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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去世了，我心中十分悲痛。站在医院的病床前，眼睁睁看着一个伟大的生命在一点点地远去，心中的感觉，用刀绞、箭穿、火烧、油煎……等等任何形容痛苦的词汇来描述，似乎都难以穷形尽相。
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流泪了。二十余年来他给我的诸多恩惠，全都涌上了心头。
此刻，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
其实，有关他与我交往、给予我恩惠的许多事情，我早就想写，只是怕有“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之嫌，又怕得“攀附名人、巴结名人”之讥，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如今，我所崇敬的大师、我所热爱的老哥走了，再不必忌惮“借名人以沾光”的猜度，我可以尽情诉说了。
受了陈忠实先生那么多恩惠，我必须说出来！不说，我会憎恨自己没良心！
四十四年前，当我还是不满二十的毛头小伙时，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那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能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觉得他们特了不起。有一天，在生产大队办公室聊天，有一个人说：“咱河对岸西蒋村有个作家叫陈忠实，写的东西好多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很惊讶：天哪！离咱这么近，竟然有一位作家！从此，陈忠实的名字就牢牢地印在脑子里了。他成了我的偶像：一个生长在农村的青年，能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作品，这该是多么荣耀、多么了不起的人呀！
我很想到河对岸去拜会一下我仰慕的陈忠实，但，一是总忙着挣工分；二是还想通过优秀的“表现”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以便在以后的招工、招兵时能得到推荐；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心里很自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向报社投稿，可时至今日连一篇作品都没有发表过，见了那位仰慕的大哥，说什么呀？
拜会的心愿还未得实现，1972年底，我参军了，拜会心中偶像的计划彻底成了泡影。
当兵，当的是铁道兵，修的是襄渝铁路，部队驻在陕西。我在团部当收发员，全团订的所有报刊都能看到。众多的杂志里，有《陕西文艺》，而在《陕西文艺》里，就时不时能看到陈忠实的作品——《接班以后》《高家兄弟》。虽然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特别美好，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很实在，很有生活气息。也许还因为他是我的“近乡党”，所以格外关注他。
当然，所有这一切，陈忠实是不知道的。仰慕在我心里，热爱也在我心里，说白了，只是我一种“单恋式”的“神往”。
真正和陈忠实近距离接触，是在1986年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上。
1983年，“百万大裁军”，数十万铁道兵干战集体转业前夕，我从铁道兵调到了二炮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作为从青海省转来的作协会员，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文学培训班。培训班上，陈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课间休息时，许多学员都跑到前边去和陈老师攀谈。我也挤到他跟前，跟他提说了两个青海的文化人（修筑青藏铁路，我在青海呆了十个年头）——那两人跟我是朋友，且都说跟陈老师也很熟。我离开青海时，他们都对我说过，如果见到陈忠实，提提他们的名字，陈忠实肯定会想起来。尽管那时陈忠实在我们这些纯业余的作者心目中，无疑是必须仰视的人物了，但他仍然很热情，很平易近人，他果然不但想起了那两个朋友，还询问：“他们现在都还好吧？”
那一次近距离接触，陈忠实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如其名——忠厚亲切，真诚实在！
一转眼到了1991年，我想出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个时候，出书请名人作序已成为一种时尚，为了加重我作品的“分量”，我也想请个名人来为我的书作序。请谁呢？我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忠实。要是他能给我的小说集写个序，我那原本并不出色的集子，也许在别人眼里就有了光芒。可是就凭着从前的“精神向往”和講习班上的“一面之交”就请他作序，是不是“架梯子摘月亮”——太有点异想天开了呢？
然而，在一个朋友的指引下，这个异想天开的美丽梦想竟实现了。这个朋友叫陈西周。
陈西周是我们学校实习工厂的职工，由于都喜欢唱秦腔，我们成了戏友。听说他家在西蒋村，我就问他认不认识陈忠实。他笑着说：“何止认识，我们还是本家子呢。”我喜出望外，忙问可不可以通过他进一步和陈忠实认识并交往，进而请陈忠实为我的小说集写一个序言。西周笑着说：“这你不用找我，找新芳保准能行。”
新芳就是陈新芳，也是实习工厂的职工，我们原本也很熟悉。我问西周：“为什么找新芳就行？”
西周说：“新芳就是陈忠实的亲妹子呀！”
天哪！我跟新芳熟悉几年了，竟然一点不知道他就是陈忠实的妹妹！多少人跟陈忠实见过一面就成天吹乎，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陈忠实跟他有交情，而陈忠实的亲妹妹却一直没有拿这个名人哥哥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我对新芳的为人更加敬重了。
我去找新芳，向她说明了我的想法。新芳很坦诚地说：“论二哥的为人，他是非常乐意帮助人的，只是他这几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连作协的好多活动都推辞了，不知他能不能抽出时间。不过我一定给他把这话说到。”
过了几天，新芳告诉我：“二哥说可以。他让你有空了到家里去见个面，把你要出书的稿子带上。”
陈老师如此爽快地答应，让我不仅喜出望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真没想到二哥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跟新芳对话，称“陈老师”显然生分、外道，我自然也随着新芳称“二哥”。
新芳说：“你放心去吧，二哥待人实在得很。”
1991年10月30日，我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跑了近三十里路赶到西蒋村。
在村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他家。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落，有一个门楼，嫂夫人正在门楼下做着针线活，我问：“这是陈忠实老师家吗？”
嫂夫人回答：“就是的。”
我赶快自报家门，表明了我的来意。
嫂夫人十分热情地让我进门，并向屋里喊了一声：“老陈，有客人来了。”
陈老师在屋里应了一声，屋门口马上出现了他的身影。他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微微笑着，很亲切地说：“新芳说了你要来，我专门等着你呢。” 我的心头立即涌过一股热流，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边让坐边给我倒水，我则匆忙从包里取出合订在一起的书稿。
我们都落座以后，陈老师拿起我放在桌上的书稿——十多篇带着杂志封面的铅印文字，多少有些惊讶地问：“这些稿子都是发表过的？”
我说：“就是。”
陈老师很诚恳地说：“现在出书挺难的，一般都要自费出书。你这些作品都已发表过，怎么还……”
确实，陈老师是了解这其中的苦衷的。我当时的职务是正营职教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而当时自费出书的书号行情是少了5000元拿不下来。如果再加上印刷费用，差不多把我三年的工资都搭进去了。自费出一本根本畅销不了的书，何苦来呢？
陈老师的体谅又一次让我感动，我便如实袒露心怀：“身为教员，要评职称。而评职称的一个硬件就是看成果。散见于各报刊的，叫文章；但若汇集成一本书，就叫著作。著作比文章的分值高。评不了高职，在军校再继续干就有难度，所以……”
陈老师听了连连点头，他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序我一定给你写。不过你既然要出书，肯定得先把杂志上的文稿变成印书的文稿，这就是出版社说的‘一校稿’。打出一校稿后，你给我拿过来，看完一校稿再写序言不迟。我知道你让我写序言是想让这书好销一点。不过我要给人写序，就一定要认真把书看完再说话。那种不看稿子就信口开河的文章我写不来。我不能不看作品就胡发议论。”
见陈老师谈兴正好，我便问：“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陈老师点头说：“是的。”
我问：“进展顺利吗？”
陈老师说：“还好。”
我问：“写的什么故事？书名叫什么？”
陈老师笑了笑说：“咱这一带有一句土话，说是‘锅盖揭得早了，就预死’（注）了。我也害怕‘锅盖’揭早了，把这作品‘预’死了，所以我给谁都不说。等将来写完后，你就啥都知道了。”
“很辛苦吧？”
陈老师笑了笑说：“你也是搞写作的，其中滋味你应该明白。”
我说：“真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这么辛苦，我还给你添麻烦。”
陈老师爽快地说：“那有啥？朋友嘛。”
临别时，陈老师说：“我这儿有一本刚出时间不长的书，送你一本，留个纪念吧。”说着就拿出一本豆绿底色、上有“Z”形条纹稿纸图案为封面的书，书名是《创作感受谈》。他拧开钢笔，十分认真地写下了“韩怀仁方家雅正”几个字，签了他的姓名，落款是“1991.10.30”。
