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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曾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不过，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特立独行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