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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地方财政的话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比如GDP“挤水分”，内蒙古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天津滨海新区，则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元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
不过，就这问题，舆论也有一些讨论。比如，有的文章称，中国有25个省份在负债，只有6省1市在赚钱;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份合计的财政缺口从3.2万亿元，上升到了4.88万亿元，补上财政缺口的能力堪忧。
那么，是否真的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只有东部几大省份在供养全国，而其他省份都在“拖后腿”和“吃老本”？如果一个地方对国家的财力贡献靠后且需要中央大额补助，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省份的债务压力或者隐性债务压力的比重就很高？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详细计算了“十二五”以来（2011—2016 年）全国31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同时，我们也请这一领域的专家对数据进行了解读。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一些不太容易读懂的经济学分析，但读后各位应该会有收获。
省份
经过计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十二五”期间的5年中，全国31个省区市，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为9个，依额度从大往小排序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辽宁，共计为国家财政“贡献”了14.76万亿元;剩下22个省区市，显然，则是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的。根据补助额度从小往大，排序依次为：海南、山西、宁夏、重庆、陕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云南、西藏、江西、安徽、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贵州、河南、四川。“十二五”期间，22地共获得中央补助收入12.09万亿元。
光看名字可能有点晕，我们可以按照粗略的华北、华东、华南等“七大地区”来划分，其内部对国家的“财力贡献”，其实是呈现不均衡态势的。
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华东、华北、华南3个地区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4个地区（西南、西北、华中、东北）整体上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
其中，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贡献最大，净上缴额达到6.8万亿元;本地区除安徽外，其他5个省份均对国家“有财力贡献”。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则不太平衡，只有北京、天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3个省份均需接受国家的净补助;华南3省份（广东、广西、海南）中，“十二五”以来累计净上缴资金2.3万亿元，其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则贡献最大，全国排名第二;与之相比，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在七大地区中接受净补助最多，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5个省份，以及华中地区的4个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则全部需要国家净补助。
最有意思的是东北，情况比较复杂。跟我们目前讨论热烈的印象不太相同，2011—2016年，辽宁进入了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阵营，吉林接受净补助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黑龙江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则比吉林多了将近一倍。有意思的是，正是有贡献的辽宁，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给GDP挤水分的省份。
这些看上去略显枯燥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制度
的确，单看各个地方的财政情况，我们似乎很容易产生一些朴素的情感倾向，认为只有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才对国家有贡献，对国家财力没有净贡献的就是在“拖后腿”。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这里面的知识。
总体而言，我们通常所习惯的，按照各地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去判断这一地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从财政是有贡献还是接受补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或者说衡量一个地区对国家的贡献程度，是不准确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精细的一套财政收入和分配系统。
我们知道，1994年改革之后，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分税制。什么意思？企业和个人按照属地原则，给地方政府缴税以及税以外的收入（比如大企业的总部在北京，就给北京缴税）;我们也知道有国税和地税，按照法律规定，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央地共享税。各地需要把这些收入上缴国库，之后再由中央进行分配。
这其中其实有两次分配：第一次，按照分税制的比例规定进行划分，形成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比如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七三开）;第二次分配，则是中央统筹全国，看情况，再对各地进行“补助”。补助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转移支付。比如给偏远地区、农业补贴、财政困难地区，中央都有转移支付。这也就是“补助”的来由。
而一个地方真正具有的“财力”，也不光是来自于这些。除了央地之间的分配之外，地方政府还有一些财政来源。比如我们知道的地方债，就是收入之一;上一年存留的资金，也可以进入下一年的财政;此外，还有财政稳定调节基金等一些具体操作手段。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2015年的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就占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
说这么多是为了啥呢？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各地区的财力差异，以及在简单的数据背后国家运行逻辑。
理解
国家治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古代王朝经常陷入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几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农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确管理经济状况，最终往往落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国家捉襟见肘的局面。
事实上，第一，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这很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先富带后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结果，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很大。
第二，中央财政给各地“补助”，本就是国家性质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要从中央层面进行财力调节、给地方补助呢？经济发展需要效率，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不平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国家的层面看，即使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需要让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调节。经济落后的地区，也要修路建厂，也要医保社保，财力不够，中央调节。“天道者，损有余而补不足。”
第三，对国家的财政贡献程度，并不必然等于“对国家贡献程度”。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護国家领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农业大省，给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商品粮的粮食补贴都需要国家拿钱，所以这方面的“补助”也就所需更多。
当然，从上面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供管理者参考。比如，为什么江苏的财力“净贡献”会比浙江大？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上缴利税较多;浙江的企业数量也很多，但是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相比江苏，上缴利税相对较少。
同理，为什么山东GDP总量很高，但财力贡献在全国只排第七呢？也是因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山东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临沂等革命老区的包袱却很重，因此整体产业层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不上江浙沪。
居安思危，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隐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细管理、见微知著。尤其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举国目标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性、技术性更强的管理者。