這次交往，我从陈老师身上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一是他对朋友的真诚——绝不愿敷衍塞责。既然要评人的作品，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那种随便瞄两眼便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评说”，他是十分厌恶的。第二就是他对自己作品那种严谨、虚心与慎重的态度——没有完成的作品绝不胡乱吹嘘。“我害怕锅盖揭早了就‘预死了’”这句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的自律之言，实在让我感佩不已，感慨良多。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紧锣密鼓地找人把报刊上的文章在电脑上敲成电子文档，那时候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在电脑上打字写文章，一切都得求人，偏偏朋友找的那家文艺出版社的那位编辑说话不算话，把我“忽悠”了——说好过了年交5000块钱就可拿书号，不料当我准备好钱款去找他时，他一句“今年的书号已经用完，你明年来吧”，一下就把我抡到山背后去了。幸亏不久遇到了王世雄先生，说他可以帮忙，我这才又看到了出书的希望。就这么三折腾两折腾，一晃就到了1992年4月中旬。我带上打印好的书稿，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再一次来到西蒋村。
陈老师问我：“这书稿咋弄了这么长时间？”
我把那些曲曲弯弯的过程给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也陪着叹息了一声，接着说：“你把书稿留这儿吧，我尽量抽时间尽快看，看完尽快写。等二校稿出来后，序言和正文可以放到一块，进行三校。”
过了不到二十天，我又到了西蒋村，陈老师一见十分惊讶：“你的二校稿已经校完了？”
我笑着说：“现在我已经能在电脑上打字了。所以校对的工作都是我做的，每篇文章都是我一边校对一边修改，都说不清这是几校了。稿子王世雄老师已看了，他说没问题，序言一到马上就可以交印刷厂开印。”
陈老师一听更惊讶了，说：“呀，没想到你这儿进展的这么快！我原先出的几本书，从一校到三校，没有半年时间是出不来的。”
我说：“现在是电脑排版，快多了。”
陈老师一脸的歉意，连声说：“哎呀那实在对不起，你的书稿我是认认真真看完了，可是序言还没来得及写呢，你看这不耽误你的事吗？”他连声啧啧，深深自责，那种诚恳的神情，看得我心里又是一阵阵热浪翻滚。
我连忙说：“陈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现在正进行大部头创作，是绝对需要清静的。我让你看书稿、写序言，已经干扰了你的长篇创作，我给你添麻烦，你没有讨厌，没有拒绝，我已非常感激了。你再自责，我就更不安了。”
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没有序言，对你书的销路影响大不？”
我说：“听说我要出书，好多学生都很支持，主动登记要买书的已有六七百人。如果再加上已经分配到部队的学生，估计销一千册不成问题，成本肯定能够收回。另外，王世雄老师说，书稿他全看了，如果你太忙，他可以写个序，只是嫌没有你的名气大、声望高。”
他又微微叹了一声，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能轻松些。不过这事真有些对不起你。”
我知道他的长篇小说正在攻坚阶段，其创作之艰辛与内心之煎熬，外人实在难以体察，而我偏在这个时候来麻烦他，确实有点“没眼色”。（从后来许多文章提到的“如果这本书再不成功，我就跟你去喂鸡”的那声喟叹，以及他词作中“怎堪这四载，煎熬情”的表白，证明我当时的猜测还是靠谱的。）
所以我连忙说：“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那个“序”虽然最终并未写成，但陈老师待人的那种诚恳，那种实在，让我终生难忘。他把我集子里的作品全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并给我谈了他的感受。他说：“从你取的书名来看，你对《今夜又是月圆时》这一篇是偏爱的，但是我倒更喜欢你的《寻酒启事》，觉得那一篇的构思很巧，而且意蕴也好。……”接着他又谈了对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的看法，有赞赏，也有委婉的批评。临别，他又一次诚恳地说：“这次没给你帮上忙，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来。”
后来我真的又一次找他帮忙了，可是这回他帮了我的忙，我却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他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惭愧和痛悔。
1994年初，我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题为《朝霞红晚霞红》。写成之后，我到省作协去找他，他问：“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说：“我想请你看看这个作品，如果你觉得还看得过眼，我想请你向有关刊物推荐一下。”言下之意，就是想借你的名声给作品找个发表的地方。
陈老师二话没说，立即开始翻阅。他以极快的速度浏览着，发现错别字或不妥的句子就用钢笔画一画，感觉不妥的片断，也在旁边做个记号。看完后他说：“总体感觉还不错，我画的那些地方你再斟酌一下，我给河南的《莽原》编辑部推荐一下吧。”说完就展纸提笔，很快写完了推荐信，信里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恳请编辑关照业余作者的真情也显而易见。他把信瓤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后递给我，说：“回去把那些要改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和我这封信一起投给杂志社吧。”
我非常郑重地把信夹在一本刊有李星和陈忠实《对话白鹿原》的《文艺争鸣》杂志里，再把杂志十分认真地装进挎包。
我正打算告辞，陈老师说：“眼看就到饭时咧，作协对面有一家泡馍馆，我请你吃羊肉泡馍。咱事先说好，是我请你，不要结账的时候拉拉扯扯的不好看。”
几年交往，我对这位“忠厚老师实在哥”的秉性已了解很多，也就没有再客套，一起走进泡馍馆，一人一碗羊肉泡，边吃边聊。吃饱喝足后，揣着一腔的感激与感动，挥手和陈老师告别。
没想到回到家里打开挎包要拿陈老师写的那封推荐信时，我一下子傻眼了：那封信不翼而飞了！我把挎包翻了个底朝天，把那本杂志抖落了足有十多遍，可那封信仍然杳如黄鹤，无踪无影。我头上的汗立时冒了出来，急速启动大脑，回忆此前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想起在站牌下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曾取出那本《文艺争鸣》看了有十多分钟。看见公交车过来，我把杂志塞进挎包就急急忙忙上了车。可能……不！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一定是在那匆忙中，不慎把那封信弄丢了。我气得用拳头直砸自己的脑袋，悔得肠子都青了。你好好地在那儿等车，看什么杂志啊？要看杂志你也该把信取出来装到包里啊！车来了你不慌不忙上车不行吗？你丢的不是一封信，你丢是你尊敬的老师、仁厚的兄长对你的一份深厚情谊呀！你往后拿什么脸面去见他呀？见了面他若问起稿子和信的事，你拿什么言语去回答他呀？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敢去见陈老师，直到这年的4月底，我才厚著脸皮又到他家去了一趟。我老老实地说了我丢失了那封推荐信的经过，并说出了我的羞愧与痛悔。说完便低了头等待他的责备或埋怨。谁知他听完以后，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就全当我没写过。现在还需要我再推荐吗？”
我说：“我再没脸请你写推荐信了。我来是向你报告一件事，前几天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个通知，让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并要求带一篇最近创作的作品，我想把这个中篇带到会上去碰碰运气。”
陈老师说：“这样也好。如能得到会议的认可，也许有些刊物会要你的稿子发表的。”
那次会议的全称是“首届中国文学现状与发展暨创作研讨会”，张炯、雷达、张同吾等十多位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朝霞红晚霞红》在那次会议上获了个三等奖。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陈老师，他笑了笑说：“好事嘛。能被会议认可，你再往刊物投稿就更有信心了。”
我没有再找刊物，因为前不久接到王世雄先生的一个电话，说陕西旅游出版社要出一套《西部风情文库》丛书，反映西部风情的文学作品均可进入丛书，他向我约稿，希望我也拿一部书稿出来。
于是我就以《朝霞红晚霞红》压阵，另外又创作了三个中篇，合成一个中篇小说集，交给了文库主编王世雄。
《白鹿原》问世之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但同时也给陈老师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其他麻烦姑且不说，单是找他签名、题字、做报告的个人和单位就络绎不绝。同时作协的许多具体工作都得他或组织、或协调、或亲自动手，他的忙碌，完全可以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形容。可是尽管这样忙碌，他却一直以没能给我写成“序”为憾，1995年当得知《朝霞红晚霞红》要出版的时候，他问我：“这次的序有人写了么？”
我说：“王世雄先生已经写了。”
他又问：“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
我说：“想请你给题写个书名。”
