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凋敝，学术界和舆论界讨论了至少不下20年，今天依然不绝于耳。
　　这是个伪命题，道理很简单。
　　其一，从改革开放揭开了新一轮并且是真正成功的工业化帷幕以来，农业人口向城镇不断转移，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就是一个必然的、既定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
　　改革开放早期，中国人所狭隘理解的现代化，主要就是去三农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
　　其二，既然离乡进城是集体与个人的共同诉求，那么农村人口减少，尤其是更有能力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就是不可避免的。
　　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左右，而到2019年已经超过60%。人从哪里来？当然主要是从农村转移而来。
　　其三，一切市场要素都是趋利的，它的流向标准其实只有一个—购买力。
　　哪里人多，哪里人收入高，購买力就强，那么一切要素资源都会向这个方向倾斜。人们不能预计到农村的变化细节，但它在经济、社会、文化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步向下移动，这应该是早有预期的。
　　所以热衷于为农村凋敝发出呻吟之声，既没有意义，又昧于大势。
　　在泥沙俱下的乡村叙事当中，也的确包含着一些真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声音，但如果客观看待，就会发现人民群众其实是不领情的。
　　人文主义，主要是对于乡村传统习俗和手艺消失的哀叹，而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一切在时代背景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东西都会自然消亡，不足惜，惜也无益。相反，过去的习俗与手艺大多依赖于过去的经济社会基础，并且与贫困并生，从人文角度留恋过去，在实际中往往是不人道的。
　　人道主义，是反映乡村凋敝对还身在乡村的人们造成的身心苦难，以及因为缺乏社会关注而在治理和社会关系上出现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这是值得重视的。不过，观察对象的局限性，造成了结论的局限性。
　　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是大视野的，要把已经离开乡村的超过全国人口40%的人的处境考虑其中，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人道主义的实现。
　　中国城镇化—这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身份嬗变，主要意义是积极的，首先应该肯定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一前提下再来考察农村剩余人口的处境与未来，就不至于发生本末倒置的错误，也才有可能在正确的轨道之内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是现代化问题

　　中国社会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从温饱堪忧，到大多数人衣食不愁，这是一个基本认知。
　　1978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是97.5%，而到2019年，这一比率变为0.6%，有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我们当然可以就具体标准提出讨论，但温饱问题趋于解决，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取得了人类对抗贫困历史上最辉煌的成绩，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会否认。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是因为同情、怜悯的真诚泛滥，归根到底是因为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现代化。
　　一开始是农业哺育工业，从乡镇企业起步，通过体制改革积累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
　　接着以开放为后盾，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连通，促进了分工发展。

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是大视野的，要把已经离开乡村的超过全国人口40%的人的处境考虑其中，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人道主义的实现。

　　然后全国市场、全球市场又为分工的快速、深度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动力，从而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让原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在社会合作中从事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
　　每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都是享受了社会前行的“水涨船高”红利的结果。而因为这种“水涨船高”效应是通过改革开放—现代化来实现的，所以，推进现代化，就是解决贫困以及因贫困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然而，具体到个人，每一个人适应现代化趋势的能力是有区别的。
　　首先是年龄差异。
　　年龄大致上决定了一个人从事某种劳动的能力，这是客观的，无法勉强。
　　其次是性别差异。
　　比如，在早期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狂飙时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农村年轻女性，更容易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从而获得超过个人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报酬。
　　最后是身体条件差异。先天后天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残疾人或者身体羸弱者，比同龄、同性别的正常身体条件的人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因此在乡村里，就会主要剩下老弱病残幼，或者其它因为特殊原因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人。
　　这些群体，就是“现代化的尾巴”。
　　纵观1978年以来中国的新一轮现代化史，是一个实现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提出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局面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三农的遗留问题，其实就是对这四者不能有效回应的结果。背后的力量还是两个字—市场，市场会选择人，选择地，选择物，以及选择性地安排交通运输。
　　也就是说，依托于市场化的现代化，总是会留下尾巴的，市场解决不了没有效率的领域的问题。
　　那么面对这条尾巴，要把它彻底割掉，就只能依靠政府发挥作用。
　　如果人们的思维是清醒的，那么就会知道，中国政府远远超越其他国家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新农村建设的努力，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实效，其实就是弥补现代化过程当中市场能力所不及的方面的切实行动。

尾巴的问题

　　把现在农村的遗留问题比作“现代化的尾巴”，并不带有任何“冷血”的意涵。
　　记者本身就是出身农村，亲身见证了农村社会生态的整体没落过程。获得的经验是，人文主义的怜悯与同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的作用仅仅是自赋了一种书写的合法性而已。
　　唯一办法，就是要通过政府力量，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创造市场机制，来让农村的留守人口更容易地融入现代化进程。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则是，要让他们的劳动成果能够体现市场价值。
　　怎么理解呢？
　　以记者老家为例。老家在粤北山区，山峦起伏，农业时代是人多地少，后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中又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受教育，转变为人少地多。
　　这多出来的地，现在只能荒芜。不过有一点好处，丘陵地带的气候，适合种植水果蔬菜，而品种独特的水果蔬菜，具有不可替代性。
　　如果这些水果蔬菜仅限于本地销售，那么它的价格就非常低。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村村通公路的实现，让任何一个深山老林里的村子，都有水泥公路到达，后来还有了公共汽车和路灯。
　　公路的连通，意味着市场的连通，于是那些原本只是“土特产”的瓜果，就可以直接抵达发达地区市场。除了水果贩子前来批发之外，也有许多珠三角城市的市民，自驾车前往采摘，这就让瓜果身价倍增，实现了它真正的市场价值。
　　如今一户果农的年收入，如果不受天气和虫害影响，十余万元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可以对冲外出打工甚至通过受教育获得城市工作的机会成本。人们并不羡慕外出的人，深山老林的村子门口，也停满了汽车。
　　很多人总会质疑，国家在许多偏僻乡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比如每一个自然村都通上公路，多数自然村都有无线网络覆盖，哪怕只有一两户人家的村子也接通电力，按照市场效率原则，就是一种浪费。
　　许多“市场主义者”，总是拘泥于过时的理论，把市场理解为依据自然禀赋自发生成的。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早已证明，市场是可以主动创造的。那些看似浪费、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提供的是农村与现代化连接的通道，通道打开，市场就抵达。

