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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危险处境,根本原因脱离不了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必须通过国家、社会、企业、社区等合力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一国人口,60岁(含)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时,便意味着该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按此标准,中国于十年前便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
老龄的现实挑战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经过十年发展(截至2009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至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2.5%。尤其近一两年,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人至9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而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人口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个老人。
对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不无担忧地表示:“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与“跑步进入”相伴随的,是社会各方仍未做好的应对准备。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仍处于转型期阶段,这加剧了老年人问题的复杂性。
“老人频繁遭遇欺诈,除老人自身的原因外,根本原因脱离不了中国‘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必须通过国家、社会、企业、社区、老人、子女等的合力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中国人口学、老年学奠基人、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邬沧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孙鹃娟博士曾于2007年出版了《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一书。她认为,目前步入老龄阶段的这个群体有其独特性。他们大多在建国前后出生,平均接受教育水平较低——城市老年人多数为初中文化水平,农村老人多数是小学文化甚至文盲——这种知识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人对药品保健品等相关知识的了解,因此很容易被吹嘘“高科技”“神奇效果”的不法商家所迷惑。
同时,“老年人退休后离开正式的劳动领域,生活圈子缩小了,在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获取预防欺诈的相关信息也很有限。”孙鹃娟说。她认为,老人们知识与信息不能及时更新,导致他们与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渐趋脱节。《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1928个受访家庭中,有近20%的老人基本不与家庭以外的人来往,45%的老人顶多把自己的交往范围拓展到所住小区的同龄人中。
但同老人与社会的“信息阻隔”相比较,情感的疏离与阻隔则更是当下中国老人的显性群体特征。对于这一点,无论从《中国新闻周刊》对老年人的调查采访,还是从所拜访的几位老年学专家的研判,都得以体现。
“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目前城市空巢老人的比例高达50%,高于农村38%的比率。”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认为,近些年来,人们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人口流动的空前深广程度,造就了“空巢老人”的普遍现象。尽管这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趋势,但在中国,因为老年人保障体系刚刚起步,“空巢”便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其实不只中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人在步入老年之后,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情绪失落、情感抑郁会接踵而来。”郭平说。
正因此,面对保健商品的“情感营销”时,一些老人明明知道商家背后的逐利目的,仍然选择听信。其实老人消费的是一种被“打包”的愿望,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老人情感的失落得以补偿,同时获得一种调理身体健康的期望,而这背后则是对晚年无法依托儿女以及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恐惧。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6年所作的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老年人自报慢性病患病比例,城市为80.8%,农村为65.1%。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养生热潮在老年群体中为何如此盛行。
事实上,不法保健品商家盯上老年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已开始,只是现在无论从欺诈手段、受众规模、影响程度都在向深度广度发展。尤其近两年,各种保健课变相传销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老年人受骗比例急剧增加,“老人自身看病就医、适应社会等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类事情就会不断重复发生。”郭平认为。
阵地失守
“老人频繁上当受骗,是中国‘未富先老’大国情下的聚焦点。”作为中国老年学的奠基人,邬沧萍用了“穷国患上了富国才有的人口病”来形容,他甚至认为“目前我们要满足这样庞大的老人群体的需要是力不从心的”。
在市场经济健全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老人所面临的生活环境与国内完全不同。郭平介绍,比如在美国,消费者购买商品严格执行一个月内无条件退货的规定,而在国内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回去退货经常是“人去楼空”。此外,对于夸大其词的推销的监管,中国政府与相关机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一旦市场经济逐步健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日益完善,老人上当受骗等问题会逐步缓解。
但在目前阶段,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与利益少受损失,则是当务之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社区是在短期内最易见效的突破口。
作为老人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应该是家庭以外,防止老人上当受骗的重要屏障,然而,这一阵地却成为商家进攻的“桥头堡”。
尽管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2001年便启动了全国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星光计划”项目,投巨资在全国城市社区兴建包括提供娱乐、医疗、文化等服务的“星光老年之家”,并且在短时间内覆盖率便达到90%左右。但现在,这些老年人活动场所往往被挪用挤占,有的甚至成为保健品商家的店面。
“如何让老年人退休后由‘单位人’转变成‘社区人’,这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关键,也是解决老人上当受骗问题的一条途径。” 邬沧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据他介绍,在日、美等国家,社区工作者通过每周组织礼拜的方式,把老人组织起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社区建设增强老人对社会的归属感。老年人也有交往、求知等多方面心理需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生活居住形态,人们的很多需求都要通过社区建设来满足。
据孙娟鹃介绍,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主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北京市很多社区针对老年人开展了老年饭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等内容。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老年人法律权益的维护,比如面对财产纠纷如何打官司等等。她建议,今后社区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甄别骗术的宣传和引导。
“今后社区工作,国家应该加强社区卫生等各种服务资源的整合。”郭平建议,现在社区居委会工作隶属民政部管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归卫生部管理,协调和沟通不畅,今后应该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加强合作,建立社区老人健康服务档案,更好地服务社区老年人。
冒不起的风险
而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当充当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者。近两年,国家多次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启动新的医疗体制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老人看不起病等现实问题。但从目前来看,相关政策的着力点和指向性仍不明朗,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改善极为缓慢。
“2009年国家第一次正式出资启动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工作。”郭平称其所在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但早在200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做过多次的战略研究,提出过由于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中国经济未来将难以承受,“到2030年中国将会变穷”。
