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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26日，由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中心组织的国家“十二五”服务外包产业规划起草组，先后对合肥、武汉、西安、重庆、成都5个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进行调研。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健全，生态宜居条件明显改善，人才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要素成本较东部地区具有明显优势，产业转移和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加速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聚集。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成都市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为主，覆盖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业务流程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2010年成都市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2亿美元，同比增长100％以上，其中ITO占90%以上，服务外包从业人员7万人，各类服务外包企业600家。形成了以天府高新区为龙头，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都江堰等服务外包特色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高新区聚集了全市70%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
西安市已经形成了以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为龙头，ITO和BPO共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格局。2010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总额2.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11％，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突破1000家，从业人员突破9万人。西安软件园聚集了全市90%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
武汉市已经逐步成为在嵌入式软件和空间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制造业信息化等应用软件领域的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2010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08亿美元，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550余家，从业人员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1.86万人。基本形成了以武汉光谷软件园为龙头的发展格局。武汉光谷软件园聚集服务外包企业60多家，从业人员约2万人，其中本土服务外包企业占70%。
重庆市已经逐步形成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包括工程设计、电子商务、动漫、金融等服务外包产业领域。2009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4219万美元，同比增长21倍。2010年达到1.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服务外包企业约300多家，从业人员5万人。逐步形成了以两江新区北部新区为龙头，渝中、西永微、永川、北碚等服务外包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北部新区聚集了全市60%的服务外包企业。
合肥市在软件研发、数据处理、动漫网游、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后台服务等服务外包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为8800万美元，服务外包企业217家，从业人员3.74万人。基本形成了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滨湖新区4个专业化服务外包园区。
（二）人才优势、成本优势和环境优势已经显现
5个城市在人才资源、成本和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优势。西安拥有高等院校42所，在校大学生60万人左右，每年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大学生毕业3万人。西安软件、研发等人才储备优势突出，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40万人，其中软件、通信、计算机等专业人才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月工资水平约为3000元左右。成都拥有电子科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各类专业技术人才60多万人，为软件信息技术外包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成都市普通职工的平均人力成本在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处于中游水平，同一线城市相比低30—40%，土地和租金成本相比一线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合肥有59所高校，在校生4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工资水平2300元左右。武汉市拥有高校55所，在校生达70多万人。重庆市有高等院校56所，在校生达45万人左右。
（三）政策服务环境明显改善
对于国家政策给予的服务外包培训补贴、服务平台建设等资金支持，多数地方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配套资金支持。合肥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完善了地方服务外包政策体系，有效提升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武汉市为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培训机构、企业的国际认证等提供资金支持。成都市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及发展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及资金扶持。成都维纳软件反映，政府通过减免营业税，为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补贴，在人才培训上为企业和咨询机构互相交流搭建平台等服务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重庆海关反映，重庆充分利用口岸优势，吸引了国际大公司入驻。
（四）服务外包培训体系逐步形成
2008年，武汉软件协会开展“万名软件人才培养工程”，与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合作培养高端软件外包人才，同时与民办培训学校合作培养中低端服务外包人才。西安已经建设了多层次、分领域的人才动态信息库，基本覆盖了园区重点企业，平均每周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40多条。目前，西安共有各类服务外包培训机构33家，加上雄厚的高校资源，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和全国服务外包的人才培训基地。成都有24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到2010年共培养服务外包人才11万人，每年从地方财政中安排不低于1500万元的服务外包产业人才培训配套资金。
在培训模式方面，合肥、武汉采用企业与高校进行学分置换的模式，即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去服务外包企业进行实训，毕业后直接去有关企业工作，既满足了企业用人需要，又缩短了人才培育时间和成本，这一模式为我国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在社会培训方面，安徽省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与全省80%的高校合作从事ITO、BPO培训，师资大都来自企业一线的项目经理。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设立的服务外包培训学院成立以来，进行为期3—9个月的培训，共输送了3000多名服务外包人才。目前，合肥市有培训机构20家，2010年培训人员8000人。
（五）逐步成为国际服务外包交付中心
“一线城市接单，二三线城市交付”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对于带动中西部城市服务外包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如，武汉惠普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主要从事研发、设计、软件测试、云计算等服务外包，离岸业务为100%。武汉传神公司是一家专业翻译外包公司，总部设在北京，2010年9月，公司的交付业务从中关村转移到武汉光谷软件园。重庆环球数码动画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将高端研发放在深圳，大量交付业务转移到重庆北部新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动画制作基地。华为公司将总部设在深圳，主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在西安高新区设立了1万人的研发中心从事海量产品的研发。
二、服务外包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层面的问题
一是企业实力偏弱。服务外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行业经验不足，大部分缺乏长远战略，增殖业务不多。据调查，西安100人以下的企业占47%，100—350人的企业占42.8%，500人以上的企业仅占10.6%，2000年成立的企业占86.4%，服务外包企业新人多，少于3年工作经验的占2/3，民营企业占62.1%。二是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西安服务外包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6855美元/人，相当于制造业的6倍。但与印度相比（64123美元/人）相差3倍左右。三是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人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都挤压了服务外包产业的上升空间。四是融资难问题。服务外包企业都是轻资产企业，普遍融资难、上市难。
（二）政策层面的问题
1、服务外包企业资质认定离岸比例过高
国家政策要求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占50%才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通过对5个城市的调查了解到，目前这些城市主要是在岸业务，平均离岸业务的比例均不足30%。其主要途径：通过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外包业务；通过一线城市总部发包业务。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扶持政策优惠，但多数服务外包企业很难享受到。一些企业为了拿到国家优惠政策往往仅上报离岸业务，在岸业务少报或基本不报，导致整个行业漏统漏报现象普遍存在。
