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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异秉》是汪曾祺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到了80年代作者又对其进行了改写，更恰当地说是重写，尽管保留了王二这一小说人物，但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主题等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两部小说《异秉》的主题加以探究；为方便起见，以前《异秉》及后《异秉》作为区分，而从前《异秉》到后《异秉》更是体现了汪曾祺试图超越的努力。
关键词：汪曾祺 传奇 市井小说 小说重写
汪曾祺小说以中短篇见长，往往寥寥数笔，就将风景的雅致、人物的休戚、情节的流转尽收纸上，和20世纪80年代初入文坛的年轻作家相比，汪曾祺有着过人的阅历，对于人情世故、风物民俗、饮食起居都有着深湛的体察，对于乡土小说和市井小说的创作更是得心应手，这也是青年作家所不具备的。
两部《异秉》的写作横跨四十年，汪曾祺早在4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并不断有作品发表，如《职业》《落魄》《老鲁》等，形式多为短篇小说，后来文学创作基本中断。80年代的汪曾祺，以《大淖记事》的发表，迎来了创作的又一高峰，并通过《大淖记事》的发表，广为国内外读者所熟悉，成为8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市井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重要门类，各种饮食民俗、市井百业在他笔下信手拈来，这种小说的叙事策略既和作家自身广泛深厚的生活经验有关，也和短篇小说这一特定题材息息相关。汪曾祺在194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文章认为，“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1}由此可见，对于市井生活的体贴感知和深沉濡染使作家获得了一种短篇小说创作的独特技巧。
一、一种叙事成规的突破
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不外乎各行各业的琐碎营生，充满各种丰富的细节。海外学者韩南在提到中国第一部市井小说《风月梦》时，曾这样形容道：“这部小说细致地描述了城市中的公共和私人地带，居民的行为和娱乐，及不同阶级之间和男女之间的关系。”{2}可见市井小说错综复杂，交汇着不同阶层的人群，演绎着市井的悲欢离合，形成众声喧哗之势。
传统中国小说的“传奇”传统由来已久，大多表现奇人异事、神魔外道，在众多文学体裁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直到明清之际，小说中才逐渐有了以市井人物为独立表现主体的文学创作，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著名学者商伟在《礼与18世纪的文化转折》中写道：“泰伯礼所代表的这样一个苦行礼的愿景，一直要到第五十五回的市井四奇人那里才得到了兑现，不过那已是‘礼失而求诸野’，变成了儒礼败亡之后的个人拯救。”{3}商伟认为吴敬梓最后不得不借助市井四奇人，以寓言的方式来表达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诉求，而奇人也自然成为世俗精神的外化。
奇人奇事的小说模式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俯拾皆是，“汪曾祺小说的俚俗味、市井气除了表现于上述词汇用语的方言化口语化外，同时还表现在小说的俗人俗事上。这些俗人多半有奇才，卖水果的叶三品画居然精到入理，陈泥鳅的水性超群，赶鸭的陆长庚能听懂鸭子的话。”{4}如汪曾祺在他80年代后期创作的《陈小手》中，主人公陈小手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接生，这显然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违背，形成了传统禁忌与现实考量的博弈，传统的接生古老而神秘，汪曾祺巧妙地将由此可能产生的职业尴尬巧妙地嵌入其中，他更是将相关的民俗熟稔地应用，使小说在妥帖中具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品质。“王二的成功，只能用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形容，他熟悉他的用具，周边的人和环境，所以他‘上手’了，掌握了对象并开启了一个诗意世界。”{5}和冯骥才等作家不同的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奇人奇事基本上来源于作家的市井乡土经验，这些技艺无非是主人公们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琳琅满目的技艺是在“俗中见奇”，在常人看来不过是将日常生活的熟练外化。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随着阅历的增广而日益精绝，得益于将乡土经验源源不断地积累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异秉》中的场景是汪曾祺熟悉的，他曾说：“《异秉》里的那个药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开的，我小时候成天在那里转来转去。”{6}汪曾祺曾专门为80年代的《异秉》写下一段话：“我曾经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篇。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7}
如果我们直接评价前后两个时期的《异禀》：前者很现代，后者很传统。但是除去这两点，根据上文提到的汪曾祺关于后《异禀》创作的手记，我们或许能从“是谁规定过”“不能”的字眼中读出一种有意较真的意味，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汪曾祺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僵化现实主义成规的一种突破。该小说的成功还在于与当时逐渐兴盛的寻根文学实现了合流，汪曾祺小说的审美趣味也被寻根文学的潮流所放大，奇人奇事的写作模式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棋王》中也会让读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前后《异秉》的文本差异
作家们出于各种原因对于自身作品进行重写或改写的情况并不少见，汪曾祺就多次对作品进行改写，主要为《庙与僧》《戴车匠》《职业》《异秉》。其中尤属《异秉》的改写最为耐人寻味，与其说是改写，不如说是重写。
前《异秉》和后《异秉》显示较大的差异，无论是人物的构成、情节的演进以及小说的主旨都有所差异，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一时期的汪曾祺对其40年代创作的一种否定，而我们不妨把二者都看作是作家对于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纵观4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文论创作，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传统的重要性，并以西方小说为参照，不断地专注于小说创作技巧的打磨，该时期的汪氏小说技巧纯熟，行文流畅一如前《异秉》所呈现的风貌。后《异秉》为什么让汪曾祺念兹在兹，并最终提笔重写，笔者以为除了有作家的某种情结影响，更关键的是后《异秉》是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思想的一次特殊展示，但它却不是一种全景式的反映，而是对作者同类题材的一种反思。
