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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只有少数学者开展了关于非遗档案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非遗档案研究的关键时期，并且当前我国对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而口述档案的研究以及数字化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从国家政策层面和社会共识层面共同探讨非遗档案工作主题演化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我国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普及，加强对我国非遗的有效保护，促进非遗的精准传播，确保我国非遗的生命力和活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题演化；数字化建设；文化传承
分类号：G122；G271
A Study on the Thema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Zhang Yun1，2，Wang Hao1，2，Liu Youhua1，2，Li Yueyan1，2（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23； 2.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ye Archives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research on 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show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while the research on oral archives and digital construction are in a vigorous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aspec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consensus level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rchives work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theme evolution，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hinese national intangible memories of popular social cognition，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our country， promote the preci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transmission， to ensure that our country intangible cultural vitality and vigor.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Thematic Evolution； Digit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Heritage
非物質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宝贵资源，反映了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知识及其表达，代表着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记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启示作用。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就“非遗”相关概念及其特征定义、非遗保护措施、非遗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研究，总结评述我国非遗保护与开发[1]、非遗传承人[2]、非遗产业化[3]等方面的内容，但鲜有学者就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进行系统性分析。
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各族人民重要的文明成果，但当前我国对于非遗档案工作主题演化趋势的相关研究还未成熟。而近些年来我国数字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非遗档案的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化趋势，非遗建档保护、数字档案等主题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这说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已出现一定的变化，侧面反映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主题的转变。但由于以往研究主要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定性地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方向、演化趋势等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太星南通过精选、梳理、提炼和总结国内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以多重角度对传承人的保护事项进行分析探讨[4]，凌照等人调研了文化主管部门以了解现代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5]，研究成果更倾向于理论的厘清，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差性，无法完整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基于此，文章通过横向对比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的文献，借助LDA主题识别模型找到文献内容的共性，梳理文献脉络，力图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主题演化趋势，由此挖掘出非遗相关领域的热点内容，以推动非遗档案工作的传承发展。
为宏观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概况，文章以中国CNKI学术总库为数据源，对我国近二十年的非遗文献数据进行主题检索。根据检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OR“非遗”） AND（“档案”OR“归档”OR“立档”OR“建档”）进行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2000-2020年，共检索出935篇会议文献。通过对文献数据去重、筛选，挑选出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660篇，并对其题名、作者、来源期刊、关键词、摘要等字段进行分析处理。
本次研究选取的660篇会议文献来源跨文学、图书馆、艺术、计算机等多个领域，统计文献的中图分类号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向的文献数量最多（详见图2）。
660篇会议文献中，有580篇关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面的文献。其中，“G1：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大类共计文献346篇，占比59.7%；“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文献共有224篇，占比38.6%。说明现阶段关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领域，但逐步呈现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
并且，自2003年起，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呈持续性增长（见图3），说明我国研究学者持续拓展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纵横扩展探讨非遗档案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努力实现我国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普及，推动互联网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传播和利用。
总之，随着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逐渐被认可，学界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对于非遗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也随之增多。该时期内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应用研究逐渐取代理论研究；二是逐步呈现跨学科多元融合发展的态势。因此，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不同研究角度的挖掘实践，分析其主题演化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6]起，我国才逐渐展开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非遗档案作为承载各族人民重要文明成果的载体，不断发挥其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当前我国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微观变化趋势，比如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非遗资源数字化采集与特征分析、非遗知识本体构建研究、非遗知识库实践应用等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非遗档案建设工作的重点已逐步转为如何利用更精细化的研究手段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探讨研究并找到其发展平衡点等。