“中国老年的社会保障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会考虑国家的承受能力。”郭平表示,他认为,很多福利政策不可仓促上马,一旦出台要打在“七寸”上。正如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所言,中国特殊的“未富先老”危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在是冒不起的险。因此无论解决老人上当受骗问题,还是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都应该慎之又慎。★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一国人口,60岁(含)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时,便意味着该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按此标准,中国于十年前便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
老龄的现实挑战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经过十年发展(截至2009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至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2.5%。尤其近一两年,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人至9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而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人口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个老人。
对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不无担忧地表示:“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与“跑步进入”相伴随的,是社会各方仍未做好的应对准备。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仍处于转型期阶段,这加剧了老年人问题的复杂性。
“老人频繁遭遇欺诈,除老人自身的原因外,根本原因脱离不了中国‘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必须通过国家、社会、企业、社区、老人、子女等的合力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中国人口学、老年学奠基人、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邬沧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孙鹃娟博士曾于2007年出版了《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一书。她认为,目前步入老龄阶段的这个群体有其独特性。他们大多在建国前后出生,平均接受教育水平较低——城市老年人多数为初中文化水平,农村老人多数是小学文化甚至文盲——这种知识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人对药品保健品等相关知识的了解,因此很容易被吹嘘“高科技”“神奇效果”的不法商家所迷惑。
同时,“老年人退休后离开正式的劳动领域,生活圈子缩小了,在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获取预防欺诈的相关信息也很有限。”孙鹃娟说。她认为,老人们知识与信息不能及时更新,导致他们与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渐趋脱节。《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1928个受访家庭中,有近20%的老人基本不与家庭以外的人来往,45%的老人顶多把自己的交往范围拓展到所住小区的同龄人中。
但同老人与社会的“信息阻隔”相比较,情感的疏离与阻隔则更是当下中国老人的显性群体特征。对于这一点,无论从《中国新闻周刊》对老年人的调查采访,还是从所拜访的几位老年学专家的研判,都得以体现。
“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目前城市空巢老人的比例高达50%,高于农村38%的比率。”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认为,近些年来,人们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人口流动的空前深广程度,造就了“空巢老人”的普遍现象。尽管这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趋势,但在中国,因为老年人保障体系刚刚起步,“空巢”便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其实不只中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人在步入老年之后,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情绪失落、情感抑郁会接踵而来。”郭平说。
正因此,面对保健商品的“情感营销”时,一些老人明明知道商家背后的逐利目的,仍然选择听信。其实老人消费的是一种被“打包”的愿望,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老人情感的失落得以补偿,同时获得一种调理身体健康的期望,而这背后则是对晚年无法依托儿女以及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恐惧。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6年所作的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老年人自报慢性病患病比例,城市为80.8%,农村为65.1%。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养生热潮在老年群体中为何如此盛行。
事实上,不法保健品商家盯上老年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已开始,只是现在无论从欺诈手段、受众规模、影响程度都在向深度广度发展。尤其近两年,各种保健课变相传销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老年人受骗比例急剧增加,“老人自身看病就医、适应社会等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类事情就会不断重复发生。”郭平认为。
阵地失守
“老人频繁上当受骗,是中国‘未富先老’大国情下的聚焦点。”作为中国老年学的奠基人,邬沧萍用了“穷国患上了富国才有的人口病”来形容,他甚至认为“目前我们要满足这样庞大的老人群体的需要是力不从心的”。
在市场经济健全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老人所面临的生活环境与国内完全不同。郭平介绍,比如在美国,消费者购买商品严格执行一个月内无条件退货的规定,而在国内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回去退货经常是“人去楼空”。此外,对于夸大其词的推销的监管,中国政府与相关机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一旦市场经济逐步健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日益完善,老人上当受骗等问题会逐步缓解。
但在目前阶段,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与利益少受损失,则是当务之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社区是在短期内最易见效的突破口。
作为老人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应该是家庭以外,防止老人上当受骗的重要屏障,然而,这一阵地却成为商家进攻的“桥头堡”。
尽管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2001年便启动了全国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星光计划”项目,投巨资在全国城市社区兴建包括提供娱乐、医疗、文化等服务的“星光老年之家”,并且在短时间内覆盖率便达到90%左右。但现在,这些老年人活动场所往往被挪用挤占,有的甚至成为保健品商家的店面。
“如何让老年人退休后由‘单位人’转变成‘社区人’,这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关键,也是解决老人上当受骗问题的一条途径。” 邬沧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据他介绍,在日、美等国家,社区工作者通过每周组织礼拜的方式,把老人组织起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社区建设增强老人对社会的归属感。老年人也有交往、求知等多方面心理需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生活居住形态,人们的很多需求都要通过社区建设来满足。
据孙娟鹃介绍,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主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北京市很多社区针对老年人开展了老年饭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等内容。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老年人法律权益的维护,比如面对财产纠纷如何打官司等等。她建议,今后社区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甄别骗术的宣传和引导。
“今后社区工作,国家应该加强社区卫生等各种服务资源的整合。”郭平建议,现在社区居委会工作隶属民政部管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归卫生部管理,协调和沟通不畅,今后应该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加强合作,建立社区老人健康服务档案,更好地服务社区老年人。
冒不起的风险
而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当充当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者。近两年,国家多次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启动新的医疗体制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老人看不起病等现实问题。但从目前来看,相关政策的着力点和指向性仍不明朗,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改善极为缓慢。
“2009年国家第一次正式出资启动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工作。”郭平称其所在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但早在200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做过多次的战略研究,提出过由于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中国经济未来将难以承受,“到2030年中国将会变穷”。
“中国老年的社会保障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会考虑国家的承受能力。”郭平表示,他认为,很多福利政策不可仓促上马,一旦出台要打在“七寸”上。正如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所言,中国特殊的“未富先老”危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在是冒不起的险。因此无论解决老人上当受骗问题,还是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都应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