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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卓越的现实分析大师，詹姆斯·C.斯科特在深入底层的实证探索中，萃取出“生存伦理”这一概念，用以在其经典政治社会学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东南亚农民别致的精神图景。书中，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东南亚农民们自发式的传统正义观，冲击着我们经由逻辑思辨而来的现代社会福利观，将我们从恣意评判蛮昧与文明的制高点上赶下来，去俯身体会真实世界中那具体而刻骨的生存逻辑。斯科特理论与实证相得益彰的精彩论述，也启发我们循着他绝世独立的思考轨迹，尝试品味我们自己所在的生存图景。
一、让人眷恋的传统社会：浪漫的还是理性的？在书中，似乎东南亚的反叛者都试图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化和商品化的世界里追求封闭的、自治的农民乌托邦。在他们所眷恋的传统社会里，有着“互惠模式、强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利他主义式的社会安排。而在“齐脖深的河水中”，除了经过千锤百炼能够保证生存安全的农业种植技术外，这种社会安排抑或说道德安排，也是保证农民生存上“安全第一”的重要维度。
但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社会中看似“同舟共济”的安排是一种浪漫的、理想的安排，或许这只是一种在低下生产力和贫瘠资源条件下长期博弈的理性结果。作者在书中提到“……被抛弃的穷人很可能成为富裕村民的真正和现实的威胁”（英文版，7页）；“……它们（传统的社会安排）也并不必然的是利他主义的结果。在地多人少的地方，生存保险实际上是留住劳动力的唯一办法；在社会精英和国家所控制的强制手段十分有限的地方，对下层人员的需要表示出某种尊重是聪明的办法”（英文版，128页）。这说明东南亚国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奉行的“安全第一”的社会安排原则，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并且是更高明的全局理性的考虑。
这种逻辑和现代福利经济学所尊崇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福利经济学虽然被誉为“规范经济学”，力图和以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为逻辑起点的“实证经济学”相区别，并旨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李珍：《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67页）。但它仍旧没有跳出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即以“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论证路线。福利经济学认为，贫困会对非贫困构成成本，只要有这种成本存在，就有理由为减少贫困承担一些代价，来将富人的资源适当地传递给穷人（Posner， Richard A.，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eigh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2010. p.470）以保持平衡、“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甚至黑格尔也对商品交换中所体现出的“利他主义”有深入思考。他认为在商品交换中，人必须通过他人满足自己，以他人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中介，在商品交换中个人利己的“自在普遍性”得到了实现，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为他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实现了统一，黑格尔把它概括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宋承宪：《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360页）。可见传统社会中共同体式的、温情的、互助互济的社会安排，所遵循的不外乎是冷冰冰的理性逻辑。在“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的频繁威胁下，共生共荣的逻辑可能更有利于一个群落的延续。
二、理性逻辑下的精神图景：冰冷的还是温情的？但是看多了经济学视角的解释，会让人产生面对理论黑洞的茫然和乏味。似乎人类任何的行动、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可以用“以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来解释、来套用、来吞没和湮灭。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策略最终只会沦为人类的一种心智游戏，不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启示。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反复论证的，这个世界不单单是用经济逻辑就可以解释的，经济场域中的惯习如果脱嵌并蔓延，会刺激整个社会应激式的动荡（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Press， 2001，p.347）。斯科特比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发掘了东南亚传统农业社会中更广阔和深入的运行及变迁逻辑，即此地农民独特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
在共同体内分担风险，不仅仅有利于保持群落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验也提供了培育农民习俗和道德的“温床”，农民们正是用这些习俗和道德标准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这些标准和判断的实质是朴素的平等观念，强调保障最低限量的土地（资源）对于实现基本的社会任务的公正性和必要性。这些标准通常具有某种制裁力；而且，农民的道德良心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的道德良心，也是这些标准所强调的重点。”（英文版，8页）
可见，根植于东南亚传统社会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中的，不仅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策略，更是他们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公正信仰。正是这种精神领域的别致图景，决定了他们并非会因为极度贫困而反叛，但却会为整体福利增加但波动风险更大的制度安排而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
由此我们可以对比，书中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理性主导的社会运行逻辑，而东南亚传统社会中共生共荣的社会安排无疑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根植于两种冰冷理性之上的精神领域的图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强调“过程公平”，将人们暴露在众多的机会中自由选择、充分流动，但个人风险的增加却将人们的精神引向压抑与恐惧。而后者所保证的“结果公平”和“生存庇护”，则给了人们一种小国寡民式的怡然自得。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物质领域极度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仍会怀有对过去，哪怕是对“臆想的过去”的不舍和眷恋。可见，从精神层面的角度讲，传统社会或许真的是温情和浪漫的。
三、中国人的怀旧情结：冷色调的当下还是暖色调的往昔？斯科特对“东南亚反叛与生存”的研究是精致入微的，他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生活、关注社会底层的道德诉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的论调——“市场和开放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游戏’中产生的胜者强化了对败者的压迫与盘剥”（英文版，322页）——似乎在世界的很多角落都能找到共鸣，包括在中国。那么中国民众对传统社会（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暧昧态度，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些许抵触，也值得用我们自己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们自己独特的“道义经济学”来解释。
