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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年轻的英国电影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上班，清晨的长安街上回荡着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那时候他觉得中国“更像一个巨大的农村”；32年后，已经是两届奥斯卡奖得主的柯文思2013年又再次来到中国，并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此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超出我的想象，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正在这里进行。但可悲的是，这些改变是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他如是说。
→ 云南鲁甸卯家湾是全国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之一。云南省昭通市小干溪村有十几户人家要搬迁。
记者：您这几年开始关注中国题材，这次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拍摄关于中国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录片？
柯文思：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们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旅行了很多地方，那个时候的中国贫困并且落后，更像一个巨大的农村，和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而当我2013年再次回到中国拍摄《善良的天使》一片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超出我的想象，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正在这里进行。可悲的是，这些改变是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又与中国摆脱了几十年前我所目睹的极度贫困直接相关。
当我拍摄纪录影片《善良的天使》時，我再次走遍了中国，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生活、医疗、教育水平上的飞跃，现今的一切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力，超出了大部分西方人的预期。
当然，中国达到的这一系列成就，与中国人民急切渴望脱贫致富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国家，中国人民也一直都在不辞辛苦地工作。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潜力被贫困所扼杀，迫使很多人除了简单活下去之外几乎不能考虑其他事情。
拍摄一部反映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和小康生活的纪录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西方观众见证一个近年来发生过数千万次的中国现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让有才华、有抱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从贫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所有人。
这个系列纪录片并没有野心去呈现中国脱贫攻坚的全景图，我们的4部短片仅仅是从几个小的切入点触及到这个庞大主题的表面。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无数的人和故事佐证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社会工程。从未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上的飞跃。这一成就不仅仅值得被记录于历史书里，它也应该被记录于影像和文学作品中。
记者：您认为，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在世界上是否也得到了与之相等的肯定和关注？世界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所做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这中间有很多因素。
如我之前所说，我自己感受到了中国在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我在这里也不想讨论这些原因的细节。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可以给予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这些最有资格讲述中国故事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我想世界会更好地了解和认可中国。 记者：您是否认为，在中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关注女性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视角？
柯文思：脱贫攻坚过程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精准脱贫政策已经给许多人带来物质水平的巨大改善，但我也认为，其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 导演柯文思正在拍摄中
在中国一些依旧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为一个女性就意味着低人一等，她们在家人眼里常常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劳动力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个纪录片系列给予女性极大关注的原因，并且展示了精准脱贫的举措是如何给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她们能有机会真正地“撑起半边天”。
记者：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女性贫困还有哪些阻碍？还要做出哪些持续性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平等教育的机会。
长久以来，传到西方的中国故事都是以男性为主角，在金融、政治、科技、科学甚至艺术领域，似乎有一种将男性推到聚光灯下的潮流，把所有值得称道的创新和成就都归功于男性。在西方，唯一一个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女性“撑起半边天”的故事是在體育界，中国女运动员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锲而不舍地追求卓越的精神令人敬佩，甚至在赛场上令对手畏惧。
中国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妇女撑起半边天”的理念令人钦佩，但事实上中国女性还没有完全得到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机会。在我们拍摄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不平等同样存在，女性角色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偏见和歧视，以及基于性别而存在的困难与挑战——一位年轻的女卡车司机，被人说她的驾照是买来的；一些农村里还是重男轻女，女孩得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男孩先吃……
这样的不公显然是由古老落后的农耕传统文化造成的，这种传统很难消除，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让女性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年轻的女孩不必再从小辍学去田里劳作——就像我们这个系列纪录片中的一位主人公一样。
教育是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最有力武器，它能释放中国社会巨大的潜能。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大量处于中国底层农村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将会因为接受教育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这些坚韧不拔、勤勤恳恳的女性的全部潜力最终被释放出来，她们巨大的能量和被低估的才华也会大大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会促使中国社会更加公平。
记者：中国到2020年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阶段。您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还面临哪些困难？
柯文思：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不是扶贫专家，所以我不会贸然指出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物质和生活环境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困境，其中许多人被安置到城市里更好的居住环境中，但新的环境带来的是失位感和外来感，这些感觉源于新的社区、更大的家庭、习俗和传统等带来的压力，所有在生活中曾经熟悉的一切如今却要重新适应。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并不一定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更舒适，尤其是对那些离开自己早已习惯的圈子的人来说。我在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和危地马拉曾拍摄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影片里负责动迁的人无一例外地感觉到麻烦反而是从完成搬迁后才刚刚开始……对于易地搬迁的家庭来说，适应并融入新社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挑战的真正开始。
记者：拍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您是否还会继续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情况？
柯文思：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我一直在寻找有感染力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可以通过影像的艺术来诠释它们。当我们在为这部纪录片做选题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没办法全部放进一个有限篇幅的纪录片系列中。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未来一段时间，我还会留在中国，尽可能地向外界阐释我眼中的中国，我希望能消除一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为看待那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对世界讲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中国并不是非常成功。也许，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出的中国故事，更能展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一面。
