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张爱玲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丝毫不吝啬表现自己对于服饰的喜爱，这种喜爱是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更是个人情感的集中表现。在张爱玲的笔下，服饰的价值远远比人物的外貌、性格更加重要：其尽力描写人物心情变化时、情感遭受波折时服饰的变化特点，借由“外在”的改变来渲染相关形象。对于张爱玲来说，服饰中包含着的艺术、色彩与工艺之美吸引着她，也使得故事中的人物重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感性与狂热并存的表达方式，正是张爱玲创作的深层写照。
　　一、“服饰”意蕴在传统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表现
　　“人靠衣裳马靠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当客观生活与文学创作活动相互碰撞，以“服饰”为表达载体的文学方向开始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扎根，当观者与创作者都厌倦了“描写外貌”“描写语言”的创作模式，围绕“服饰”演化而来的表述手法开始受到文学创作者的青睐：借由对色彩、工艺等细节的描述，服饰能够很好地展现相关人物当前的生活态度，从而使得读者正确认识其情感，为后续的文学表达活动铺路。但对张爱玲作品及传统文学创作活动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受到女性文学“感性柔婉”的创作特点的影响，“服饰”这一元素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并不受重视，对于服饰描写的研究较少，作者笔下的“女性意识”使其创作开始向着带有情感色彩的载体移动。如文学作品中的月亮、镜子等意象，这些属于表达、展示创作欲望的主要素材，服饰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受重视”的表达材料。
　　近年来，研究学者开始“剑走偏锋”，研究服饰艺术在张爱玲作品当中的应用，借由服饰与生活之间的理性关系，重新梳理张爱玲的表达思路。以张爱玲的经典散文《更衣记》为例，现代文学研究活动从张爱玲所处的社会年代与个人的穿衣风格入手，对创作者的感性情感进行理解剖析，让创作者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感受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这可以视为“服饰意蕴”在张爱玲作品中的早期萌芽。随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面貌的不断变化，服饰被加入了新的内涵与品位：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服饰已然成为表现人物性格、悲剧命运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张爱玲作品中，以服饰为核心表述对象的文学素材较为常见，《传奇》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张爱玲《传奇》作品中的服饰意蕴分析
　　（一）服饰与人物情感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围绕“服饰意蕴”这一话题审视张爱玲作品的过程中，学者们强调的是人物性格、故事中人物遭遇与作者的创作情感之间的必然联系。学者们的研究目的限制了张爱玲作品的文化价值，使得读者只能看见人物、性格与作品三者之间的联系，而无法对文化作品的价值进行深入探究。张爱玲的《传奇》一书，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描写故事，在体现作者细腻深沉的创作情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故事人物不一样的性格特征。对于《传奇》来说，服饰与人物命运互为表里，二者借由作者的情感实现了有机共鸣。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子平先生早在2000年便开始了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在巅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其发表了《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一文，从范柳原、姜长安、郑传娥入手，来看待中国男人对于女人的爱，并将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慕依靠文字表现出来，这是张爱玲作品中服饰意蕴的第一功能：表现男女之间的热烈爱情。但对于《传奇》一书来说，这一表现手法只是张爱玲复杂情思中的冰山一角，作者将自己的目光放在旧上海的大环境之下，以时代、人性为创作背景，将所有的创作方向凝聚在旧上海的男女之情、世俗生活之中，展现了人性的脆弱与暗淡。作为全能的“才女”，张爱玲本人也十分喜欢服装设计，在走上文坛之路后，其开始将这种对服装的情感延伸到作品当中，从而创作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写《封锁》，吴翠远穿着一身白洋纱旗袍，将中国的样式与西洋的布料结合起来，证明她即将走向一条全新的、混乱的道路。写《花凋》，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又不愿意披上布褂子，便索性用棉袍夹袍来保暖、遮羞，在服饰的变化中，记录的是主角命运的变化，更是人生经历的转折。
　　（二）服饰与人物性格之间的理性关系
　　自身喜爱服饰，也愿意创作服饰，这种情感、理念上的双重认同使得作者开始重新描绘芸芸众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服饰不再是保暖遮羞、勾勒人物形象的材料，更是见证作者与人物情感变化的有力载体。《左传》中最早点明了服饰与衣物之间的理性关系，其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张爱玲将这一观点承继下来，在《传奇》中，依靠服饰意蕴来勾勒人物的命运与性格，使得读者能够对“故事的未来走向”形成一个初步的把握。
