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当代生态符号学“正式”成立，因为在《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 Studies）刊物上同时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塔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爱沙尼亚符号学者库尔（Kalevi Kull）的“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另一篇是任教于德国卡塞尔大学的著名符号学家诺特（Winfried Noth）的“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两篇文章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宣告了这门学科的成立。
　　“符号生态学”与“生态符号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中文看起来的确不同：前者用符号学角度研究生态学，后者研究生态方面的符号学。但是在西文中，二者的区别并不清楚，我们试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为了简便清楚，我们就用“生态符号学”这个名称，实际上西文中Ecosemiotics这个名称也渐渐正式化。生态符号学是关于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的研究，所谓“有机体”，就是所有的生物。按照这两篇文章的详细回顾，这样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符号学，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是生态符号学可以直接追溯到两位开创性的人物，一位是爱沙尼亚-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ull，1864-1944），这位德国贵族提出的“环境界”（Umwelt）理论，影响深远，海德格尔、舍勒、卡西尔、梅洛-庞迪、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都引用此概念。所谓“环境界”，就是一个有机物（例如一个阿米巴虫）作为主体所生存于其中的主观时空世界，这个世界靠符号意义构成。与之不同的是一个有机体居住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或许可以称之为“现世界”（Umgebung）。另一位是匈牙利-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创立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他们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符号学的走向，尤其在“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中，而伦理符号学与生态符号学已经有合流的趋势。这两个学派，都是对一百多年来的符号学运动的突破。伦理符号学突破了主流符号学的形式论倾向，深入到道德、价值、责任等问题之中，而生态符号学突破了人类中心论，凡是“有灵之物”，都生活在符号意义构成的主观世界之中，他们与“意义环境”的交流成全了他们的存在。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我们依然应当把人的主观意识和文化精神，作为符号的意义世界的核心，因为我们需要建立人的主体。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落后西方一步，而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的主体精神进一步高扬。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看到，人类不是孤立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包括让人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已经让我们明白意义世界不等于人类世界。我们应当重新考虑：我们存在的边界，我们主观意识的“环境界”，其边界究竟在哪里？本期“生态符号学研究”专栏刊登的几篇译文，都是“生态符号学”的经典文献，希望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