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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政府机构不要急于做这个宣誓，那个示范，而是要在对公民服务的态度、手段和细节上下真功夫，革除各种不良的特权和贪腐行为，确保公务人员的公共道德水准，从而构建良好的政府品牌形象。
[案例]
2006年5月10日，江苏省从今年起至2010年为期5年的全省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明则带领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员在南京新街口东方商城门前广场宣誓，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
2006年5月15日，北京市8个民间环保组织和京城112个车友会近20万车友，共同启动了一项环保公益活动，“为首都多一个蓝天，每月少开一天车”。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和数位环保局官员当场表示支持和响应。杜副局长还作出承诺：“我家离机关6公里，但明天我要起个早、走路上班”。第二天早上，杜少中步行70多分钟上班。
[分析]
公共治理的示范方式
以上两则新闻都引起了媒体的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数是对这种行为的批评。对前者，媒体批评主要是针对宣誓行为本身，指出宣誓行为是一种表面的作秀，当下它几乎被泛化和滥用，失去了宣誓行为本来应有的价值。对后者，媒体的批评集中在步行上班上，与对宣誓行为的批评一样，批评者指出后者也是官员的作秀，它并不一定能像官员们所想象的那样，发挥显著的、持久的示范效应。
从以上两个行为所受到的批评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二者都属于“官员示范”性质的行为。不管是公安局长也好，环保局副局长也罢，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希望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来给公众做一个行为示范，以此来推动全社会对某个社会问题的重视，引导社会公众形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
如果我们抛开情绪化的批评，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两个行为的话，那么结论是：t它们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意图，并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社会导向。示范行为是政府官员利用其特殊身份在特殊的社会问题上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从而对社会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它能够利用象征性的行动来替代将公民作为监控对象的机械化的、高成本的政府命令或法律规定等方式，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官员示范方式在我国的公共治理中早就是一种政府展示自己形象与政策倾向的惯行方式。不仅如此，从世界范围看这种行为也是非常普遍的方式。据报载，美国纽约市长彭博带头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去年美国地铁大罢工，彭博不得不和其他市民一样步行上下班。菲律宾前首相拉莫斯带头献血，每年都到血站献血1到2次。在日本，官员带头献血成为一项义务。这些案例都说明政府官员示范行为是一种全球流行的公共治理方式。
官员示范的失效
当今社会，人们见惯了商人作秀、艺人作秀，并且大都可以接受，但是唯独对于政府官员的某些示范行为（即所谓的官员作秀）显出特别强烈的反感。官员示范行为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什么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官员示范总是被毫不客气地称为作秀，并引起人们的过渡敏感、甚至反感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人们认定公安厅长宣示不闯红灯不过是公安厅长的作秀，环保局副局长步行上班也不过是环保副局长的作秀，人们对此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尖锐的批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宣泄着对这种现象的不满、反感和气愤。然而，如果我们理性地分析这两种行为以及社会公众对此的态度却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远远超出事实本身的涵义和更加深刻的道理。透过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公共事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亟待改正的弊病。
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和官员示范行为发生的背景有关系，所谓背景是指官员的日常形象，也就是指示范官员在平日中留给公众的印象。而影响示范行为效果的正是当下一些政府官员存在严重问题的日常形象，这一日常形象在公民头脑中的印象和官员示范行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正面的示范行动在背景的反衬下失去积极的示范价值，不仅如此，反而突出了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与其说人们批评的是单纯的示范行为，还不如说公民们特别在意的是示范行为与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官员形象之间的反差。鲜明的反差让人们感觉官员示范行为的虚假性和表面化，即所谓的作秀，因而由日常的不信任转变为强烈的反感。
公众不信任情绪的泛滥
那么，当下政府官员形象给公众对官员的认识提供了什么背景呢？或者说，公众对部分官员的日常印象是什么样的呢？这种印象和官员示范之间的反差表现是什么呢？
首先，官员特权背景和官员示范产生反差。正如有人批评，公安厅长宣誓不闯红灯让人首先想到的是许多警车或者挂了警察牌照的车视红灯为无物，到处横冲直撞，带头破坏红灯规则。一边是厅长宣誓，另一边是警车照样不管红灯，到处乱跑。鲜明的对比让人们感到所谓宣誓不过是表面文章，其信誓旦旦的程度越高，让人们反感的程度反而越大。一部分履行公共职责的公务人员将公众所赋予的权力特权化，当成自己的私权使用，造成一种负面的社会形象。它所带来的对公共职权的正当性和价值性的伤害程度岂止是一两个宣誓就能够弥补的呢？相反，这种宣誓反而加深了人们对特权行为的憎恶和批评。