　　借助“服饰”，张爱玲让读者在角落中窥伺上海的“旧世界”，然后对社会风俗、人物命运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在自我的角度上回答“是人物影响了社会，还是社会影响了人物”的核心难题。在《传奇》中，作者并不愿意用单调的颜色来描绘服饰，而是借助多元化的色彩勾勒服饰与人生，让读者在文字中看见人物不一样的性格与命运。以《传奇》中出现的“红”为例，作为张爱玲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其以大红、粉红、橙红、朱砂红等定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让读者先认识衣物，再认识人物。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用同样的文字来描写出场的萨黑荑妮公主：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上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一直开到腰际。这样的穿着，即使是在旧上海也是极为少见的，张爱玲将描写的笔锋放在那深挖的“V”上，来展现人物的形态与自信。相较于语言，这样的表达手法给了读者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而在《封锁》中，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董培芝只能穿“灰布长衫”，象征着他的自爱、艰苦与守旧。冷色调代表保守，暖色调代表希望，在让人物“穿衣服”的过程中，张爱玲也在赋予人物新的情感。
　　（三）服饰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
　　分析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其在勾勒人物时，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强调人物服饰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服饰鲜艳而潮流，则人物非富即贵，必然有好事降临;服饰单一守旧，则人物身上凝聚着所有不幸与痛苦的缩影。张爱玲擅长在文字中表现情感，将人物的性格借由“败落的颜色”表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落寞与悲哀。类似的表述在我国的文学表达活动中同样较为常见，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进贾府”，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鲜艳且新奇的，正如张爱玲笔下的热情与幸运，而隨着家道败落，一层异样的“灰”逐渐覆盖在整个故事当中，使得幸运的角色开始向着不幸的方向滑落，张爱玲作品中也有这样的表现手法：赋予人物鲜艳的服饰与美好的命运，随后将眼前的一切全部撕碎，让人物在黑暗中、绝望中不断坠落下去，那些衣服依旧鲜艳，却埋葬了人物的一生。服饰，这一元素不仅是装点故事主角的材料，更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 　　在张爱玲经典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用文字描述了薇龙从清纯女大学生自愿沦落为妓女的残酷现实：第一次进入盖着琉璃瓦的“白房子”，薇龙便震惊于眼前的气派与端庄，当自己的学生服与“小姐们”的鲜艳服饰形成对比，薇龙的内心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情感依旧端正，“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他们不以礼相待”，但在打开了皮箱之后，名为“羡慕”的东西在她的脑海里扎了根，“打开壁橱一看，里面挂满了衣服”“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着穿，竟然都合身”“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服饰，在未经世事的女孩眼中成了恶魔的馈赠，终于将她“回到香港上大学”的梦想碾碎，推着她走进了物质世界的第一步。“这跟长三堂子力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在脱下晚餐服的一刻，薇龙的心便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句话，一段文字，已经在隐性环境下说明了薇龙堕落的必然原因。
　　（四）服饰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
　　“扎根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是张爱玲作品的重要特点。纵观其所创作的《传奇》，其并不吝啬利用服饰意蕴来表现悲哀的现实，在黑色与黄色的天空之间照耀名为希望的光。在小说《鸿鸾喜》中，作者借助鲜红的颜色与艳丽的服饰描写婚姻的“美好”。鞭炮、红灯笼、大红轿子，这一切让围观的乡民们忍不住发出赞美。但在这鲜艳的“颜色”之下，是借由服饰表现出来的空虚与绝望：在结婚时，玉清是“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将未来的婚姻禁锢在了坟墓之中，而那个被迫迎娶玉清的男人则成了“云霞里慢慢飞着的燕的黑影”，黑礼服与红嫁衣相互映衬，带给读者一种压抑的阅读氛围。在《鸿鸾喜》中，玉清与男主人公之间并没有爱，但在家长、家族的胁迫之下，两个人却为了“父母之命”被迫走进了洞房。伴随婚姻而来的是巨大的空虚，玉清决绝地将陪嫁的5万元花在自己的身上：买软缎绣花的睡衣，买相配的绣花浴衣，买织锦的丝绵浴衣。如果放在现实當中，这只能是一种女性的“任性”。但在《鸿鸾喜》当中，婚姻盖棺论定之后，便只有家族之间的贸易，嫁给了自己不爱也不爱自己的男人，这种空虚根本无法用服饰来填补，服饰越丰富，内心的空洞越惊人。
　　三、结语
　　张爱玲的《传奇》利用人物的服饰特征来勾勒相关人物形象，但在“服饰”之下，又包含着命运、性格、人生等永恒的话题，使得读者不得不重新理解服饰的真正含义。对于张爱玲来说，服饰是一种载体、一种情感，更是人物命运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