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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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管理逐步成形。 中共的权力运作希望打破官员和民众间的鸿沟，权力出自民众，高于民众，又回到民众，让民众在权力的周转中体会到政治力量带来的公平与公正，而在之前的中国政治中，这些都极为稀缺。 中共能够作出这些尝试，主要依靠的是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干部长期熏陶下的献身精神以及敌后环境下须臾不可忽略的群众路线。敌后的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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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管理逐步成形。
中共的权力运作希望打破官员和民众间的鸿沟，权力出自民众，高于民众，又回到民众，让民众在权力的周转中体会到政治力量带来的公平与公正，而在之前的中国政治中，这些都极为稀缺。
中共能够作出这些尝试，主要依靠的是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干部长期熏陶下的献身精神以及敌后环境下须臾不可忽略的群众路线。敌后的现實环境，保证党、政权、军队、干部能自觉遵从群众路线的方针，群众路线既出自共产党人立足群众原则，也是抗战时期整个党赖以生存的利益要求，其间的“群众”不再是传统中国自治自为的社会人，而是经过政治力量组织的政治人，这是战时中共群众路线实施的要义，也是其他时代难以完全复制的。
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高度强调策略运用，善用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方式，包括对选举制度的充分利用，使群众路线和选举制度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结合。权力下探不是纯然的行政意义上的控制力下探，还有权力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周转。控制与民主、亲民、群众路线等有机结合，权力运作变得柔性。
总之，中共将政治力大力揳入社会的努力，初步在抗日根据地搭建起了中共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
（春草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黄道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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