其次，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也和官员示范行为产生反差。经常还有一些官员做出一些公开行动，例如宣誓永不贪污，公开表决心，公开展示自己的清廉等，希望号召全社会共同来治理贪腐顽症。然而，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在台前喊叫廉政和节约最响的人却或者因为贪污腐化问题而锒铛入狱，或者因为浪费国家财产而受到批评。这就形成一个辛辣的讽刺。与环保局副局长宣布步行上班形成对比的是公车泛滥，每年要消耗掉国家财政4000多亿元。人们在听到这种并非虚假的宣示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大量浪费的国家财产，想起本来可以解决许多失学儿童和病穷农民燃眉之急的公共资产，因此很难不对这种宣示产生不信任、甚至反感。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群体，看到一个真正踏踏实实地为公众提供优良服务的公务人员群体。
在许多地方公务人员存在严重的追求特权和贪污浪费的政治现象之下，社会公众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不相信这样的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在浓厚的特权和贪腐文化染缸中能够展现出真正以公众的福利为依归的无私行动。在不信任情绪泛滥的社会前提下，官员良好愿望的示范行为很难取得人们的信任并获得应有的效果。
[启示]
重塑官员公共形象
官员示范行为的失效实际上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揭示了出来，即到底谁有资格来给公众做示范，谁的示范能够发挥理想的号召作用。能够消除上文所述的各种反差，让官员通过象征性的示范行为来便捷和规范性地引导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恰恰是使得示范的公共形象和示范行为有机合一。也就是说，要让有良好形象的团队和个人来扮演公共示范的角色，才能真正发挥示范行为的社会效应。而这也就关系到了示范者的资格和条件问题。在没有合法、合理的资格身份和恰当的条件下，任何示范都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与其经常做出不恰当的示范还不如“退而结网”，在完善和建立美好的公共形象上下功夫，针对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群体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管治，革除各种不良的特权和贪腐行为，确保公务人员的公共道德水准，美化公共机构的社会形象，这样才有理由开始示范工作。
政府和官员的公共形象直接关系到公民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程度，良好的公共形象将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民认同和政治支持，因此，某个特殊的示范行为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社会效果。所以，当前的政府机构不要急于做这个宣誓，那个示范，而是要在对公民服务的态度、手段和细节上下真功夫，让更多的公民得到切实可靠的优质服务，从而在公民的大脑中构建良好的政府品牌形象。政府的品牌形象一旦建立，将会得到持续的越来越多的公民的认同和喜爱，进而形成真实的信任感。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是政府治理行动产生效能的关键，如果有了高程度的信任，某个官员的示范行为就可以起到大范围的社会效用。
[案例]
2006年5月10日，江苏省从今年起至2010年为期5年的全省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明则带领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员在南京新街口东方商城门前广场宣誓，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
2006年5月15日，北京市8个民间环保组织和京城112个车友会近20万车友，共同启动了一项环保公益活动，“为首都多一个蓝天，每月少开一天车”。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和数位环保局官员当场表示支持和响应。杜副局长还作出承诺：“我家离机关6公里，但明天我要起个早、走路上班”。第二天早上，杜少中步行70多分钟上班。
[分析]
公共治理的示范方式
以上两则新闻都引起了媒体的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数是对这种行为的批评。对前者，媒体批评主要是针对宣誓行为本身，指出宣誓行为是一种表面的作秀，当下它几乎被泛化和滥用，失去了宣誓行为本来应有的价值。对后者，媒体的批评集中在步行上班上，与对宣誓行为的批评一样，批评者指出后者也是官员的作秀，它并不一定能像官员们所想象的那样，发挥显著的、持久的示范效应。
从以上两个行为所受到的批评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二者都属于“官员示范”性质的行为。不管是公安局长也好，环保局副局长也罢，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希望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来给公众做一个行为示范，以此来推动全社会对某个社会问题的重视，引导社会公众形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
如果我们抛开情绪化的批评，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两个行为的话，那么结论是：t它们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意图，并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社会导向。示范行为是政府官员利用其特殊身份在特殊的社会问题上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从而对社会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它能够利用象征性的行动来替代将公民作为监控对象的机械化的、高成本的政府命令或法律规定等方式，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官员示范方式在我国的公共治理中早就是一种政府展示自己形象与政策倾向的惯行方式。不仅如此，从世界范围看这种行为也是非常普遍的方式。据报载，美国纽约市长彭博带头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去年美国地铁大罢工，彭博不得不和其他市民一样步行上下班。菲律宾前首相拉莫斯带头献血，每年都到血站献血1到2次。在日本，官员带头献血成为一项义务。这些案例都说明政府官员示范行为是一种全球流行的公共治理方式。