（左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中国报道》2020年第10期）
记者：您这几年开始关注中国题材，这次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拍摄关于中国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录片？
柯文思：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们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旅行了很多地方，那个时候的中国贫困并且落后，更像一个巨大的农村，和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而当我2013年再次回到中国拍摄《善良的天使》一片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超出我的想象，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正在这里进行。可悲的是，这些改变是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又与中国摆脱了几十年前我所目睹的极度贫困直接相关。
当我拍摄纪录影片《善良的天使》時，我再次走遍了中国，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生活、医疗、教育水平上的飞跃，现今的一切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力，超出了大部分西方人的预期。
当然，中国达到的这一系列成就，与中国人民急切渴望脱贫致富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国家，中国人民也一直都在不辞辛苦地工作。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潜力被贫困所扼杀，迫使很多人除了简单活下去之外几乎不能考虑其他事情。
拍摄一部反映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和小康生活的纪录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西方观众见证一个近年来发生过数千万次的中国现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让有才华、有抱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从贫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所有人。
这个系列纪录片并没有野心去呈现中国脱贫攻坚的全景图，我们的4部短片仅仅是从几个小的切入点触及到这个庞大主题的表面。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无数的人和故事佐证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社会工程。从未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上的飞跃。这一成就不仅仅值得被记录于历史书里，它也应该被记录于影像和文学作品中。
记者：您认为，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在世界上是否也得到了与之相等的肯定和关注？世界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所做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这中间有很多因素。
如我之前所说，我自己感受到了中国在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我在这里也不想讨论这些原因的细节。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可以给予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这些最有资格讲述中国故事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我想世界会更好地了解和认可中国。 记者：您是否认为，在中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关注女性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视角？
柯文思：脱贫攻坚过程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精准脱贫政策已经给许多人带来物质水平的巨大改善，但我也认为，其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在中国一些依旧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为一个女性就意味着低人一等，她们在家人眼里常常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劳动力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个纪录片系列给予女性极大关注的原因，并且展示了精准脱贫的举措是如何给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她们能有机会真正地“撑起半边天”。
记者：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女性贫困还有哪些阻碍？还要做出哪些持续性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平等教育的机会。
长久以来，传到西方的中国故事都是以男性为主角，在金融、政治、科技、科学甚至艺术领域，似乎有一种将男性推到聚光灯下的潮流，把所有值得称道的创新和成就都归功于男性。在西方，唯一一个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女性“撑起半边天”的故事是在體育界，中国女运动员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锲而不舍地追求卓越的精神令人敬佩，甚至在赛场上令对手畏惧。
中国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妇女撑起半边天”的理念令人钦佩，但事实上中国女性还没有完全得到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机会。在我们拍摄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不平等同样存在，女性角色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偏见和歧视，以及基于性别而存在的困难与挑战——一位年轻的女卡车司机，被人说她的驾照是买来的；一些农村里还是重男轻女，女孩得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男孩先吃……
这样的不公显然是由古老落后的农耕传统文化造成的，这种传统很难消除，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让女性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年轻的女孩不必再从小辍学去田里劳作——就像我们这个系列纪录片中的一位主人公一样。
教育是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最有力武器，它能释放中国社会巨大的潜能。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大量处于中国底层农村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将会因为接受教育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这些坚韧不拔、勤勤恳恳的女性的全部潜力最终被释放出来，她们巨大的能量和被低估的才华也会大大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会促使中国社会更加公平。
记者：中国到2020年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阶段。您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还面临哪些困难？
柯文思：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不是扶贫专家，所以我不会贸然指出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物质和生活环境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困境，其中许多人被安置到城市里更好的居住环境中，但新的环境带来的是失位感和外来感，这些感觉源于新的社区、更大的家庭、习俗和传统等带来的压力，所有在生活中曾经熟悉的一切如今却要重新适应。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并不一定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更舒适，尤其是对那些离开自己早已习惯的圈子的人来说。我在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和危地马拉曾拍摄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影片里负责动迁的人无一例外地感觉到麻烦反而是从完成搬迁后才刚刚开始……对于易地搬迁的家庭来说，适应并融入新社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挑战的真正开始。
记者：拍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您是否还会继续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情况？
柯文思：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我一直在寻找有感染力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可以通过影像的艺术来诠释它们。当我们在为这部纪录片做选题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没办法全部放进一个有限篇幅的纪录片系列中。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未来一段时间，我还会留在中国，尽可能地向外界阐释我眼中的中国，我希望能消除一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为看待那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对世界讲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中国并不是非常成功。也许，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出的中国故事，更能展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一面。
（左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中国报道》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