关键词：汪曾祺 传奇 市井小说 小说重写
汪曾祺小说以中短篇见长，往往寥寥数笔，就将风景的雅致、人物的休戚、情节的流转尽收纸上，和20世纪80年代初入文坛的年轻作家相比，汪曾祺有着过人的阅历，对于人情世故、风物民俗、饮食起居都有着深湛的体察，对于乡土小说和市井小说的创作更是得心应手，这也是青年作家所不具备的。
两部《异秉》的写作横跨四十年，汪曾祺早在4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并不断有作品发表，如《职业》《落魄》《老鲁》等，形式多为短篇小说，后来文学创作基本中断。80年代的汪曾祺，以《大淖记事》的发表，迎来了创作的又一高峰，并通过《大淖记事》的发表，广为国内外读者所熟悉，成为8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市井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重要门类，各种饮食民俗、市井百业在他笔下信手拈来，这种小说的叙事策略既和作家自身广泛深厚的生活经验有关，也和短篇小说这一特定题材息息相关。汪曾祺在194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文章认为，“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1}由此可见，对于市井生活的体贴感知和深沉濡染使作家获得了一种短篇小说创作的独特技巧。
一、一种叙事成规的突破
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不外乎各行各业的琐碎营生，充满各种丰富的细节。海外学者韩南在提到中国第一部市井小说《风月梦》时，曾这样形容道：“这部小说细致地描述了城市中的公共和私人地带，居民的行为和娱乐，及不同阶级之间和男女之间的关系。”{2}可见市井小说错综复杂，交汇着不同阶层的人群，演绎着市井的悲欢离合，形成众声喧哗之势。
传统中国小说的“传奇”传统由来已久，大多表现奇人异事、神魔外道，在众多文学体裁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直到明清之际，小说中才逐渐有了以市井人物为独立表现主体的文学创作，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著名学者商伟在《礼与18世纪的文化转折》中写道：“泰伯礼所代表的这样一个苦行礼的愿景，一直要到第五十五回的市井四奇人那里才得到了兑现，不过那已是‘礼失而求诸野’，变成了儒礼败亡之后的个人拯救。”{3}商伟认为吴敬梓最后不得不借助市井四奇人，以寓言的方式来表达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诉求，而奇人也自然成为世俗精神的外化。
奇人奇事的小说模式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俯拾皆是，“汪曾祺小说的俚俗味、市井气除了表现于上述词汇用语的方言化口语化外，同时还表现在小说的俗人俗事上。这些俗人多半有奇才，卖水果的叶三品画居然精到入理，陈泥鳅的水性超群，赶鸭的陆长庚能听懂鸭子的话。”{4}如汪曾祺在他80年代后期创作的《陈小手》中，主人公陈小手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接生，这显然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违背，形成了传统禁忌与现实考量的博弈，传统的接生古老而神秘，汪曾祺巧妙地将由此可能产生的职业尴尬巧妙地嵌入其中，他更是将相关的民俗熟稔地应用，使小说在妥帖中具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品质。“王二的成功，只能用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形容，他熟悉他的用具，周边的人和环境，所以他‘上手’了，掌握了对象并开启了一个诗意世界。”{5}和冯骥才等作家不同的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奇人奇事基本上来源于作家的市井乡土经验，这些技艺无非是主人公们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琳琅满目的技艺是在“俗中见奇”，在常人看来不过是将日常生活的熟练外化。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随着阅历的增广而日益精绝，得益于将乡土经验源源不断地积累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异秉》中的场景是汪曾祺熟悉的，他曾说：“《异秉》里的那个药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开的，我小时候成天在那里转来转去。”{6}汪曾祺曾专门为80年代的《异秉》写下一段话：“我曾经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篇。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7}
如果我们直接评价前后两个时期的《异禀》：前者很现代，后者很传统。但是除去这两点，根据上文提到的汪曾祺关于后《异禀》创作的手记，我们或许能从“是谁规定过”“不能”的字眼中读出一种有意较真的意味，掩藏在文字背后的是汪曾祺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僵化现实主义成规的一种突破。该小说的成功还在于与当时逐渐兴盛的寻根文学实现了合流，汪曾祺小说的审美趣味也被寻根文学的潮流所放大，奇人奇事的写作模式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棋王》中也会让读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前后《异秉》的文本差异
作家们出于各种原因对于自身作品进行重写或改写的情况并不少见，汪曾祺就多次对作品进行改写，主要为《庙与僧》《戴车匠》《职业》《异秉》。其中尤属《异秉》的改写最为耐人寻味，与其说是改写，不如说是重写。
前《异秉》和后《异秉》显示较大的差异，无论是人物的构成、情节的演进以及小说的主旨都有所差异，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一时期的汪曾祺对其40年代创作的一种否定，而我们不妨把二者都看作是作家对于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纵观4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文论创作，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传统的重要性，并以西方小说为参照，不断地专注于小说创作技巧的打磨，该时期的汪氏小说技巧纯熟，行文流畅一如前《异秉》所呈现的风貌。后《异秉》为什么让汪曾祺念兹在兹，并最终提笔重写，笔者以为除了有作家的某种情结影响，更关键的是后《异秉》是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思想的一次特殊展示，但它却不是一种全景式的反映，而是对作者同类题材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