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丽春坐在鲁迅的病榻前，紧捏画笔的手簌簌发抖。那是在1936年10月19日，上海的早晨。他头一回亲近心中的偶像，竟然是悲痛的永别。
　　10天后，给好友的信里，他写道，“去时，一上楼就看到我们的导师已静静地睡去了，全屋笼罩了悲哀，……我给画了四张速写，就已经是午饭时光了。”
　　速写《鲁迅遗像》下方，写着他的笔名：力群。
　　30年代初，力群还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自觉“长得不漂亮，又穷”，默默爱上“一位窈窕淑秀的姑娘”。
　　“‘九一八’事变后，有志的爱国艺术青年不甘心于再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要求为拯救祖国为人民而艺术。鲁迅先生极力提倡木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勇敢地拿起了新的艺术武器——木刻刀。”这是他在《我的艺术生涯》里的自述。
　　1933年春，力群与同窗好友曹白（原名刘萍若，木刻家）等人自发组织了“木铃木刻研究会”。“杭州方言把‘傻瓜’叫‘阿木铃’，而我们这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在某些人眼里认为是一群‘阿木鈴’。”
　　这年，力群创作了“力求描绘现实生活题材”的木刻《生病》与《痛》。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0月10日，他与曹白、叶洛（原名叶乃芬，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一起被捕。
　　“‘木铃木刻会’从此也就宣告了死刑”。随后他又挥别了那场暗恋。1935年，出狱后，力群娶曹白的大妹为妻，他为这个朴实天真的放牛娃取名“刘萍杜”。
　　1940年1月，力群历经艰辛，第二次来到延安。次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鲁艺文学院美术系教员、文协执委会委员。
　　他先后完成了《听报告》、《丰衣足食图》、《饮》等一批木刻作品。诗人艾青的评价是， “这许多新作都很明显地是作家探求新的道路的一些可贵的努力，它们截然地表明了和他的旧作之间的差异……”
　　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力群强调，“关于《讲话》中提到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一直是40余年来我艺术行动的指南”。
　　他的儿女们说，“我父亲一生最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就是毛泽东。”
　　50年代，力群担任过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美术》杂志副主编。那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百合花》与《瓜叶菊》。一幅被版画家晁楣赞为“体现了纯洁高尚的情操”，另一幅则陈列于南斯拉夫博物馆。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有人批评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画家，不表现工农兵而刻些花花草草”。
　　心系家乡山西灵石郝家掌村的山水，热爱大自然与小动物的力群，文革前要求回到山西。调回太原不久，1966年8月29日，被揪回北京。
　　在北京美术馆后院，集中了美协和北京美术馆的全部“黑帮”领导。他与华君武、蔡若虹（著名美术家）等关在了一处。他的三儿郝强自责，在美院附中上学时“嘴不严”，将父亲告诉他“江青在延安的事”在校内转述，为父母惹来祸端。
　　“我供不出，就打我耳光，在一个礼拜之内经常打，把我的耳鼓也打破了。”力群在回忆录中说郝强逃走后，造反派降罪于他，至于妻子，则因拒不交待儿子踪迹，在家乡被造反派“打了整整一夜”。
　　1974年6月20日夜，是力群又一次心碎的诀别，“一个最可怕的夜，是我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最大不幸的夜，狠心的萍杜和我不辞而永别了”。
　　1980年代中期，八五思潮兴起，青年一代画家热望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收新鲜血液，在与中央美院教授李桦的通信中，力群对这一现象不以为然。
　　版画家协会理事李允经说，“他们对国内版画的发展不满，对当时学院派的版画尤为失望，寄望于业余版画，即工人版画上。认定中国版画要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不必和西方接轨。”
　　1988年3月30日，力群在《山西日报》发表《我与作家的对话》。文中，他质疑作家王祥夫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这篇反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某乡村丑陋现实的作品，“描写的愚昧、贫困、落后、色情和性心理变态，绝不是目前文学中孤立现象”，“我为我们文学的堕落而感到悲哀”。
　　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半年后，笔仗虽以力群与王祥夫在报上各抒己见告终，但力群给人留下了“保守、偏左”的印象。
　　“老人是就事论事，看不惯的就直接说出来。事后，我上他家，他不提小说的事，对人依然真诚和善。毕竟他受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教育，一直坚定站在这条阵线上。他更愿正面反映农村生活。”大同作协主席王祥夫对当年力群对他的批评表示理解。
　　“我们子女八个，他从不要求谁非要学版画。只要我们喜欢的，他都支持。尽管他是党员，却要我们从小读《圣经》，说那里蕴含了丰富的西方文化精粹。”二女儿郝红证实父亲并不偏狭。
　　2012年，力群百岁。2月10日晚十时，轮到儿女与他诀别。她们说，他想葬回故土。
　　 （实习记者孙璐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