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周总理就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极左情绪、极左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对极左思潮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并且结合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地纠正“文革”造成的错误。批判极左的行动，开始时毛主席是同意的。因为林彪事件的爆发，毕竟让他有所警醒。但随着批判极左的深入，势必要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允许的。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更是极力反对。因为林、江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只是各自目的不同而已。这些靠“文革”发家的野心家，对总理早就怀恨在心，不断寻找机会向总理发难。特别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上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江青一伙的势力得到加强，开始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疯狂反扑。
　　正当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认为批极左不仅符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王若水写这封信是勇敢正义之举，但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毛主席认为：王若水那封信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这使一直坚持抵制、批判极左的周总理纠正“文革”错误的努力出现了转折和反弹。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大张旗鼓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不可能的了。周总理只好把批极左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并把声音放低。
　　从此开始，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厄运一个接一个而来，特别是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3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鼓了气、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我这里只讲第一次周总理挨批评时发生的一件事：1973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对此，外交部写的《新情况》第153期简报提出：这是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周总理同意这种看法。但毛主席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此，他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交，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要跟线不跟人。”“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这些话，毛主席没有和总理直接谈，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我当时看了周总理的会议记录，头都觉得膨胀了，简直有些发蒙，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厄运等着总理。
　　这期间，我们很注意观察总理的心情。我没有看出总理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主席的批评在会上做了传达，主动承担责任，并做了检讨。
　　回过头来，说王若水的那封信。当时总理看过信和其他有关资料，批示给政治局传阅后，就把材料和信交给了我。我把它们和毛主席批过的其他文件一起装在专门的文件夹里，放在了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个单人床是为总理临时休息准备的，我到西花厅时，总理已没有时间休息了，床上放满了文件。这个位置既明显又独立，不易同其他文件混杂，找起来方便。
　　就在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时候，总理让我把王若水的那封信重新拿出来，他要看。
　　我记得那天，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样片刚刚放映，中直机关组织各单位包括各领导处的工作人员观看。那天总理休息得晚，我估计他起床要到下午五点以后，我便和钱嘉东商量了一下，我先去看电影，他晚上再看。
　　下午，天空阴沉沉的，非常闷热，看来要下雨了。电影下午两点开始，一点半的时候，我骑车往中直俱乐部奔去。开演后，约摸过了10分钟，忽然听到广播：“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真巧，电影放着，对话、音乐响着，我竟听到了广播。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听到的是隆隆的雷声，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了招手。我上了车，车直奔中南海西北门而去。雨很大，视线很差，我问王炳文：“这么急，什么事啊？”
　　他说：“总理找你。”
　　车到西花厅，看到钱嘉东，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巧了，你刚走一会儿，总理就起床了。找你，没说什么事。”
　　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没问我干什么去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和平时相比，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也不知道总理这个时候叫我回来找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便顺手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登载那封信的（《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和有关材料拿了出来，递到总理的手里。
　　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那几份材料散落在地上，我赶紧把它们一份一份捡起来，按顺序整理好，放在总理办公桌的左边，然后，悄悄地退了出来，轻轻关上门，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可静下心来一想，我反倒有了几分高兴：总理平时忍了太多苦太多气了，这次能这样“发泄”一下，心里也觉得酣畅痛快。我总觉得总理应该这样，有什么气、什么委屈，在家里、在我们面前发出来。特别是在他已经重病在身的时候，发出来比闷在心里好。
　　这次，总理让我把半年前的文件找出来，肯定又是“四人帮”旧事重提，对总理批判极左怀恨在心，利用毛主席不同意外交部那期简报的观点，并让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总理进行“批评帮助”的机会，进行报复。
　　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次。可见，他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终于这样发泄出了一点。但我感到，就在那一刹那、那一瞬间，他也仍在尽量控制着自己，仍在忍着。
　　总理的“忍”，不是软弱，而是他的党性修养，大局意识。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责任，使他在一般人难以忍耐的情况下，仍然咬牙忍着，不然，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没有这个“忍”字，那个“忍辱负重”的“重”，他怎能担负得起啊！
　　过了一会儿，我找了个理由又走进他的办公室。老人家已经平静下来。他像往常一样，看了看我，我递上了一份要批的文件……
　　说来也巧，这时正是雨过天晴：苍穹如洗，一片瓦蓝；满院葱绿，松柏盎然……
　　（摘自纪东：《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