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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花环来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夺目的荣耀，也能感受到沁人心脾的警醒。那里面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却的事情。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点？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时间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从七七事变算起，时间过去了78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已经过去了84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亿5000万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四国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明里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则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国家本应拒对手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区域，战争发生以前竟然人家已经久据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侵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災难。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8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为什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么？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 al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诱和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才夭折。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階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的高宗武的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未完待续）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点？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时间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从七七事变算起，时间过去了78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已经过去了84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亿5000万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四国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明里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则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国家本应拒对手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区域，战争发生以前竟然人家已经久据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侵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災难。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8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为什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么？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 al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诱和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才夭折。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階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的高宗武的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