（该文已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于由《中国经济周刊》与侠客岛联合出品的经济ke）
比如GDP“挤水分”，内蒙古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天津滨海新区，则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元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
不过，就这问题，舆论也有一些讨论。比如，有的文章称，中国有25个省份在负债，只有6省1市在赚钱;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份合计的财政缺口从3.2万亿元，上升到了4.88万亿元，补上财政缺口的能力堪忧。
那么，是否真的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只有东部几大省份在供养全国，而其他省份都在“拖后腿”和“吃老本”？如果一个地方对国家的财力贡献靠后且需要中央大额补助，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省份的债务压力或者隐性债务压力的比重就很高？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详细计算了“十二五”以来（2011—2016 年）全国31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同时，我们也请这一领域的专家对数据进行了解读。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一些不太容易读懂的经济学分析，但读后各位应该会有收获。
省份
经过计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十二五”期间的5年中，全国31个省区市，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为9个，依额度从大往小排序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辽宁，共计为国家财政“贡献”了14.76万亿元;剩下22个省区市，显然，则是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的。根据补助额度从小往大，排序依次为：海南、山西、宁夏、重庆、陕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云南、西藏、江西、安徽、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贵州、河南、四川。“十二五”期间，22地共获得中央补助收入12.09万亿元。
光看名字可能有点晕，我们可以按照粗略的华北、华东、华南等“七大地区”来划分，其内部对国家的“财力贡献”，其实是呈现不均衡态势的。
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华东、华北、华南3个地区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4个地区（西南、西北、华中、东北）整体上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
其中，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贡献最大，净上缴额达到6.8万亿元;本地区除安徽外，其他5个省份均对国家“有财力贡献”。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则不太平衡，只有北京、天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3个省份均需接受国家的净补助;华南3省份（广东、广西、海南）中，“十二五”以来累计净上缴资金2.3万亿元，其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则贡献最大，全国排名第二;与之相比，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在七大地区中接受净补助最多，西北地区（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5个省份，以及华中地区的4个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则全部需要国家净补助。
最有意思的是东北，情况比较复杂。跟我们目前讨论热烈的印象不太相同，2011—2016年，辽宁进入了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阵营，吉林接受净补助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黑龙江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则比吉林多了将近一倍。有意思的是，正是有贡献的辽宁，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给GDP挤水分的省份。
这些看上去略显枯燥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制度
的确，单看各个地方的财政情况，我们似乎很容易产生一些朴素的情感倾向，认为只有对国家财力有净上缴的才对国家有贡献，对国家财力没有净贡献的就是在“拖后腿”。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这里面的知识。
总体而言，我们通常所习惯的，按照各地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去判断这一地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从财政是有贡献还是接受补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或者说衡量一个地区对国家的贡献程度，是不准确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精细的一套财政收入和分配系统。
我们知道，1994年改革之后，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分税制。什么意思？企业和个人按照属地原则，给地方政府缴税以及税以外的收入（比如大企业的总部在北京，就给北京缴税）;我们也知道有国税和地税，按照法律规定，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央地共享税。各地需要把这些收入上缴国库，之后再由中央进行分配。
这其中其实有两次分配：第一次，按照分税制的比例规定进行划分，形成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比如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七三开）;第二次分配，则是中央统筹全国，看情况，再对各地进行“补助”。补助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转移支付。比如给偏远地区、农业补贴、财政困难地区，中央都有转移支付。这也就是“补助”的来由。
而一个地方真正具有的“财力”，也不光是来自于这些。除了央地之间的分配之外，地方政府还有一些财政来源。比如我们知道的地方债，就是收入之一;上一年存留的资金，也可以进入下一年的财政;此外，还有财政稳定调节基金等一些具体操作手段。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2015年的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就占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
说这么多是为了啥呢？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各地区的财力差异，以及在简单的数据背后国家运行逻辑。
理解
国家治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古代王朝经常陷入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几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农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确管理经济状况，最终往往落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国家捉襟见肘的局面。
事实上，第一，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这很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先富带后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结果，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很大。
第二，中央财政给各地“补助”，本就是国家性质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要从中央层面进行财力调节、给地方补助呢？经济发展需要效率，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不平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国家的层面看，即使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需要让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调节。经济落后的地区，也要修路建厂，也要医保社保，财力不够，中央调节。“天道者，损有余而补不足。”
第三，对国家的财政贡献程度，并不必然等于“对国家贡献程度”。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護国家领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农业大省，给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商品粮的粮食补贴都需要国家拿钱，所以这方面的“补助”也就所需更多。
当然，从上面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供管理者参考。比如，为什么江苏的财力“净贡献”会比浙江大？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上缴利税较多;浙江的企业数量也很多，但是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相比江苏，上缴利税相对较少。
同理，为什么山东GDP总量很高，但财力贡献在全国只排第七呢？也是因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山东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临沂等革命老区的包袱却很重，因此整体产业层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不上江浙沪。
居安思危，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隐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细管理、见微知著。尤其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举国目标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性、技术性更强的管理者。
（该文已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于由《中国经济周刊》与侠客岛联合出品的经济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