如果人们的思维是清醒的，那么就会知道，中国政府远远超越其他国家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新农村建设的努力，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实效，其实就是弥补现代化过程当中市场能力所不及的方面的切实行动。

　　很多年以前，记者接触过一个来自西部山区的小伙子，他在珠三角打工，一事无成。后来他又跟我联系，说他的老家山上有很多罗汉松，在家乡只能砍了当柴烧，但他发现，在珠三角城市一棵就能卖几万元。他在想，能不能把老家山上的树弄到城市里来？
　　在个人具体操作层面，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他的观察无疑是对的。在这样一个十几亿人构成的大市场当中，贫困与权利弱势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和资源的价值被现实限制所低估了。
　　怎样才能让它们不被低估呢？就是要融入一个大的市场，大的市场往往就会给出大的价格。
　　新农村建设也好，扶贫攻坚也好，都强调“造血”。而“造血”又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金融扶持等等，目的都是通向更广阔的市场，或者说，通向现代化。
　　通过转移支付，中国政府是有能力确保中国人不饿死的，但这不是目标，目标是让每一个都能够自立，能够挺身站在现代化的烈烈风中。
　　要彻底割除这条“现代化的尾巴”，除了让现代化溶解它，没有别的办法。

乡村社会结构和产业重建

　　前文述及，乡村凋敝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除了这是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去承受的代价之外，还因为，凋敝不是理性概念。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可以是政策动机，但不可能是政策本身，把情感和理智混为一谈，这正是中国传统遗留的恶习。把事情道德化，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所谓凋敝问题，转化为理性概念，一是乡村社会结构不完整，二是乡村组织能力过于低下。这就是我们应该去正视的问题了。
　　社会结构不完整，表现为乡村的资源、体力和智力，都还在持续地往城市输送。这就导致一个家庭，缺失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一个村子，缺失权威与中坚；一个乡镇，治理往往主要表现为管治，而不是服务。
　　乡村组织能力的低下，则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法定的组织缺乏凝聚力，在代表乡村集体利益上有所作为的能力和动力不足。
　　二是自组织能力几乎荡然无存，传统的宗族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由公共服务而衍生的权威，在多数地方已经不再存在，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又还没有深入到乡村，一些地方的村民就处于自生自滅状态。
　　综合起来看，就是对个体而言，能够代表个体利益的人，消失了；对集体而言，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人，也不知所踪。每个人的事情，只能自己去解决。

　　这就是在国家多年来持续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乡村的社会生态却持续原子化甚至丛林化的原因。
　　而这种状况，很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权力的傲慢。
　　权力面对什么样的对象的时候会最为傲慢呢？就是面对一盘散沙的对象的时候。本来我国的乡村就是一个自治组织，一旦自治本身衰弱了，那么村民们的在自身利益问题上的博弈能力就迅速衰减。
　　有的时候，权力并不在轨道之上运作，而是采取了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从而可以采用非正当手段“软硬兼施”，使得农村的现实秩序和心理秩序都受到冲击。这个问题，在前段时间山东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合村并居的具体操作中就表现了出来。
　　作为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记者认为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公共舆论和更高层次的权力应当对之进行及时的制约，但它不是根本性问题，国家对农村的大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可以是政策动机，但不可能是政策本身，把情感和理智混为一谈，这正是中国传统遗留的恶习。把事情道德化，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趋势，在政策引导下，正在产生效果。尤其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农村的产业合作社，在提高农村与广阔市场、外部现代化世界之间的连通能力上正日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生成新的现代秩序。在此基础上，农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青壮年甚至大学生回流，这个趋势总体上会持续下去，因为时代已经到来。
　　我们已经可以作出一个判断，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不完整、组织能力欠缺等基本缺陷，将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步骤推进而被弥补。
　　用工业的方式、市场的方式以及面向城市的方式来发展农业，重建乡村产业，这是符合现实的方向。在这种条件下，乡村事实上也不需要拥有像以前那样扎堆的人口，就可以完成更高效率的工作。
　　从大的历史视野上看，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乡村的特殊性，其实是落后的，未来的目标应当是城乡之间在观念、生活方式上都几乎不存在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一直是改革的内容之一，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完全实现，而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现代化覆盖了农村，所有人都可以从改革发展中分享红利。
　　但我们毕竟处于具体的历史当口，现在乡村还是特殊的，农民还是特殊的，农业还是特殊的。
　　这里所谓的特殊，是指它们还处于一个农业与工业、前现代与现代交接的历史时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与照顾。特殊意味着弱势，而弱势者理应得到更多来自公共权力的关怀，这是举世皆然的公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不言自明。
　　然而现实中存在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情况，即地方决策者以三农的“特殊”为由，视之为边缘、拖累，利用其弱势地位，不考虑农民们的切身利益，随意揉捏，以拍脑袋的决策来代替群众路线，又以不合法的手段来贯彻实施，进一步恶化其弱势处境。
　　倘若这般行事，迟早无法躲过制度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