官员示范的失效
当今社会，人们见惯了商人作秀、艺人作秀，并且大都可以接受，但是唯独对于政府官员的某些示范行为（即所谓的官员作秀）显出特别强烈的反感。官员示范行为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什么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官员示范总是被毫不客气地称为作秀，并引起人们的过渡敏感、甚至反感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人们认定公安厅长宣示不闯红灯不过是公安厅长的作秀，环保局副局长步行上班也不过是环保副局长的作秀，人们对此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尖锐的批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宣泄着对这种现象的不满、反感和气愤。然而，如果我们理性地分析这两种行为以及社会公众对此的态度却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远远超出事实本身的涵义和更加深刻的道理。透过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公共事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亟待改正的弊病。
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和官员示范行为发生的背景有关系，所谓背景是指官员的日常形象，也就是指示范官员在平日中留给公众的印象。而影响示范行为效果的正是当下一些政府官员存在严重问题的日常形象，这一日常形象在公民头脑中的印象和官员示范行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正面的示范行动在背景的反衬下失去积极的示范价值，不仅如此，反而突出了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与其说人们批评的是单纯的示范行为，还不如说公民们特别在意的是示范行为与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官员形象之间的反差。鲜明的反差让人们感觉官员示范行为的虚假性和表面化，即所谓的作秀，因而由日常的不信任转变为强烈的反感。
公众不信任情绪的泛滥
那么，当下政府官员形象给公众对官员的认识提供了什么背景呢？或者说，公众对部分官员的日常印象是什么样的呢？这种印象和官员示范之间的反差表现是什么呢？
首先，官员特权背景和官员示范产生反差。正如有人批评，公安厅长宣誓不闯红灯让人首先想到的是许多警车或者挂了警察牌照的车视红灯为无物，到处横冲直撞，带头破坏红灯规则。一边是厅长宣誓，另一边是警车照样不管红灯，到处乱跑。鲜明的对比让人们感到所谓宣誓不过是表面文章，其信誓旦旦的程度越高，让人们反感的程度反而越大。一部分履行公共职责的公务人员将公众所赋予的权力特权化，当成自己的私权使用，造成一种负面的社会形象。它所带来的对公共职权的正当性和价值性的伤害程度岂止是一两个宣誓就能够弥补的呢？相反，这种宣誓反而加深了人们对特权行为的憎恶和批评。
其次，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也和官员示范行为产生反差。经常还有一些官员做出一些公开行动，例如宣誓永不贪污，公开表决心，公开展示自己的清廉等，希望号召全社会共同来治理贪腐顽症。然而，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在台前喊叫廉政和节约最响的人却或者因为贪污腐化问题而锒铛入狱，或者因为浪费国家财产而受到批评。这就形成一个辛辣的讽刺。与环保局副局长宣布步行上班形成对比的是公车泛滥，每年要消耗掉国家财政4000多亿元。人们在听到这种并非虚假的宣示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大量浪费的国家财产，想起本来可以解决许多失学儿童和病穷农民燃眉之急的公共资产，因此很难不对这种宣示产生不信任、甚至反感。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群体，看到一个真正踏踏实实地为公众提供优良服务的公务人员群体。
在许多地方公务人员存在严重的追求特权和贪污浪费的政治现象之下，社会公众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不相信这样的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在浓厚的特权和贪腐文化染缸中能够展现出真正以公众的福利为依归的无私行动。在不信任情绪泛滥的社会前提下，官员良好愿望的示范行为很难取得人们的信任并获得应有的效果。
[启示]
重塑官员公共形象
官员示范行为的失效实际上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揭示了出来，即到底谁有资格来给公众做示范，谁的示范能够发挥理想的号召作用。能够消除上文所述的各种反差，让官员通过象征性的示范行为来便捷和规范性地引导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恰恰是使得示范的公共形象和示范行为有机合一。也就是说，要让有良好形象的团队和个人来扮演公共示范的角色，才能真正发挥示范行为的社会效应。而这也就关系到了示范者的资格和条件问题。在没有合法、合理的资格身份和恰当的条件下，任何示范都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与其经常做出不恰当的示范还不如“退而结网”，在完善和建立美好的公共形象上下功夫，针对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群体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管治，革除各种不良的特权和贪腐行为，确保公务人员的公共道德水准，美化公共机构的社会形象，这样才有理由开始示范工作。
政府和官员的公共形象直接关系到公民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程度，良好的公共形象将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民认同和政治支持，因此，某个特殊的示范行为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社会效果。所以，当前的政府机构不要急于做这个宣誓，那个示范，而是要在对公民服务的态度、手段和细节上下真功夫，让更多的公民得到切实可靠的优质服务，从而在公民的大脑中构建良好的政府品牌形象。政府的品牌形象一旦建立，将会得到持续的越来越多的公民的认同和喜爱，进而形成真实的信任感。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是政府治理行动产生效能的关键，如果有了高程度的信任，某个官员的示范行为就可以起到大范围的社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