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末，我客座任教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课堂上，邀来了两位特殊的对话者：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和北京顺义沙子营村的农妇邵玉珍。吴文光虽然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但“80后”的大学生们对他却并无深刻的印象；而标准北方农村妇女形象、带来一纸箱炒花生的邵玉珍大妈，更是和年轻靓丽的北大学生们(选这门课的女生居多)反差强烈。
　　《我的村子2006》放映结束之后，始终手握着一部小DV的邵玉珍来到讲台上，讲述她一年多的拍摄经历。令我略有些吃惊的是，学生和邵玉珍之间的互动相当热烈，他们争相求证这位农村妇女的创作取舍、拍摄心态，以及她和乡亲邻居因为纪录片摄制而建立的新关系。对于这些刚刚接触纪录片不久的青年人来说，邵玉珍的作品或许不具备职业参考价值，但它全然不加修饰的乡土气息却质朴感人，从另一种角度证实了纪录片鲜活的生命力。
　　在近年来各地漫游和创作的个人经历中，我总会在偏远的乡村，偶遇几个对纪录片拍摄情有独钟的当地村民。由于他们正是村庄的一分子，能够自然融会于当地的生活环境之中，并与村落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这些乡村影像创作者的镜头，总能够捕捉更为真实而生动的日常景象，甚至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村庄或家庭私密。
　　“村民影像计划”在开创之初，据说还有“自治”两个字作为定语，正好符合它与欧洲基金会合作的出身血统。在北大的课堂以及其他的放映活动中，也总会有人质询几位农民作者，为什么不用更大的力度去拍摄村民选举，或者其他与乡村政治有关的“硬核题目”。“村民自治”的理念当然政治正确，透着民主精神的高贵情怀，但在当代中国，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用DV为政治改革探路，确乎不是一个合乎理性与人情的要求。拿起DV开始影像拍摄的村民，并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持之以恒的创作本身已经足够令我们肃然起敬，并为自己的麻木、惰性感到羞愧。
　　除了邵玉珍的影片之外，我还观摩了陕西农民张焕财的同名作品《我的村庄2006》。较之京郊顺义更为浓郁的陕北民风在视听感受上更为强悍。不时在镜头前出出入入、插科打诨的张焕财，也更像我在西部乡村结识的朋友，充满激情和活力，有着不安于庸碌人生的“非分梦想”。张焕财梦想着写小说，拍一部世界有名的纪录片，他无法与村里以赌钱为乐的乡党一道在骰子的滚动中寻欢作乐。这时，一部DV摄像机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边界的彼岸梦想，更是将这种梦想亲手实现的可靠工具。他曾在一篇访谈中自嘲是一只不愿努力刨食的“瘦鸡”，却有着“肥鸡”们不愿去理解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瘦鸡”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他从100多盘DV带中剪辑出的纪录片作品，感受着他的村庄和家人一年往复的光阴故事。
　　“村民影像计划”在吴文光等人的培育之下，想必会像张焕财、邵玉珍们精心侍弄的庄稼一样茁壮成长。我所期待那些来自乡村农人的新作品，并不非要合乎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胃口。它们就像一条流过乡村的光影之河，要让村里的叔伯妯娌们见到自家人的音容和身影，让娃娃们的笑脸永远拥挤在镜头前，让老人吧嗒着旱烟杆絮叨着把该说的话讲完。纪录片的使命其实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