他很爽快地说：“这个不难。”说完，就在他的书房中展纸濡翰，聚气凝神，一会儿工夫，“朝霞红晚霞红”六个流利潇洒、自具风致的大字便跃然纸上。说句实在话，当年在自费出书的众多作者中，我的《朝霞红晚霞红》能够连出两版且近万之数很快售罄，绝对与“陈忠实题”那四个字的落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在《朝霞红晚霞红》问世不久引发的一场风波中，陈老师给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1996年6月，单位上一位颇有背景并有一定权势的领导突然向《朝霞红晚霞红》兴师问罪了，他不仅搬出了“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而且言之凿凿地指责这本书有三大罪状：一是有攻击邓小平理论的倾向；二是有性描写，属于“格调低下、精神污染”；三是“否定了单位的职称评定工作，给单位抹了黑”。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了，我心里压力很大，分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也有些惴惴然、惶惶然了。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找到省作协，让作协给你的作品出一个鉴定性的证明材料。你这书不是陈忠实给题写的书名吗？如果他能以作协的名义对这本书有一个肯定性的评价，那么即便个别领导要兴师问罪，咱也就有了‘不怕’的依据了。”此事不仅关乎我的前途命运，而且也还牵连到一些别的领导，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我赶紧跑到作协，找到了陈忠实主席。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非常惊讶，说：“呀！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单位咋还有这种人呢？”我说：“没办法，现实中真就有这种人。”陈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现在他们刚开始‘抓’我就去作解释，似乎不够妥当。让他们先‘抓’吧，如果他们真‘抓’得要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了，作协一定会出面的。到时候，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不定一打官司，你的作品还火起来了呢。”有了陈主席的这颗“定心丸”，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便回单位向要“保护”我的领导做了汇报。 幸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左时期了，不但党的文艺政策更宽松，而且思想解放、心胸开明、态度稳健，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人文情怀的领导干部也越来越多了。当时学校的主官秉持正义明确表态：“对于作品，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自己的评论；但对于作者，绝不能用‘文革’时那一套，动辄就粗暴‘处理’”。有了主官的表态，尽管少数几个“左视镜”佩戴者一直在咕咕哝哝嘁嘁喳喳，最终却并没有形成能置人于死地的风浪。加之当时单位正巧发生了一起大案件，那几个貌似革命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自顾不暇，所以在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那场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竟不动声色地风息浪止，不了了之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陈主席之后，陈主席感慨万千，后来就写了一篇散文，叫《朋友的故事》，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新大陆》杂志上。
1998年，他的《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要请他去做报告的单位排开了长队，我们学校领导知道我和陈忠实相识日久，便让我去请他为我们的学员也做一场报告。我找到陈老师，说明来意，陈老师仍是十分慷慨地就答应了。他说：“不说咱们之间的友情，单冲着你们二炮是咱们国家最具威懾力量的部队，我都一定要去的。”他到学校来做报告那晚，近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连两边靠墙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他的演讲既高屋建瓴又朴实亲切，既深刻警策又幽默诙谐，引得听众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报告过去了十多天，《白鹿原》和陈忠实依然是学员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2009年7月《大虬》第一版印行后，作协创联部的领导对我说：为了扩大你作品的影响，建议给《大虬》开一个研讨会。我把作协的这一番盛情向学校首长转达之后，学校首长非常支持。在作协和学校共同努力之下，2010年10月23日，《大虬》研讨会在二炮工程学院隆重举行。
我非常盼望陈老师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又怕他来不了，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他太忙了，而且，他的身体也明显大不如前了。此前不久，学校还曾让我请他再来搞一次讲座，可他极其诚恳地婉拒了。他说：“不是我拿架子，是我现在有个毛病，常常突然脑子里会出现一片空白，眼睛看着前面的人，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状态一般都有十几秒钟，而且说不上啥时候发作。你说我要是坐在台上，突然间啥也说不出来，这咋对得起那么多的观众呢？”这次研讨会虽然把《大虬》这本书和会议安排都提前送给陈老师了，但我仍然担心他来不了，所以在开会前两天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刚一开口说“我是怀仁”，他马上就说：“不就是开研讨会要我在会上发个言么？不说咧，我肯定去。”
23日那天早上，他不仅早早就赶到了学校，而且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开篇就说：“我曾经说过，韩怀仁是中国离我最近的作家。”见大家一愣，他紧接着又说，“这是就地理距离而言的。我在灞河南岸，他在灞河北岸，隔河相望，村庄与村庄大约就四五里路。因此我说他是我所结识的离我最近的作家。但人家事比我干得阔，肩膀上的星星我老是羡慕得很。”大家轰的一声笑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轻松活跃。
关于《大虬》，他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从三个方面对本书进行了肯定，并说“读来令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动与震撼。”
说实话，我当时坐在台下流泪了。因为他不仅看完了《大虬》而且看得非常细致和深入！什么是知音？这就是！自己的心灵倾诉能得到自己仰慕的人的理解，文人之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慰藉么？
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是昨天晚上十点半才把这个小说看完的。整整读了三天，啥都没干。”
从最早的把《今夜又是月圆时》认真读完，到“三天啥都没干”就看《大虬》这本书，我的老师，我的兄长，你给我的深厚情谊，我心中的感激，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啊？！
2012年11月9日，我儿子结婚，海力和李红代表陈老师不仅送来了很重的礼金，而且还送来了陈老师专意为我儿子婚礼书写的墨宝一幅，上书李清照词句：“九万里风鹏正举”，寄托了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殷殷深情，弥足珍贵。
2014年，我申请中国作协会员，在电话里我表示了想请他当我的介绍人的心愿，他欣然允诺，说：“这还有啥说的？你把表拿来我给你写就是了。”第二天我把申请表拿到家里，他戴上老花镜，伏在茶几上，很快就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韩怀仁多年坚持文学创作，成就丰硕，作品深刻隽永，不仅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评论家雷达、李星等的赞赏，我愿介绍加入中国作协。陈忠实2014.2.25
2013春节期间（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去拜访他。偏偏那天又听到了诗人雷抒雁不幸逝世的消息，陈老师十分感伤地说：“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啊！从年前到今天，我已经接到三个好朋友不幸离世的消息了。”我们也随着感叹一番，为了不打扰他休息，聊了十几分钟我们便告辞。
2015年春节去看他时，他说老是口腔溃疡，说话一多舌头就疼。到了六月份，一位朋友告诉我，陈老师在西京医院住院了。因为口腔疼痛，说话困难，心里也就比较烦，所以家人一般不赞成亲友去看望。但是作为受陈老师太多恩惠的我，他住院那么多日子我竟不去看一回，怎么也过意不去啊！幸亏他的儿媳李红是我们学校外语室的教员，我们很熟悉，我就向她表示了想去看看陈老师的心愿。李红在学校是优秀的青年教员，在家里是贤惠孝顺的儿媳妇，只要工作能走开，她总会去照看陈老师，经常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陈老师送到病房去。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韩教授，今天中午我给我爸去送饭，你老说要去看他，今天就坐我的车一块到医院去吧。”