这种微观的变化趋势并未脱离传统档案学研究范畴，而是适应了当前我国档案工作数字化发展的新浪潮，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3.1 研究方向的判定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研究的热点方向，挖掘我国非遗在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将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进行研究方向的判定。通过对文献的中图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当前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大方向，分别是关于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的研究和关于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其中，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包括了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专题、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研究等内容，多数学者通过对文化产业视野下非遗保护与开发[7]、非遗文化产业链模式[8]、非遗与文化产业间的关系[9]等的研究，探究如何使用多元方式处理好非遗与多学科交叉融合情况下非遗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10]，拓宽非遗文化市场。而信息与知识传播不仅包括了信息与传播理论，更是借助新闻学、广播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科优势展开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研究学者利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在对非遗信息传播模式[11]、非遗传播现状与策略[12]、非遗知识传播的空间特征[13]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归纳出我国当前非遗信息与知识传播的主题、渠道、内容、方式等，分析当前我国非遗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3.2 发展阶段的判定
通过对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的分析，将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2012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数呈线性上升态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促使我国成为非遗保护成员国，并掀起了对非遗档案研究的热潮。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利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如录音、视频、数字化等形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通过建档、数据库等手段对非遗信息进行保护[14]，这为非遗在档案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非遗档案保护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其后，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档案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非遗档案保护有法可依，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第二阶段是2013-2016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呈波动状态，并于2016年达到峰值，并且该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重点放在非遗档案建设上，非遗档案的热度只增不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2016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鼓励开展非遗建档工作”成为了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转折点，指引研究人员以非遗保护为向导，重新思考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机遇[15]。同时，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口述档案[16]、非遗档案管理建设[17]、非遗传承人[18]等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第三阶段是2017-2020年。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研究逐渐呈稳定发展态势。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建设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更侧重于利用现代化手段，如数据库、关联数据应用等形式对非遗数据进行研究。2017年文化部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实施“非遗记录工程”“民族民间文化典藏与传播工程”，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行抢救性记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盡快实现非遗数字资源共享。这意味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进入数字治理与社会共享的新时期，该阶段的研究重点已转变为如何通过非遗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传播、共享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传统文化振兴，反哺传统文化传承。 3.3 主题演化规律的判定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的发展是伴随着其各主题文献数量的增长进而动态演化的过程。为了测度主题文献的演化规律，文章基于生态学种群的Logistic模型对主题演化规律进行分析，依据各主题文献的种群饱和度不同，可将Logistics曲线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等阶段，而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非遗档案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三大主题将与之对应。
相较于其他主题，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已步入成熟期。非遗档案保护已不再局限于收集整理档案，更重要的是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和开发利用[19]。非遗档案所具备的文化记忆功能，使得固态非遗能够通过活态的文化环境，开发出其研究价值，延长其生命力。现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已较为成熟，结合实际情况，档案部门创新了非遗档案保护的工作模式，转变了传统工作思路，以馆藏文献资源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对非遗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档案实现良好文化传承。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多元性和真实性等共同属性，以档案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保护有利于减少因载体不固定而造成的非遗流失。目前已有学者利用建立档案的方式对非遗进行保护，在法律、政策、法规层面指出建档保护的合理性和科学性[20]。同时，研究学者通过对各学科档案需求的平行比较，对口述档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如何对非遗文献建档并保护将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档案数字化建设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信息时代我国档案工作的主题，顺应了社会潮流，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新举措、新要求[21]。档案信息化作为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不仅是档案工作未来发展的主流，更是当下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通过对非遗檔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正处于成熟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而言，研究学者已较好地利用了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学术资源等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并在开发利用非遗档案的过程中宣传推广了非遗。该主题的大力推广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非遗保护意识已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我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逐渐创造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遗档案有助于传承民族文化历史的珍贵记忆。