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执教。开学时，教研室主任郑重地对我说：“这个学期你要带一个班。学生主要来自朝鲜。”行为和态度中有一种接受特殊任务的暗示。
　　我走进教室，16个身高几乎一致的男子，齐刷刷地站立起来鼓掌，然后鞠躬。他们穿统一的西装。头发都用摩丝整理过，特别整齐，好像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
　　这些学生很有礼貌，见到老师一定鞠九十度躬，遇到老师提问时，非常恭敬地站起来才回答；答不上来时，会垂下头一直站立，直到老师催促才坐下，坐下后仍是一副非常内疚的神情，这副神情一般可以保持一上午，如果下午还有课，会持续一天。
　　有一次我问道：“你们来中国以前学过多长时间的中文?”学生们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三个月。”但从他们对语言的反应和对老师问题的回答上，我觉得他们好像在一个汉语的语境中生活了很久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批来华的朝鲜留学生基本都是高干子弟，他们之中很多从中学时就开始每周学习汉语。
　　朝鲜学生很勤俭，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勤俭并不自豪，反而总试图掩盖。当我知道每个学生剪得非常整齐的头发都是由班级中的一个同学负责而倍加称赞时，他们卻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理发师能否理我们喜欢的发型。”其实，为了节约又整齐划一，出国前就在学生中培养了一个专门料理整班同学理发业务的专管员。他们很少去留学生食堂吃饭，总是在宿舍里自己关上门吃饭。有一次中午，由于有紧急通知，我跑到他们的宿舍，敲门好久，只有回答，但门迟迟不开。门后来终于开了。我看到一个两人的宿舍里挤了十几个人。他们尴尬地说：“我们刚才在吃饭，老师吃过饭了吗?”我环视一下房间，吃饭的痕迹几乎没有，几只碗集中在书架上被报纸半掩着。班长好像看出了我的狐疑，他说：“我们中午吃得很简单，因为要赶时间，而且我们不喜欢吃肉。”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朝鲜给留学生的伙食费很少，他们每天只吃紫菜白米饭团。学生们不愿意别人说他们国家的生活标准低，吃饭就变成了一种地下活动。但对老师他们又表现得很慷慨，不论大节小庆，他们都会请老师去很好的餐厅吃饭，有时还会请到使馆。很隆重。
　　这些学生每人胸前都佩戴慈父金日成的像章，只是形状不一，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方形。问了才知道，党员佩戴长方形，团员是方形的，普通群众佩戴的是圆形。我的班上没有戴圆形的。因为普通群众的觉悟不够高。是不能代表国家被派出的。
　　朝鲜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荣誉感特别强。在学校，如果老师批评一个同学一次，这个同学要在全班召开的小组会上作自我检查，受到两次批评的要报告到使馆，上了三次就要被遣送回国。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再也没有勇气批评他们了。
　　他们的西装是出国时国家定制的，每人一套。半年后，他们的衣服就不再那样挺括。衣服在周末才能换洗，材质又不好，所以不久后就像泄了气的球一样瘪了下去，只是学生的头发依然整齐。为期一年的学习很快结束，回国前，他们在北京五道口的自由市场大包小包地买线织高领衫，那种质料和样式的衣服当地市民已渐渐淘汰。朝鲜学生们却十件十件地买去。
　　在北京，大批的韩国公司高薪雇老师到他们的公司为高级管理人员教授汉语，我在三星和金星(Lc的前身)都做过客座老师。韩国学生跟我从前教的朝鲜学生从长相上来说非常相像，但是，气质和风度就差了很远。最大的差别在于韩国的学生比较平和，没有刻意掩盖的东西。他们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好几个学生听说语言学院有朝鲜来的学生，都非常热情，他们曾多次央求我：“老师，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我找到朝鲜学生的班长，对他们提出韩国学生的热忱邀请，然而，朝鲜的学生对我这个他们平时十分尊敬的老师，字正腔圆地说：“没门，让他们见鬼去吧!”
　　
　　摘自《学习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