到了医院，陈老师刚打完吊针，坐在床边休息。见了我就跟我打招呼说：“你倒做啥来了吗？”我说：“你住院这么长时间，我不来看看心里难受啊！你不要说话，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看你。你好好跟医生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然后我们就面对面坐着，互相看着对方，谁也不说话。其实，通过双方的眼神，我们把想说的话都用眼睛“说”了。我心里想：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啊！默默地坐了三四分钟，他向我轻轻摆摆手，说：“你回吧。”因为听新芳说过，他起初一直不肯治疗，急得孩子们没办法，还是新芳以妹妹的“权威”狠狠地批评了他，说“你在父母跟前尽了心，行了孝，落下孝子名声了。将心比心，娃也不想落个不孝的名啊！可你不配合治疗，叫娃心里、脸上咋过得去吗？”这样，他才答应住院治疗。所以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仍然说了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啊！” 又过了些日子，我听李红说，用了北京一个名医的方子，陈老师的病情已明显好转，心情也好了很多。我听了心里就非常高兴。2015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航天四院文学协会会长伏萍女士提议去看望陈老师，我们便一起到了他家。去的时候，陈老师没在家，嫂夫人告诉说：“老陈这段时间恢复得很不错，今晚还和朋友在外头吃饭呢。”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果真气色挺好。比我那次在病房见他时还微微胖了一点。我们都为他的身体康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都祝愿他彻底击败病魔，完全恢复健康。
去年11月，我去了深圳，春节也是在深圳过的，过年只给陈老师家打了个电话。正月底回到西安，原本打算早点去看他，一是听说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二是家事、公事、朋友事七七八八的比较多，一晃一个多月过去竟没和陈老师见面（这是我至今依然非常愧悔的一件事）。4月28日晚上10点多，忽然接到他妹夫建国的电话，他说：“二哥的情况不太好，在西京医院已住了几天了。”
我心里一咯噔，忙问：“这会儿咋样？”
建国说：“前两天已报过病危，今天能好一点儿。”
我说：“我现在就赶过去吧！”
建国说：“目前暂时看着还平稳，你不要太着急。你跟二哥相好那么长时间，到这会儿了，不给你说我怕留下遗憾。要看，你明天早上过来就行。”
29日早上五点半，我从学校门口打出租车，6点过一点赶到病房。病房里静悄悄的，新芳、李红、黎力、勉力和二女婿都守护在那里。新芳领着我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陈老师。尽管人已很憔悴，但神志还是清醒的。我说：“陈老师，我是怀仁。”他睁大眼睛看了看我，目光依然是那样睿智深邃。他想要和我说话，我忙拦住：“你啥都别说。”我握住他的右手，他竟把手挣脱出来又高高举起，三个手指捏在一起，似乎要什么东西。新芳说：“他是要笔，想写字。这几天人来看他，他一直用笔写。这会儿，你看手都没劲了，还想给你写哩。”我说：“陈老师，你不用说，也不用写，我知道你的心意。我要向你道歉啊！我从深圳回来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来看你，对不住你啊。你不要急，好好养病，配合治疗……”
陈老师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很激动。我再次和他握手的时候，心里不由得有些发酸。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手啊！就是这只手，写出了传世巨著《白鹿原》，写出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给人以精神滋养的文学作品，写出了不计其数给人以帮助的推荐信、介绍信、证明信。可是现在，这手竟是这样瘦骨嶙峋！
新芳说：“连着两天两夜了，他就睡不着，真急人。”
为了免得陈老师因激动而更加休息不好，新芳说：“咱到外头坐坐。”
在外间，新芳给我较为详细地说了陈老师病情的变化：“去年下半年，二哥的病明显是好转了，吃饭、说话都比从前好多了，过年以后看着也都好好的。可是半个月前，突然病情加重了。孩子们赶紧送他上医院，开头他还不大在意，后来才住进了西京医院……几个孩子黑明连夜都守在这里，可他……”说着，我们都无可奈何地流起泪来。
大约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吧，守在里间的亲人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呀，快叫护士！”
医生尽心尽力了，护士尽心尽力了，他的儿女，他的亲人，全都尽心尽力了。
然而，无情的现实是，他——走——了——
在医护人员抢救的过程中，我是一点也插不上手，我只能站在旁边，一会儿看看被抢救的陈老师，一会儿看看病床旁边的监视仪，看着那屏幕上呼吸、血压、心率三个指标不停变化着的数字，紧张得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看着那数字在下降的时候，我的心就紧紧地揪成一团，看着那数字又一点点回升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颗紧缩的心又稍稍能松弛一下。
然而，那数字虽然偶尔也有小幅的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在残酷地下滑。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个热爱他、希望他不要离开的人，看着那下滑的數字，心都会像被一把利刃在一刀一刀地割着……疼啊！那是尖锐的、苦辣地、钻心刺骨的疼啊！
七点四十五分，这个世界上所有热爱他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或听到的时刻，还是板着冰冷的面孔——来到了。
我抚摸着陈老师那瘦削的肩头，叫了一声“陈老师啊——”竟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任泪水在面颊上流淌……
亲人们都在流泪，都在抽泣，但都没有号啕。忽然，病房外边传来了一声先是压抑然后就像山洪暴发一般的哭号，那是一个男人的哭声，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之大，整个九楼仿佛都被震动了。黎力、勉力、新芳好几个人都赶忙往外跑，那哭声一路向东跑到走廊的一个角落，谁听了都会觉得心碎。我跟着跑到跟前，才看清是跟陈老师朝夕相处了好多年的杨毅先生。孩子们都劝他：“叔叔你不要这样。这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有的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咱不能影响别人！”（这就是陈忠实儿女的品德与胸怀啊！）
得到消息，到病房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赶我从照相馆给陈老师放大遗像回来，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作协的领导等等有关方面都来了。后面的事情，那些能写的领导们都写了，无须我在这篇文章里赘述。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朋友，在他弥留之际，我和他见上面了，而且又一次互相用眼睛“说”了心里话。
4月30日，洪庆文化协会在洪庆山上举行“槐花节诗会”，我是主持人之一。为了表示对陈老师的悼念，我们在活动前加了一个环节（头天晚上，白来勤先生给我发短信提了这个建议）——全体起立，为陈忠实先生默哀三分钟。活动中，我又唱了一段悲情秦腔——《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表达了我对陈老师的哀思之情。
5月2日，灞桥区洪庆文化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刘炳南、雷焕性、伏萍、路桄畅和我，驱车前往省作协灵堂，吊唁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
5月5日，我将再去殡仪馆，和我忠厚的老师、实在的哥哥——陈忠实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做完了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心里稍稍地安宁一些了。然而——
我忽然又想起29日那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了：陈老师静静地躺在医院的一个平板车上，护士推着他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去。我和一大群人跟在车子后边，虽然没有哭声，但大家都神色凝重。不知是谁叹息了一声：“唉，陈忠实就这样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陈老师一骨碌从平板车上爬起来，笑着对大家说：“谁说我走了？我是跟大家开玩笑呢。我不走！”说着，他便迈开脚步向大家走了过来。他上穿一件洁白的衬衫，下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蹬一双黑布鞋，步履稳重而矫健，模样竟是四十岁的样子，走得十分倜傥潇洒。人群里发出了惊喜的欢呼声，再看他时，他已站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挥手……
梦醒时，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清晨5点40分。仔细想想梦中的情景，我的眼里又蓬上了泪花。
后天，就是和陈老师做最后告别的时候了，我真希望我梦中的奇迹能够发生。
其实，不是奇迹的奇迹早就发生了。当《白鹿原》问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陈忠实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会离开热爱他的人们，就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一样，陈忠实将永远和热爱他的人们在一起！