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地区的非遗项目达到了90万项左右[22]，并有42个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传承工艺振兴计划》等条例的公布[23]，我国逐渐开始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泛开展非遗保护传承，这是以非遗档案的形式对非遗进行传承保护，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并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这是由于非遗建档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关键环节，现有的传统档案或馆藏资料已无法完整、准确地还原历史信息，后现代档案思维，例如档案来源过程化、多样化、非集中化等能为非遗建档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冯骥才在题为《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发言中指出，“非遗是口头的、无形的、活态和不确定的，必需通过文字和音像的记录、整理与编制，才能成为确凿的依据”，“我们必须给每一项已经列入国家保护范畴的文化遗产制定精确的档案”。他的发言提到的两个关键词“音像”“档案”与当前非遗保护的举措密切相关。口述档案是其产生来源的文化认同、目标、职能、习俗以及连续性的组织化表达，通过对非遗口述档案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非遗历史记忆，挽救民族遗产，填补历史空白，帮助研究学者更加真实地感受历史背后的故事，为非遗保护增添更多生命力。同时，口述档案的发展推动了非遗保护技术手段的更新，通过简化采集流程，改变历史记录方式，保护了非遗档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弥补了文字档案某些方面的缺陷，实现了跨地域、跨时代的纵向传承[24]。并且通过建立非遗建档保护和口述档案之间的互构联系可以帮助研究学者更好地对历史进行解读，直观地面对历史，更好地传承社会历史记忆，弥补社会历史的空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25]。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这是由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方向，易受当前文化存储方式、载体及其保护理念的影响。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也为非遗档案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提升非遗档案保护工作水平，更好为社会历史记忆提供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当下的时代难题。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档案等一系列技术在跨学科领域的应用逐渐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数字化建设成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研究者将数字化技术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相结合，通过非遗档案文本数据的转换、复原，将其转换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方法对其进行保存、解读和利用。这不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更由于借助数字化信息获取处理技术可以对非遗数据进行保护，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项目的核心与代表性内容进行记录，以实现非遗数据资源的系统化整合和信息化存储，可以达到传承保护非遗、完善社会历史记忆的目的。档案信息化是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通过对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文章通过探讨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揭示了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分析主题演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总之，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应如何准确定位，借助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优势推动非遗信息资源管理在非遗数字化领域的研究，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AI等跨学科研究技术手段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以及固化存储和保护，实现我国非遗档案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利用，推进我国非遗的精准传播，是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优化非遗保护措施，从社会文化记忆的视角展开对非遗档案保护的研究，解决异构非遗信息资源的分类存储保护问题，并通过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重构社会历史记忆，确保非遗的生命力和活力，也是关系我国非遺档案建设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关联数据驱动下我国非遗文本的语义解析与人文计算研究”（项目编号：72074108）和南京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面向人文计算的方志文本的语义分析和知识图谱研究”（项目编号：01081437011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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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题演化；数字化建设；文化传承
分类号：G122；G271
A Study on the Thema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Zhang Yun1，2，Wang Hao1，2，Liu Youhua1，2，Li Yueyan1，2（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23； 2.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ye Archives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research on 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show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while the research on oral archives and digital construction are in a vigorous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aspec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consensus level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rchives work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theme evolution，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hinese national intangible memories of popular social cognition，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our country， promote the preci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transmission， to ensure that our country intangible cultural vitality and vigor.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Thematic Evolution； Digit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Heritage
1 引言
非物質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宝贵资源，反映了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知识及其表达，代表着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记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启示作用。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就“非遗”相关概念及其特征定义、非遗保护措施、非遗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研究，总结评述我国非遗保护与开发[1]、非遗传承人[2]、非遗产业化[3]等方面的内容，但鲜有学者就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进行系统性分析。
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各族人民重要的文明成果，但当前我国对于非遗档案工作主题演化趋势的相关研究还未成熟。而近些年来我国数字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非遗档案的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化趋势，非遗建档保护、数字档案等主题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这说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已出现一定的变化，侧面反映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主题的转变。但由于以往研究主要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定性地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方向、演化趋势等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太星南通过精选、梳理、提炼和总结国内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以多重角度对传承人的保护事项进行分析探讨[4]，凌照等人调研了文化主管部门以了解现代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5]，研究成果更倾向于理论的厘清，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差性，无法完整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基于此，文章通过横向对比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的文献，借助LDA主题识别模型找到文献内容的共性，梳理文献脉络，力图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主题演化趋势，由此挖掘出非遗相关领域的热点内容，以推动非遗档案工作的传承发展。
