前,收藏的机会较多而投机的意念较少。
收藏需有个客观环境,张先生生长在鲁中地区,此地人文资源丰富,区域内有上古九州之一的青州,有齐故都临淄,有被誉为‘旱码头’的古商品集散地的周村。该地区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源头。甚至还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地。文化积淀当然会表现在其载体,文物的积累上。张先生在交谈中曾提起自己的一段亲历。“文革”初张先生居住周村,目击造反派抄家、焚书、挖掘古墓、从沿街住户中抄出大量古陶瓷当街砸碎。一提那情景直令张先生唏嘘不已,仿佛至今历历在目。
陶瓷器收藏是张先生藏品中的一个大类,而其中较大部分即是来自古商城周村。这件深浮雕龙风纹棒追瓶即是其一。此器胎体坚实厚重, 手工拉坯,有数道横接痕迹。其颈部浮雕云凤两只,在其腹部,也即其主要部分则浮雕戏珠云龙五条。雕工刀法洗练,工、写兼顾,或深或浅,层次分明。
不过,笔者今天向读者和收藏人士介绍该器,并不着意于它的雕刻技法和华美纹饰。张先生会同笔者希望与广大同道共同探讨的,是该器所特有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该器表面处理及其工艺技术在诸多方面还鲜为人知。
笔者观察这只棒追瓶,很显然,它不是传统的硅酸盐类的釉,不是简单的鎏银描金,也不是金属氧化物在烧炼中规律化的呈色。在自然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泛紫的金色。当光线减弱,它的光泽则显得内敛凝重。此外,虽然该器给人视觉中造成的金属气氛相当强烈,但是这个发色层却十分微薄,微薄到让笔者觉得用文字不易描述。然而这样微薄的色层涂敷却十足均衡,到位。在布满全器的凸凹曲折处,不管深浅钝锐,通体没有厚疏遗漏,积淌流离的现象。在硕大而呈多维形态的器表上,其工艺水准,着实让观察者叹为观止。
尽管该器色层微薄,但仍有较明显的类似金属氧化的痕迹。只是此器表面工艺独特,传世罕见,未见当代相关解说,也没见史料记叙。故不能确认发色物材质及具体的烧成方法。分析种种迹象,该色层由贵金属本质,或贵金属合金构成的可能性较大。张先生也表示,不排除此器表面处理仍是古人使用类似汞镀法的工艺技术所为(所谓汞镀法,就是将标的金属,主要是金银一类融入汞也就是水银中,施敷于被装饰物表面,然后将水银蒸发,使标的金属留住并紧密贴附在器物表面,而达到装饰目的的工艺。水银剧毒,此类工艺十分危险,历史上国外曾发生过使用该工艺一次致数十人中毒死亡的事故。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鎏金”即属此类工艺。)
但是,仅凭肉眼直观就能看出,在这件棒椎瓶上所应用的技术要比单纯“鎏金”“描金”一类技术更复杂,色层与器体的结合更紧密,也就是说,其技术含量更高。这倒是附含清代雍/乾年间凡事求奇、求异、求复杂的时代风尚。
为了确知这个发色层究竟为何物,近十年来,张先生南下北上,足迹所至,始终关注,也曾向许多行业和专业人士请教。同时查阅了数以吨计的典籍图录,结果是一无所得。
从实物分析,此种表面处理工艺在实践上是成熟的。这应该提示,经此工艺制作烧造的瓷器应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年代也并不久远。不论其曾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淡远。似乎都不致绝迹。若是近几十年人们托古烧造,则应该四海充斥,何故如此踪迹难觅?
从北京故宫到景市窑场,从博物馆到店肆地摊,从若干“鉴宝处”到若干拍卖场行从少年贩夫到耄耋智叟,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人士,没有一人确切见过具有此种表面的瓷器, 不论新工、旧物。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的事实。笔者依稀忆起,数年前某电视节目曾报道,伦敦的华裔收藏家赵泰来先生的藏瓷中,仿佛也有于乾隆年间烧造,国内已无踪迹可觅的色釉瓷器。笔者试想,那个时代是否的确烧造过一些产量很小,而传世更少的东西呢?
个人阅历有局限性,张先生认为,现在下结论难免草率。他接着分析,这有可能是一种因废弃而失传的工艺。诸如成本太高,操作困难, 过度危险,需求狭窄, 官方控制等等都可能是一项技艺失传的原因。也是作伪者不愿涉足的原因。
总结多年来的经验,从负责角度考虑,张先生认为,对这类罕见工艺或材质的认定,最好由从事理化研究的科学家做出。结论较为严谨可靠。张先生正在为此努力,并愿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我们也期待对此工艺技术有研究,有造诣的博学人士慷慨赐教。张先生与笔者都是十分感激的。
清:乾隆 深浮雕龙凤纹撇口瓶
(表面装饰处理工艺待考)
该器为清乾隆官窑烧造。器制较大,轮廓线条流畅。该器颈部浮雕双凤,腹部雕正面龙纹,与一双龙戏珠纹,浮雕中分深浅若干层次,龙、凤纹均为乾隆朝经典造型,雍容华贵,富有装饰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器整个表面采用的是不一种极其罕见的装饰工艺。它既不是传统釉面,又非简单的镀银描金,也不是以金属氧化物施于硅酸盐类釉面上、下的窑变呈色。在自然光线下,它同时表现出一种漫涵紫气的金光银辉、似乎是多种贵重金属合成的一种混合光泽,富有金属气氛,但在人的感觉中又不仅仅局限于金属。而且其施敷涂布得十分到位、平衡、均匀。整个器物表面无疏无厚,无遗无漏,无积无淌,其工艺水准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何种工艺?所用何种材质?为弄清此事,近十年来,该器收藏家南下北上,几乎走遍中国重镇,查阅了成吨的典籍图录,随机访问了成千的专家、老板及贩夫走卒,既没有寻到另一件与该器相类的实物,也没有查到一件相似的图录,也没有碰到过一个确切了解此种表面处理工易的人士。
在北京,藏家十年内,在琉璃厂、报国寺、潘家园、拍卖行……如此等等,曾随机请教过多位人士,其间有为他人鉴定瓷器、年愈八旬,自称其见识源于故宫的老叟。有资深的古玩行老板。有销售仿古工艺瓷器的江西朋友。有多家拍卖行鉴征人士,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居然没有一人见过具备此种釉面的器物。不论新、老、真、赝。
这是否是一种失传的表面处理工艺?虽然目前还未确切了解这一工艺所用材质。不过是否可以设想,这是古人使用的一种类似于汞镀法的技术?(汞镀法是一种将标的金属融入水银(即汞),涂镀于器物表面,然后将水银蒸发,使金属留住并紧密依附于器物表面达到装饰目的的工艺。水银剧毒,此项工艺十分危险。流传数千年之久的鎏金工艺即是此类工艺的代表)藏家正在努力,希望有机会请教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以求破解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