一、让人眷恋的传统社会：浪漫的还是理性的？在书中，似乎东南亚的反叛者都试图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化和商品化的世界里追求封闭的、自治的农民乌托邦。在他们所眷恋的传统社会里，有着“互惠模式、强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利他主义式的社会安排。而在“齐脖深的河水中”，除了经过千锤百炼能够保证生存安全的农业种植技术外，这种社会安排抑或说道德安排，也是保证农民生存上“安全第一”的重要维度。
但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社会中看似“同舟共济”的安排是一种浪漫的、理想的安排，或许这只是一种在低下生产力和贫瘠资源条件下长期博弈的理性结果。作者在书中提到“……被抛弃的穷人很可能成为富裕村民的真正和现实的威胁”（英文版，7页）；“……它们（传统的社会安排）也并不必然的是利他主义的结果。在地多人少的地方，生存保险实际上是留住劳动力的唯一办法；在社会精英和国家所控制的强制手段十分有限的地方，对下层人员的需要表示出某种尊重是聪明的办法”（英文版，128页）。这说明东南亚国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奉行的“安全第一”的社会安排原则，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并且是更高明的全局理性的考虑。
这种逻辑和现代福利经济学所尊崇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福利经济学虽然被誉为“规范经济学”，力图和以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为逻辑起点的“实证经济学”相区别，并旨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李珍：《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67页）。但它仍旧没有跳出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即以“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论证路线。福利经济学认为，贫困会对非贫困构成成本，只要有这种成本存在，就有理由为减少贫困承担一些代价，来将富人的资源适当地传递给穷人（Posner， Richard A.，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eigh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2010. p.470）以保持平衡、“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甚至黑格尔也对商品交换中所体现出的“利他主义”有深入思考。他认为在商品交换中，人必须通过他人满足自己，以他人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中介，在商品交换中个人利己的“自在普遍性”得到了实现，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为他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实现了统一，黑格尔把它概括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宋承宪：《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360页）。可见传统社会中共同体式的、温情的、互助互济的社会安排，所遵循的不外乎是冷冰冰的理性逻辑。在“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的频繁威胁下，共生共荣的逻辑可能更有利于一个群落的延续。
二、理性逻辑下的精神图景：冰冷的还是温情的？但是看多了经济学视角的解释，会让人产生面对理论黑洞的茫然和乏味。似乎人类任何的行动、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可以用“以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来解释、来套用、来吞没和湮灭。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策略最终只会沦为人类的一种心智游戏，不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启示。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反复论证的，这个世界不单单是用经济逻辑就可以解释的，经济场域中的惯习如果脱嵌并蔓延，会刺激整个社会应激式的动荡（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Press， 2001，p.347）。斯科特比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发掘了东南亚传统农业社会中更广阔和深入的运行及变迁逻辑，即此地农民独特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
在共同体内分担风险，不仅仅有利于保持群落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验也提供了培育农民习俗和道德的“温床”，农民们正是用这些习俗和道德标准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这些标准和判断的实质是朴素的平等观念，强调保障最低限量的土地（资源）对于实现基本的社会任务的公正性和必要性。这些标准通常具有某种制裁力；而且，农民的道德良心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的道德良心，也是这些标准所强调的重点。”（英文版，8页）
可见，根植于东南亚传统社会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中的，不仅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策略，更是他们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公正信仰。正是这种精神领域的别致图景，决定了他们并非会因为极度贫困而反叛，但却会为整体福利增加但波动风险更大的制度安排而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
由此我们可以对比，书中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理性主导的社会运行逻辑，而东南亚传统社会中共生共荣的社会安排无疑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根植于两种冰冷理性之上的精神领域的图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强调“过程公平”，将人们暴露在众多的机会中自由选择、充分流动，但个人风险的增加却将人们的精神引向压抑与恐惧。而后者所保证的“结果公平”和“生存庇护”，则给了人们一种小国寡民式的怡然自得。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物质领域极度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仍会怀有对过去，哪怕是对“臆想的过去”的不舍和眷恋。可见，从精神层面的角度讲，传统社会或许真的是温情和浪漫的。
三、中国人的怀旧情结：冷色调的当下还是暖色调的往昔？斯科特对“东南亚反叛与生存”的研究是精致入微的，他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生活、关注社会底层的道德诉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的论调——“市场和开放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游戏’中产生的胜者强化了对败者的压迫与盘剥”（英文版，322页）——似乎在世界的很多角落都能找到共鸣，包括在中国。那么中国民众对传统社会（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暧昧态度，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些许抵触，也值得用我们自己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们自己独特的“道义经济学”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