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儿童画研究先驱吕凯以透视法绘画为标准衡量儿童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画与透视法绘画之间的差异阐释成拓扑几何与欧式几何之间的对立,他们都消极地看待儿童画。通过对吕凯和皮亚杰理论的批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表达问题与存在论问题两个层面上肯定了儿童画的价值。同时,塞尚的绘画构成了梅洛-庞蒂肯定儿童画价值的另一参照:儿童与塞尚共同实践着原初的绘画表达,揭示着大写的存在的意义深度。
【基金项目】
:
国家留学基金委(CSC)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梅洛-庞蒂哲学中的透视法问题:从线性透视法到视角之系统”(202006010106)的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儿童画研究先驱吕凯以透视法绘画为标准衡量儿童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画与透视法绘画之间的差异阐释成拓扑几何与欧式几何之间的对立,他们都消极地看待儿童画。通过对吕凯和皮亚杰理论的批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表达问题与存在论问题两个层面上肯定了儿童画的价值。同时,塞尚的绘画构成了梅洛-庞蒂肯定儿童画价值的另一参照:儿童与塞尚共同实践着原初的绘画表达,揭示着大写的存在的意义深度。
其他文献
随着西方哲学的“身体转向”以及当代视觉传播媒介的兴起,对身体的视觉呈现成为流行文化的中心.科幻电影是大众的欲望投射和身份认同最为集中和活跃的领域,因此,它对技术的价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文学具有审美、人文、智慧三方面的美育价值.为实现文学美育的价值,根据文学自身的特点,文学美育可以从文学语言、文学形象与文学结构形
2021年5月14日至16日,“新时代·新问题·新经验”——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美育学论坛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由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与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联合主办,
2021年4月23日至26日,“传统和谐文化与当代中国美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贵州茅台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茅台学院和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茅台学院相关院系部门的教职工参会。研讨会由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主持,茅台学院校长封孝伦教授致开幕辞.封孝伦教授、姚文放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余东升教授、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广西师范大学丁来先教授、广西民族大学袁鼎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周均平教授、山东理工大学韩徳信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李庆本教授、山东
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于1958—1960年创作了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少有的插图性作品《地狱》(Inferno)组画。通过溶剂移画(solvent-transfer drawing)的方式,劳申伯格在这34幅作品中以大众媒介的图像为要素,在重绘但丁诗篇的同时,视觉性地重整了美国社会的世俗景观。对劳申伯格《地狱》组画的核心作品的分析围绕以下层面展开:劳申伯格对但丁《地狱》篇的视觉在地性的转换、转印画为这种转换所提供的媒介基础、《地狱》系列的两种阐释路径之争,最后回到“平台式画面”概念,考察劳申伯格与后现
美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一门兼属教育学和艺术学的交叉性学科,所建构的教学形式也将是复合型模式。叙事图像作为一种教学媒体存在于多个领域,如图画书等。就功能而言,叙事图像一直被专业美术领域低估,却在教育学领域中具有感化、育人的意义。故从美术学和教育学两大视角聚焦于美育,可探讨跨界于幼儿美育学学科交叉部存在的矛盾及其积极意义。
“征圣”即以圣人为范式,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乃至遵循天道,皆可以圣人之言行为标准。“征圣”思想渊源甚久,先秦诸子援引上古圣王即是滥觞,汉人尊崇儒学,以孔孟为圣,将“六经”视为治国理政之参照。西汉后期,儒家经学融入谶纬或神学而流弊纷呈,扬雄《法言》屡倡“征圣”,以圣人为津梁窥探天道所在,并进而沟通天道与圣人之间的天人互通性。扬雄此举既有拯当时经学流弊之功,又影响后世颇多,诸如刘勰“原道征圣宗经”,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以及历代对儒家道统谱系的建构等,皆有扬雄思想的痕迹。
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民族古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也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记录。民族古籍工作过去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又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未来将再创挥煌,迎来更大的成就。
《玻璃城》是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经典玄学侦探小说。现有研究认为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物件只是作为衬托人物的叙事背景或故事线索,被动且沉默。然而,这种认知不足以解开围绕着物件的种种谜团,也没有看到物件对人物和情节的影响。因此,以思辨哲学论的“面向物的本体论”为理论基础,从“物”的主体性、对语言符号表征的逃离以及无限引退性三方面,可以分析纽约城、破损之物以及红色笔记本这些物件作为本体之“物”的力量。《玻璃城》中的“物”不只是叙事背景,更是具有施事能力的行动者。它们或是人物认知之外的陌生之“物”,或展现了“物
满文篆字仿照汉文篆字创制,是满汉文化深度交流交融的产物。清代官印普遍兼用满、汉和蒙古等文字,在以往各朝极其罕见。清代官印中,以完整32体满文篆字的官刻图书仅有《御制盛京赋》,该书对满文篆字及用满文篆字镌刻的官印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