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流泪了。二十余年来他给我的诸多恩惠，全都涌上了心头。
此刻，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
其实，有关他与我交往、给予我恩惠的许多事情，我早就想写，只是怕有“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之嫌，又怕得“攀附名人、巴结名人”之讥，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如今，我所崇敬的大师、我所热爱的老哥走了，再不必忌惮“借名人以沾光”的猜度，我可以尽情诉说了。
受了陈忠实先生那么多恩惠，我必须说出来！不说，我会憎恨自己没良心！
四十四年前，当我还是不满二十的毛头小伙时，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那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能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觉得他们特了不起。有一天，在生产大队办公室聊天，有一个人说：“咱河对岸西蒋村有个作家叫陈忠实，写的东西好多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很惊讶：天哪！离咱这么近，竟然有一位作家！从此，陈忠实的名字就牢牢地印在脑子里了。他成了我的偶像：一个生长在农村的青年，能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作品，这该是多么荣耀、多么了不起的人呀！
我很想到河对岸去拜会一下我仰慕的陈忠实，但，一是总忙着挣工分；二是还想通过优秀的“表现”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以便在以后的招工、招兵时能得到推荐；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心里很自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向报社投稿，可时至今日连一篇作品都没有发表过，见了那位仰慕的大哥，说什么呀？
拜会的心愿还未得实现，1972年底，我参军了，拜会心中偶像的计划彻底成了泡影。
当兵，当的是铁道兵，修的是襄渝铁路，部队驻在陕西。我在团部当收发员，全团订的所有报刊都能看到。众多的杂志里，有《陕西文艺》，而在《陕西文艺》里，就时不时能看到陈忠实的作品——《接班以后》《高家兄弟》。虽然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特别美好，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很实在，很有生活气息。也许还因为他是我的“近乡党”，所以格外关注他。
当然，所有这一切，陈忠实是不知道的。仰慕在我心里，热爱也在我心里，说白了，只是我一种“单恋式”的“神往”。
真正和陈忠实近距离接触，是在1986年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上。
1983年，“百万大裁军”，数十万铁道兵干战集体转业前夕，我从铁道兵调到了二炮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作为从青海省转来的作协会员，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文学培训班。培训班上，陈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课间休息时，许多学员都跑到前边去和陈老师攀谈。我也挤到他跟前，跟他提说了两个青海的文化人（修筑青藏铁路，我在青海呆了十个年头）——那两人跟我是朋友，且都说跟陈老师也很熟。我离开青海时，他们都对我说过，如果见到陈忠实，提提他们的名字，陈忠实肯定会想起来。尽管那时陈忠实在我们这些纯业余的作者心目中，无疑是必须仰视的人物了，但他仍然很热情，很平易近人，他果然不但想起了那两个朋友，还询问：“他们现在都还好吧？”
那一次近距离接触，陈忠实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如其名——忠厚亲切，真诚实在！
一转眼到了1991年，我想出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个时候，出书请名人作序已成为一种时尚，为了加重我作品的“分量”，我也想请个名人来为我的书作序。请谁呢？我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忠实。要是他能给我的小说集写个序，我那原本并不出色的集子，也许在别人眼里就有了光芒。可是就凭着从前的“精神向往”和講习班上的“一面之交”就请他作序，是不是“架梯子摘月亮”——太有点异想天开了呢？
然而，在一个朋友的指引下，这个异想天开的美丽梦想竟实现了。这个朋友叫陈西周。
陈西周是我们学校实习工厂的职工，由于都喜欢唱秦腔，我们成了戏友。听说他家在西蒋村，我就问他认不认识陈忠实。他笑着说：“何止认识，我们还是本家子呢。”我喜出望外，忙问可不可以通过他进一步和陈忠实认识并交往，进而请陈忠实为我的小说集写一个序言。西周笑着说：“这你不用找我，找新芳保准能行。”
新芳就是陈新芳，也是实习工厂的职工，我们原本也很熟悉。我问西周：“为什么找新芳就行？”
西周说：“新芳就是陈忠实的亲妹子呀！”
天哪！我跟新芳熟悉几年了，竟然一点不知道他就是陈忠实的妹妹！多少人跟陈忠实见过一面就成天吹乎，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陈忠实跟他有交情，而陈忠实的亲妹妹却一直没有拿这个名人哥哥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我对新芳的为人更加敬重了。
我去找新芳，向她说明了我的想法。新芳很坦诚地说：“论二哥的为人，他是非常乐意帮助人的，只是他这几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连作协的好多活动都推辞了，不知他能不能抽出时间。不过我一定给他把这话说到。”
过了几天，新芳告诉我：“二哥说可以。他让你有空了到家里去见个面，把你要出书的稿子带上。”
陈老师如此爽快地答应，让我不仅喜出望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真没想到二哥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跟新芳对话，称“陈老师”显然生分、外道，我自然也随着新芳称“二哥”。
新芳说：“你放心去吧，二哥待人实在得很。”
1991年10月30日，我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跑了近三十里路赶到西蒋村。
在村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他家。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落，有一个门楼，嫂夫人正在门楼下做着针线活，我问：“这是陈忠实老师家吗？”
嫂夫人回答：“就是的。”
我赶快自报家门，表明了我的来意。
嫂夫人十分热情地让我进门，并向屋里喊了一声：“老陈，有客人来了。”
陈老师在屋里应了一声，屋门口马上出现了他的身影。他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微微笑着，很亲切地说：“新芳说了你要来，我专门等着你呢。” 我的心头立即涌过一股热流，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边让坐边给我倒水，我则匆忙从包里取出合订在一起的书稿。
我们都落座以后，陈老师拿起我放在桌上的书稿——十多篇带着杂志封面的铅印文字，多少有些惊讶地问：“这些稿子都是发表过的？”
我说：“就是。”
陈老师很诚恳地说：“现在出书挺难的，一般都要自费出书。你这些作品都已发表过，怎么还……”
确实，陈老师是了解这其中的苦衷的。我当时的职务是正营职教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而当时自费出书的书号行情是少了5000元拿不下来。如果再加上印刷费用，差不多把我三年的工资都搭进去了。自费出一本根本畅销不了的书，何苦来呢？
陈老师的体谅又一次让我感动，我便如实袒露心怀：“身为教员，要评职称。而评职称的一个硬件就是看成果。散见于各报刊的，叫文章；但若汇集成一本书，就叫著作。著作比文章的分值高。评不了高职，在军校再继续干就有难度，所以……”
陈老师听了连连点头，他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序我一定给你写。不过你既然要出书，肯定得先把杂志上的文稿变成印书的文稿，这就是出版社说的‘一校稿’。打出一校稿后，你给我拿过来，看完一校稿再写序言不迟。我知道你让我写序言是想让这书好销一点。不过我要给人写序，就一定要认真把书看完再说话。那种不看稿子就信口开河的文章我写不来。我不能不看作品就胡发议论。”
见陈老师谈兴正好，我便问：“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陈老师点头说：“是的。”
我问：“进展顺利吗？”
陈老师说：“还好。”
我问：“写的什么故事？书名叫什么？”
陈老师笑了笑说：“咱这一带有一句土话，说是‘锅盖揭得早了，就预死’（注）了。我也害怕‘锅盖’揭早了，把这作品‘预’死了，所以我给谁都不说。等将来写完后，你就啥都知道了。”
“很辛苦吧？”
陈老师笑了笑说：“你也是搞写作的，其中滋味你应该明白。”
我说：“真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这么辛苦，我还给你添麻烦。”
陈老师爽快地说：“那有啥？朋友嘛。”
临别时，陈老师说：“我这儿有一本刚出时间不长的书，送你一本，留个纪念吧。”说着就拿出一本豆绿底色、上有“Z”形条纹稿纸图案为封面的书，书名是《创作感受谈》。他拧开钢笔，十分认真地写下了“韩怀仁方家雅正”几个字，签了他的姓名，落款是“1991.10.30”。