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为宏观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概况，文章以中国CNKI学术总库为数据源，对我国近二十年的非遗文献数据进行主题检索。根据检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OR“非遗”） AND（“档案”OR“归档”OR“立档”OR“建档”）进行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2000-2020年，共检索出935篇会议文献。通过对文献数据去重、筛选，挑选出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660篇，并对其题名、作者、来源期刊、关键词、摘要等字段进行分析处理。
本次研究选取的660篇会议文献来源跨文学、图书馆、艺术、计算机等多个领域，统计文献的中图分类号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向的文献数量最多（详见图2）。
660篇会议文献中，有580篇关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面的文献。其中，“G1：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大类共计文献346篇，占比59.7%；“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文献共有224篇，占比38.6%。说明现阶段关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领域，但逐步呈现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
并且，自2003年起，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呈持续性增长（见图3），说明我国研究学者持续拓展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纵横扩展探讨非遗档案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努力实现我国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普及，推动互联网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传播和利用。
总之，随着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逐渐被认可，学界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对于非遗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也随之增多。该时期内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应用研究逐渐取代理论研究；二是逐步呈现跨学科多元融合发展的态势。因此，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不同研究角度的挖掘实践，分析其主题演化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
3 数据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6]起，我国才逐渐展开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非遗档案作为承载各族人民重要文明成果的载体，不断发挥其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当前我国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微观变化趋势，比如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非遗资源数字化采集与特征分析、非遗知识本体构建研究、非遗知识库实践应用等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非遗档案建设工作的重点已逐步转为如何利用更精细化的研究手段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探讨研究并找到其发展平衡点等。这种微观的变化趋势并未脱离传统档案学研究范畴，而是适应了当前我国档案工作数字化发展的新浪潮，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3.1 研究方向的判定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研究的热点方向，挖掘我国非遗在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将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进行研究方向的判定。通过对文献的中图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当前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大方向，分别是关于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的研究和关于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其中，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包括了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专题、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研究等内容，多数学者通过对文化产业视野下非遗保护与开发[7]、非遗文化产业链模式[8]、非遗与文化产业间的关系[9]等的研究，探究如何使用多元方式处理好非遗与多学科交叉融合情况下非遗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10]，拓宽非遗文化市场。而信息与知识传播不仅包括了信息与传播理论，更是借助新闻学、广播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科优势展开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研究学者利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在对非遗信息传播模式[11]、非遗传播现状与策略[12]、非遗知识传播的空间特征[13]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归纳出我国当前非遗信息与知识传播的主题、渠道、内容、方式等，分析当前我国非遗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3.2 发展阶段的判定
通过对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的分析，将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2012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数呈线性上升态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促使我国成为非遗保护成员国，并掀起了对非遗档案研究的热潮。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利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如录音、视频、数字化等形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通过建档、数据库等手段对非遗信息进行保护[14]，这为非遗在档案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非遗档案保护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其后，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档案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非遗档案保护有法可依，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第二阶段是2013-2016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呈波动状态，并于2016年达到峰值，并且该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重点放在非遗档案建设上，非遗档案的热度只增不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2016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鼓励开展非遗建档工作”成为了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转折点，指引研究人员以非遗保护为向导，重新思考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机遇[15]。同时，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口述档案[16]、非遗档案管理建设[17]、非遗传承人[18]等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第三阶段是2017-2020年。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研究逐渐呈稳定发展态势。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建设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更侧重于利用现代化手段，如数据库、关联数据应用等形式对非遗数据进行研究。2017年文化部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实施“非遗记录工程”“民族民间文化典藏与传播工程”，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行抢救性记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盡快实现非遗数字资源共享。这意味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进入数字治理与社会共享的新时期，该阶段的研究重点已转变为如何通过非遗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传播、共享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传统文化振兴，反哺传统文化传承。 3.3 主题演化规律的判定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的发展是伴随着其各主题文献数量的增长进而动态演化的过程。为了测度主题文献的演化规律，文章基于生态学种群的Logistic模型对主题演化规律进行分析，依据各主题文献的种群饱和度不同，可将Logistics曲线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等阶段，而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非遗档案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三大主题将与之对应。