這次交往，我从陈老师身上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一是他对朋友的真诚——绝不愿敷衍塞责。既然要评人的作品，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那种随便瞄两眼便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评说”，他是十分厌恶的。第二就是他对自己作品那种严谨、虚心与慎重的态度——没有完成的作品绝不胡乱吹嘘。“我害怕锅盖揭早了就‘预死了’”这句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的自律之言，实在让我感佩不已，感慨良多。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紧锣密鼓地找人把报刊上的文章在电脑上敲成电子文档，那时候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在电脑上打字写文章，一切都得求人，偏偏朋友找的那家文艺出版社的那位编辑说话不算话，把我“忽悠”了——说好过了年交5000块钱就可拿书号，不料当我准备好钱款去找他时，他一句“今年的书号已经用完，你明年来吧”，一下就把我抡到山背后去了。幸亏不久遇到了王世雄先生，说他可以帮忙，我这才又看到了出书的希望。就这么三折腾两折腾，一晃就到了1992年4月中旬。我带上打印好的书稿，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再一次来到西蒋村。
陈老师问我：“这书稿咋弄了这么长时间？”
我把那些曲曲弯弯的过程给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也陪着叹息了一声，接着说：“你把书稿留这儿吧，我尽量抽时间尽快看，看完尽快写。等二校稿出来后，序言和正文可以放到一块，进行三校。”
过了不到二十天，我又到了西蒋村，陈老师一见十分惊讶：“你的二校稿已经校完了？”
我笑着说：“现在我已经能在电脑上打字了。所以校对的工作都是我做的，每篇文章都是我一边校对一边修改，都说不清这是几校了。稿子王世雄老师已看了，他说没问题，序言一到马上就可以交印刷厂开印。”
陈老师一听更惊讶了，说：“呀，没想到你这儿进展的这么快！我原先出的几本书，从一校到三校，没有半年时间是出不来的。”
我说：“现在是电脑排版，快多了。”
陈老师一脸的歉意，连声说：“哎呀那实在对不起，你的书稿我是认认真真看完了，可是序言还没来得及写呢，你看这不耽误你的事吗？”他连声啧啧，深深自责，那种诚恳的神情，看得我心里又是一阵阵热浪翻滚。
我连忙说：“陈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现在正进行大部头创作，是绝对需要清静的。我让你看书稿、写序言，已经干扰了你的长篇创作，我给你添麻烦，你没有讨厌，没有拒绝，我已非常感激了。你再自责，我就更不安了。”
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没有序言，对你书的销路影响大不？”
我说：“听说我要出书，好多学生都很支持，主动登记要买书的已有六七百人。如果再加上已经分配到部队的学生，估计销一千册不成问题，成本肯定能够收回。另外，王世雄老师说，书稿他全看了，如果你太忙，他可以写个序，只是嫌没有你的名气大、声望高。”
他又微微叹了一声，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能轻松些。不过这事真有些对不起你。”
我知道他的长篇小说正在攻坚阶段，其创作之艰辛与内心之煎熬，外人实在难以体察，而我偏在这个时候来麻烦他，确实有点“没眼色”。（从后来许多文章提到的“如果这本书再不成功，我就跟你去喂鸡”的那声喟叹，以及他词作中“怎堪这四载，煎熬情”的表白，证明我当时的猜测还是靠谱的。）
所以我连忙说：“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那个“序”虽然最终并未写成，但陈老师待人的那种诚恳，那种实在，让我终生难忘。他把我集子里的作品全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并给我谈了他的感受。他说：“从你取的书名来看，你对《今夜又是月圆时》这一篇是偏爱的，但是我倒更喜欢你的《寻酒启事》，觉得那一篇的构思很巧，而且意蕴也好。……”接着他又谈了对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的看法，有赞赏，也有委婉的批评。临别，他又一次诚恳地说：“这次没给你帮上忙，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来。”
后来我真的又一次找他帮忙了，可是这回他帮了我的忙，我却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他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惭愧和痛悔。
1994年初，我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题为《朝霞红晚霞红》。写成之后，我到省作协去找他，他问：“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说：“我想请你看看这个作品，如果你觉得还看得过眼，我想请你向有关刊物推荐一下。”言下之意，就是想借你的名声给作品找个发表的地方。
陈老师二话没说，立即开始翻阅。他以极快的速度浏览着，发现错别字或不妥的句子就用钢笔画一画，感觉不妥的片断，也在旁边做个记号。看完后他说：“总体感觉还不错，我画的那些地方你再斟酌一下，我给河南的《莽原》编辑部推荐一下吧。”说完就展纸提笔，很快写完了推荐信，信里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恳请编辑关照业余作者的真情也显而易见。他把信瓤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后递给我，说：“回去把那些要改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和我这封信一起投给杂志社吧。”
我非常郑重地把信夹在一本刊有李星和陈忠实《对话白鹿原》的《文艺争鸣》杂志里，再把杂志十分认真地装进挎包。
我正打算告辞，陈老师说：“眼看就到饭时咧，作协对面有一家泡馍馆，我请你吃羊肉泡馍。咱事先说好，是我请你，不要结账的时候拉拉扯扯的不好看。”
几年交往，我对这位“忠厚老师实在哥”的秉性已了解很多，也就没有再客套，一起走进泡馍馆，一人一碗羊肉泡，边吃边聊。吃饱喝足后，揣着一腔的感激与感动，挥手和陈老师告别。
没想到回到家里打开挎包要拿陈老师写的那封推荐信时，我一下子傻眼了：那封信不翼而飞了！我把挎包翻了个底朝天，把那本杂志抖落了足有十多遍，可那封信仍然杳如黄鹤，无踪无影。我头上的汗立时冒了出来，急速启动大脑，回忆此前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想起在站牌下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曾取出那本《文艺争鸣》看了有十多分钟。看见公交车过来，我把杂志塞进挎包就急急忙忙上了车。可能……不！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一定是在那匆忙中，不慎把那封信弄丢了。我气得用拳头直砸自己的脑袋，悔得肠子都青了。你好好地在那儿等车，看什么杂志啊？要看杂志你也该把信取出来装到包里啊！车来了你不慌不忙上车不行吗？你丢的不是一封信，你丢是你尊敬的老师、仁厚的兄长对你的一份深厚情谊呀！你往后拿什么脸面去见他呀？见了面他若问起稿子和信的事，你拿什么言语去回答他呀？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敢去见陈老师，直到这年的4月底，我才厚著脸皮又到他家去了一趟。我老老实地说了我丢失了那封推荐信的经过，并说出了我的羞愧与痛悔。说完便低了头等待他的责备或埋怨。谁知他听完以后，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就全当我没写过。现在还需要我再推荐吗？”
我说：“我再没脸请你写推荐信了。我来是向你报告一件事，前几天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个通知，让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并要求带一篇最近创作的作品，我想把这个中篇带到会上去碰碰运气。”
陈老师说：“这样也好。如能得到会议的认可，也许有些刊物会要你的稿子发表的。”
那次会议的全称是“首届中国文学现状与发展暨创作研讨会”，张炯、雷达、张同吾等十多位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朝霞红晚霞红》在那次会议上获了个三等奖。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陈老师，他笑了笑说：“好事嘛。能被会议认可，你再往刊物投稿就更有信心了。”
我没有再找刊物，因为前不久接到王世雄先生的一个电话，说陕西旅游出版社要出一套《西部风情文库》丛书，反映西部风情的文学作品均可进入丛书，他向我约稿，希望我也拿一部书稿出来。
于是我就以《朝霞红晚霞红》压阵，另外又创作了三个中篇，合成一个中篇小说集，交给了文库主编王世雄。
《白鹿原》问世之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但同时也给陈老师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其他麻烦姑且不说，单是找他签名、题字、做报告的个人和单位就络绎不绝。同时作协的许多具体工作都得他或组织、或协调、或亲自动手，他的忙碌，完全可以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形容。可是尽管这样忙碌，他却一直以没能给我写成“序”为憾，1995年当得知《朝霞红晚霞红》要出版的时候，他问我：“这次的序有人写了么？”
我说：“王世雄先生已经写了。”
他又问：“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
我说：“想请你给题写个书名。”
他很爽快地说：“这个不难。”说完，就在他的书房中展纸濡翰，聚气凝神，一会儿工夫，“朝霞红晚霞红”六个流利潇洒、自具风致的大字便跃然纸上。说句实在话，当年在自费出书的众多作者中，我的《朝霞红晚霞红》能够连出两版且近万之数很快售罄，绝对与“陈忠实题”那四个字的落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在《朝霞红晚霞红》问世不久引发的一场风波中，陈老师给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1996年6月，单位上一位颇有背景并有一定权势的领导突然向《朝霞红晚霞红》兴师问罪了，他不仅搬出了“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而且言之凿凿地指责这本书有三大罪状：一是有攻击邓小平理论的倾向；二是有性描写，属于“格调低下、精神污染”；三是“否定了单位的职称评定工作，给单位抹了黑”。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了，我心里压力很大，分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也有些惴惴然、惶惶然了。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找到省作协，让作协给你的作品出一个鉴定性的证明材料。你这书不是陈忠实给题写的书名吗？如果他能以作协的名义对这本书有一个肯定性的评价，那么即便个别领导要兴师问罪，咱也就有了‘不怕’的依据了。”此事不仅关乎我的前途命运，而且也还牵连到一些别的领导，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我赶紧跑到作协，找到了陈忠实主席。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非常惊讶，说：“呀！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单位咋还有这种人呢？”我说：“没办法，现实中真就有这种人。”陈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现在他们刚开始‘抓’我就去作解释，似乎不够妥当。让他们先‘抓’吧，如果他们真‘抓’得要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了，作协一定会出面的。到时候，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不定一打官司，你的作品还火起来了呢。”有了陈主席的这颗“定心丸”，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便回单位向要“保护”我的领导做了汇报。 幸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左时期了，不但党的文艺政策更宽松，而且思想解放、心胸开明、态度稳健，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人文情怀的领导干部也越来越多了。当时学校的主官秉持正义明确表态：“对于作品，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自己的评论；但对于作者，绝不能用‘文革’时那一套，动辄就粗暴‘处理’”。有了主官的表态，尽管少数几个“左视镜”佩戴者一直在咕咕哝哝嘁嘁喳喳，最终却并没有形成能置人于死地的风浪。加之当时单位正巧发生了一起大案件，那几个貌似革命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自顾不暇，所以在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那场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竟不动声色地风息浪止，不了了之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陈主席之后，陈主席感慨万千，后来就写了一篇散文，叫《朋友的故事》，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新大陆》杂志上。
1998年，他的《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要请他去做报告的单位排开了长队，我们学校领导知道我和陈忠实相识日久，便让我去请他为我们的学员也做一场报告。我找到陈老师，说明来意，陈老师仍是十分慷慨地就答应了。他说：“不说咱们之间的友情，单冲着你们二炮是咱们国家最具威懾力量的部队，我都一定要去的。”他到学校来做报告那晚，近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连两边靠墙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他的演讲既高屋建瓴又朴实亲切，既深刻警策又幽默诙谐，引得听众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报告过去了十多天，《白鹿原》和陈忠实依然是学员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2009年7月《大虬》第一版印行后，作协创联部的领导对我说：为了扩大你作品的影响，建议给《大虬》开一个研讨会。我把作协的这一番盛情向学校首长转达之后，学校首长非常支持。在作协和学校共同努力之下，2010年10月23日，《大虬》研讨会在二炮工程学院隆重举行。
我非常盼望陈老师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又怕他来不了，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他太忙了，而且，他的身体也明显大不如前了。此前不久，学校还曾让我请他再来搞一次讲座，可他极其诚恳地婉拒了。他说：“不是我拿架子，是我现在有个毛病，常常突然脑子里会出现一片空白，眼睛看着前面的人，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状态一般都有十几秒钟，而且说不上啥时候发作。你说我要是坐在台上，突然间啥也说不出来，这咋对得起那么多的观众呢？”这次研讨会虽然把《大虬》这本书和会议安排都提前送给陈老师了，但我仍然担心他来不了，所以在开会前两天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刚一开口说“我是怀仁”，他马上就说：“不就是开研讨会要我在会上发个言么？不说咧，我肯定去。”
23日那天早上，他不仅早早就赶到了学校，而且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开篇就说：“我曾经说过，韩怀仁是中国离我最近的作家。”见大家一愣，他紧接着又说，“这是就地理距离而言的。我在灞河南岸，他在灞河北岸，隔河相望，村庄与村庄大约就四五里路。因此我说他是我所结识的离我最近的作家。但人家事比我干得阔，肩膀上的星星我老是羡慕得很。”大家轰的一声笑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轻松活跃。
关于《大虬》，他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从三个方面对本书进行了肯定，并说“读来令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动与震撼。”
说实话，我当时坐在台下流泪了。因为他不仅看完了《大虬》而且看得非常细致和深入！什么是知音？这就是！自己的心灵倾诉能得到自己仰慕的人的理解，文人之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慰藉么？
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是昨天晚上十点半才把这个小说看完的。整整读了三天，啥都没干。”
从最早的把《今夜又是月圆时》认真读完，到“三天啥都没干”就看《大虬》这本书，我的老师，我的兄长，你给我的深厚情谊，我心中的感激，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啊？！
2012年11月9日，我儿子结婚，海力和李红代表陈老师不仅送来了很重的礼金，而且还送来了陈老师专意为我儿子婚礼书写的墨宝一幅，上书李清照词句：“九万里风鹏正举”，寄托了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殷殷深情，弥足珍贵。
2014年，我申请中国作协会员，在电话里我表示了想请他当我的介绍人的心愿，他欣然允诺，说：“这还有啥说的？你把表拿来我给你写就是了。”第二天我把申请表拿到家里，他戴上老花镜，伏在茶几上，很快就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韩怀仁多年坚持文学创作，成就丰硕，作品深刻隽永，不仅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评论家雷达、李星等的赞赏，我愿介绍加入中国作协。陈忠实2014.2.25
2013春节期间（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去拜访他。偏偏那天又听到了诗人雷抒雁不幸逝世的消息，陈老师十分感伤地说：“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啊！从年前到今天，我已经接到三个好朋友不幸离世的消息了。”我们也随着感叹一番，为了不打扰他休息，聊了十几分钟我们便告辞。
2015年春节去看他时，他说老是口腔溃疡，说话一多舌头就疼。到了六月份，一位朋友告诉我，陈老师在西京医院住院了。因为口腔疼痛，说话困难，心里也就比较烦，所以家人一般不赞成亲友去看望。但是作为受陈老师太多恩惠的我，他住院那么多日子我竟不去看一回，怎么也过意不去啊！幸亏他的儿媳李红是我们学校外语室的教员，我们很熟悉，我就向她表示了想去看看陈老师的心愿。李红在学校是优秀的青年教员，在家里是贤惠孝顺的儿媳妇，只要工作能走开，她总会去照看陈老师，经常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陈老师送到病房去。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韩教授，今天中午我给我爸去送饭，你老说要去看他，今天就坐我的车一块到医院去吧。”