相较于其他主题，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已步入成熟期。非遗档案保护已不再局限于收集整理档案，更重要的是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和开发利用[19]。非遗档案所具备的文化记忆功能，使得固态非遗能够通过活态的文化环境，开发出其研究价值，延长其生命力。现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已较为成熟，结合实际情况，档案部门创新了非遗档案保护的工作模式，转变了传统工作思路，以馆藏文献资源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对非遗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档案实现良好文化传承。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多元性和真实性等共同属性，以档案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保护有利于减少因载体不固定而造成的非遗流失。目前已有学者利用建立档案的方式对非遗进行保护，在法律、政策、法规层面指出建档保护的合理性和科学性[20]。同时，研究学者通过对各学科档案需求的平行比较，对口述档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如何对非遗文献建档并保护将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档案数字化建设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信息时代我国档案工作的主题，顺应了社会潮流，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新举措、新要求[21]。档案信息化作为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不仅是档案工作未来发展的主流，更是当下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通过对非遗檔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4 研究结论
就正处于成熟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而言，研究学者已较好地利用了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学术资源等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并在开发利用非遗档案的过程中宣传推广了非遗。该主题的大力推广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非遗保护意识已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我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逐渐创造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遗档案有助于传承民族文化历史的珍贵记忆。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地区的非遗项目达到了90万项左右[22]，并有42个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传承工艺振兴计划》等条例的公布[23]，我国逐渐开始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泛开展非遗保护传承，这是以非遗档案的形式对非遗进行传承保护，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并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这是由于非遗建档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关键环节，现有的传统档案或馆藏资料已无法完整、准确地还原历史信息，后现代档案思维，例如档案来源过程化、多样化、非集中化等能为非遗建档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冯骥才在题为《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发言中指出，“非遗是口头的、无形的、活态和不确定的，必需通过文字和音像的记录、整理与编制，才能成为确凿的依据”，“我们必须给每一项已经列入国家保护范畴的文化遗产制定精确的档案”。他的发言提到的两个关键词“音像”“档案”与当前非遗保护的举措密切相关。口述档案是其产生来源的文化认同、目标、职能、习俗以及连续性的组织化表达，通过对非遗口述档案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非遗历史记忆，挽救民族遗产，填补历史空白，帮助研究学者更加真实地感受历史背后的故事，为非遗保护增添更多生命力。同时，口述档案的发展推动了非遗保护技术手段的更新，通过简化采集流程，改变历史记录方式，保护了非遗档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弥补了文字档案某些方面的缺陷，实现了跨地域、跨时代的纵向传承[24]。并且通过建立非遗建档保护和口述档案之间的互构联系可以帮助研究学者更好地对历史进行解读，直观地面对历史，更好地传承社会历史记忆，弥补社会历史的空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25]。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这是由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方向，易受当前文化存储方式、载体及其保护理念的影响。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也为非遗档案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提升非遗档案保护工作水平，更好为社会历史记忆提供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当下的时代难题。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档案等一系列技术在跨学科领域的应用逐渐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数字化建设成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研究者将数字化技术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相结合，通过非遗档案文本数据的转换、复原，将其转换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方法对其进行保存、解读和利用。这不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更由于借助数字化信息获取处理技术可以对非遗数据进行保护，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项目的核心与代表性内容进行记录，以实现非遗数据资源的系统化整合和信息化存储，可以达到传承保护非遗、完善社会历史记忆的目的。档案信息化是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通过对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5 结语
文章通过探讨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揭示了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分析主题演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总之，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应如何准确定位，借助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优势推动非遗信息资源管理在非遗数字化领域的研究，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AI等跨学科研究技术手段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以及固化存储和保护，实现我国非遗档案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利用，推进我国非遗的精准传播，是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优化非遗保护措施，从社会文化记忆的视角展开对非遗档案保护的研究，解决异构非遗信息资源的分类存储保护问题，并通过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重构社会历史记忆，确保非遗的生命力和活力，也是关系我国非遺档案建设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关联数据驱动下我国非遗文本的语义解析与人文计算研究”（项目编号：72074108）和南京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面向人文计算的方志文本的语义分析和知识图谱研究”（项目编号：01081437011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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