到了医院，陈老师刚打完吊针，坐在床边休息。见了我就跟我打招呼说：“你倒做啥来了吗？”我说：“你住院这么长时间，我不来看看心里难受啊！你不要说话，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看你。你好好跟医生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然后我们就面对面坐着，互相看着对方，谁也不说话。其实，通过双方的眼神，我们把想说的话都用眼睛“说”了。我心里想：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啊！默默地坐了三四分钟，他向我轻轻摆摆手，说：“你回吧。”因为听新芳说过，他起初一直不肯治疗，急得孩子们没办法，还是新芳以妹妹的“权威”狠狠地批评了他，说“你在父母跟前尽了心，行了孝，落下孝子名声了。将心比心，娃也不想落个不孝的名啊！可你不配合治疗，叫娃心里、脸上咋过得去吗？”这样，他才答应住院治疗。所以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仍然说了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啊！” 又过了些日子，我听李红说，用了北京一个名医的方子，陈老师的病情已明显好转，心情也好了很多。我听了心里就非常高兴。2015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航天四院文学协会会长伏萍女士提议去看望陈老师，我们便一起到了他家。去的时候，陈老师没在家，嫂夫人告诉说：“老陈这段时间恢复得很不错，今晚还和朋友在外头吃饭呢。”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果真气色挺好。比我那次在病房见他时还微微胖了一点。我们都为他的身体康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都祝愿他彻底击败病魔，完全恢复健康。
去年11月，我去了深圳，春节也是在深圳过的，过年只给陈老师家打了个电话。正月底回到西安，原本打算早点去看他，一是听说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二是家事、公事、朋友事七七八八的比较多，一晃一个多月过去竟没和陈老师见面（这是我至今依然非常愧悔的一件事）。4月28日晚上10点多，忽然接到他妹夫建国的电话，他说：“二哥的情况不太好，在西京医院已住了几天了。”
我心里一咯噔，忙问：“这会儿咋样？”
建国说：“前两天已报过病危，今天能好一点儿。”
我说：“我现在就赶过去吧！”
建国说：“目前暂时看着还平稳，你不要太着急。你跟二哥相好那么长时间，到这会儿了，不给你说我怕留下遗憾。要看，你明天早上过来就行。”
29日早上五点半，我从学校门口打出租车，6点过一点赶到病房。病房里静悄悄的，新芳、李红、黎力、勉力和二女婿都守护在那里。新芳领着我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陈老师。尽管人已很憔悴，但神志还是清醒的。我说：“陈老师，我是怀仁。”他睁大眼睛看了看我，目光依然是那样睿智深邃。他想要和我说话，我忙拦住：“你啥都别说。”我握住他的右手，他竟把手挣脱出来又高高举起，三个手指捏在一起，似乎要什么东西。新芳说：“他是要笔，想写字。这几天人来看他，他一直用笔写。这会儿，你看手都没劲了，还想给你写哩。”我说：“陈老师，你不用说，也不用写，我知道你的心意。我要向你道歉啊！我从深圳回来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来看你，对不住你啊。你不要急，好好养病，配合治疗……”
陈老师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很激动。我再次和他握手的时候，心里不由得有些发酸。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手啊！就是这只手，写出了传世巨著《白鹿原》，写出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给人以精神滋养的文学作品，写出了不计其数给人以帮助的推荐信、介绍信、证明信。可是现在，这手竟是这样瘦骨嶙峋！
新芳说：“连着两天两夜了，他就睡不着，真急人。”
为了免得陈老师因激动而更加休息不好，新芳说：“咱到外头坐坐。”
在外间，新芳给我较为详细地说了陈老师病情的变化：“去年下半年，二哥的病明显是好转了，吃饭、说话都比从前好多了，过年以后看着也都好好的。可是半个月前，突然病情加重了。孩子们赶紧送他上医院，开头他还不大在意，后来才住进了西京医院……几个孩子黑明连夜都守在这里，可他……”说着，我们都无可奈何地流起泪来。
大约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吧，守在里间的亲人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呀，快叫护士！”
医生尽心尽力了，护士尽心尽力了，他的儿女，他的亲人，全都尽心尽力了。
然而，无情的现实是，他——走——了——
在医护人员抢救的过程中，我是一点也插不上手，我只能站在旁边，一会儿看看被抢救的陈老师，一会儿看看病床旁边的监视仪，看着那屏幕上呼吸、血压、心率三个指标不停变化着的数字，紧张得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看着那数字在下降的时候，我的心就紧紧地揪成一团，看着那数字又一点点回升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颗紧缩的心又稍稍能松弛一下。
然而，那数字虽然偶尔也有小幅的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在残酷地下滑。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个热爱他、希望他不要离开的人，看着那下滑的數字，心都会像被一把利刃在一刀一刀地割着……疼啊！那是尖锐的、苦辣地、钻心刺骨的疼啊！
七点四十五分，这个世界上所有热爱他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或听到的时刻，还是板着冰冷的面孔——来到了。
我抚摸着陈老师那瘦削的肩头，叫了一声“陈老师啊——”竟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任泪水在面颊上流淌……
亲人们都在流泪，都在抽泣，但都没有号啕。忽然，病房外边传来了一声先是压抑然后就像山洪暴发一般的哭号，那是一个男人的哭声，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之大，整个九楼仿佛都被震动了。黎力、勉力、新芳好几个人都赶忙往外跑，那哭声一路向东跑到走廊的一个角落，谁听了都会觉得心碎。我跟着跑到跟前，才看清是跟陈老师朝夕相处了好多年的杨毅先生。孩子们都劝他：“叔叔你不要这样。这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有的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咱不能影响别人！”（这就是陈忠实儿女的品德与胸怀啊！）
得到消息，到病房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赶我从照相馆给陈老师放大遗像回来，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作协的领导等等有关方面都来了。后面的事情，那些能写的领导们都写了，无须我在这篇文章里赘述。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朋友，在他弥留之际，我和他见上面了，而且又一次互相用眼睛“说”了心里话。
4月30日，洪庆文化协会在洪庆山上举行“槐花节诗会”，我是主持人之一。为了表示对陈老师的悼念，我们在活动前加了一个环节（头天晚上，白来勤先生给我发短信提了这个建议）——全体起立，为陈忠实先生默哀三分钟。活动中，我又唱了一段悲情秦腔——《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表达了我对陈老师的哀思之情。
5月2日，灞桥区洪庆文化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刘炳南、雷焕性、伏萍、路桄畅和我，驱车前往省作协灵堂，吊唁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
5月5日，我将再去殡仪馆，和我忠厚的老师、实在的哥哥——陈忠实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做完了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心里稍稍地安宁一些了。然而——
我忽然又想起29日那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了：陈老师静静地躺在医院的一个平板车上，护士推着他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去。我和一大群人跟在车子后边，虽然没有哭声，但大家都神色凝重。不知是谁叹息了一声：“唉，陈忠实就这样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陈老师一骨碌从平板车上爬起来，笑着对大家说：“谁说我走了？我是跟大家开玩笑呢。我不走！”说着，他便迈开脚步向大家走了过来。他上穿一件洁白的衬衫，下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蹬一双黑布鞋，步履稳重而矫健，模样竟是四十岁的样子，走得十分倜傥潇洒。人群里发出了惊喜的欢呼声，再看他时，他已站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挥手……
梦醒时，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清晨5点40分。仔细想想梦中的情景，我的眼里又蓬上了泪花。
后天，就是和陈老师做最后告别的时候了，我真希望我梦中的奇迹能够发生。
其实，不是奇迹的奇迹早就发生了。当《白鹿原》问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陈忠实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会离开热爱他的人们，就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一样，陈忠实将永远和热爱他的人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