2、人才培养任务十分艰巨
如何创新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如何使服务外包人才在中西部留下来，服务外包人才如何与市场对接等等，这些都是迫切问题。企业普遍反映，目前，教育与市场需求差别太大，还没有形成校企合作机制，院校很难把握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高校教材普遍知识滞后，学生知识陈旧，语言不熟练，尤其是高端人才太少、人才断层问题严重，企业只能接中低端业务。学校设置课程欠缺，动漫设计与游戏制作等大量需要的专业人才供给不上。目前，我国只有10%的大学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服务外包企业。
在合作建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本科院校制度比较死板，学生必须毕业才能参与培训，很难合作培训，学生不愿花钱花时间再接受培训，与高职类院校合作反而比较顺畅。合肥科大恒星反映，企业培养一名服务外包人才通常需要花3年时间。再加上大学4年，一名比较成熟的人才需要培养7年，但很多人培养出来就被挖走了。目前，高级开发员、程序员行业流失比较普遍，如果国家没有人才鼓励政策，服务外包将很难做大。武钢软件反映，本土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的人才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武汉地处中部，成本优势明显，吸引了IBM、HP、Intel等国际公司，这些公司的待遇和条件普遍好于本土企业，人才很容易流失到跨国公司。合肥科大讯飞反映，真正愿意留在合肥的软件人才不太多，尤其是软件开发人才稳定性较差。西安企业反映，有经验的中低端员工落户较难。
3、服务外包产业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第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标准过高。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政策很优惠，但由于企业资格认定门槛过高，绝大多数企业无法享受这些政策。由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既强调高技术，又强调较高的离岸业务标准，绝大多数服务外包企业无法达到要求。到2010年5个城市认定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成都53家，西安25家，武汉7家，重庆5家，合肥21家。武汉科技局反映，一些企业虽然技术国内领先，但没有离岸服务，所以不能评定为技术先进型企业。
第二，服务外包统计问题突出。一是服务外包没有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统计部门反映，调查难度很大，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存在漏统现象。安徽企业反映，服务外包业务交付多数通过互联网完成，没有实物载体，海关要求企业把业务项目刻成光盘递交申报才能予以认可，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但许多企业业务交付后没有报关，所以无法纳入统计。三是由于业务接单和交付不在同一个城市，造成统计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对于中西部城市在统计数据上影响较大，而且难以享受相应政策。
第三，对于国际服务外包的认定问题。中西部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承接在华跨国公司业务或转包业务，许多企业反映，他们虽然承接的是国际业务，但与跨国公司在华公司签订合同，使用人民币结算，都不能被统计为离岸业务，企业也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政府服务效率有待提高。安徽联发科公司反映，企业从海关进口设备很麻烦，时间长，进口设备增值税抵扣流程复杂，希望简化审批流程。
三、政策措施建议
服务外包产业是未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化程度高，吸纳大学生就业能力强，有利于促进城市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为此，应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切实推进，把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推动中西部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一）实行服务外包区域差别政策
建议对中西部地区应实行倾斜政策。在企业资格认定上，降低离岸业务比例，根据5个城市的反映，离岸业务比例的标准设定在30%（或绝对额50万美元）为宜。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引进人才、企业融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应给予倾斜，以鼓励跨国公司到中西部地区投资，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交付中心。
（二）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
“十二五”时期，应逐步形成高、中、低端各类服务外包人才全面发展的格局，尤其要加强高端人才培育，应从国家层面在服务外包课程专业建设上提供支持和引导，制定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规划和标准，加大对在职员工培训的补贴费用。建立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一体化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尤其要加强对培训机构的扶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吸引外资培训机构进入国内培育市场，扶持国内培训机构做大做强，形成品牌。为培训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帮助。形成高校与培训机构、企业的稳定合作机制，积极推广学分互换机制，完善学生在培训机构的入学贷款制度，鼓励企业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
（三）不断完善服务外包政策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服务外包统计体系。“十二五”时期，应将服务外包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积极探索以地域为单位的统计模式，建立与服务贸易形式相适应的统计系统。二是创新融资政策。政府通过设立服务外包产业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方式为服务外包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上市融资。三是简化行政服务流程，实行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四）继续发挥跨国公司的示范带动作用
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服务外包业务上经验成熟，国际渠道通畅，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应积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带动本土企业成长。一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发包。支持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公司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包给本土企业，培养国内企业接包能力。二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国内服务外包业务。目前，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企业基本从事离岸业务。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希望承接在岸业务。为此，在政府采购上，要坚持内外资平等原则。鼓励外资服务外包企业在金融、电信、保险、制造业等领域发展。三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培养当地人才。武汉、西安等城市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经验。
（五）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应鼓励国内大企业和政府向企业发包。加快释放国内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对于迅速扩大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大企业、政府的大量服务业务内置，既增加了成本，又不利于推动服务专业化。为此，应通过鼓励国内企业和政府发包，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
（六）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
政府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开办推荐会，参加重大国际会展活动，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品牌知名度，培养龙头服务外包企业。支持本土企业收购国外公司，重点收购国外的一些渠道丰富的外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渠道，扩大全球规模。■
（王晓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成都市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为主，覆盖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业务流程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2010年成都市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2亿美元，同比增长100％以上，其中ITO占90%以上，服务外包从业人员7万人，各类服务外包企业600家。形成了以天府高新区为龙头，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都江堰等服务外包特色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高新区聚集了全市70%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
西安市已经形成了以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为龙头，ITO和BPO共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格局。2010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总额2.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11％，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突破1000家，从业人员突破9万人。西安软件园聚集了全市90%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
武汉市已经逐步成为在嵌入式软件和空间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制造业信息化等应用软件领域的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2010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08亿美元，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550余家，从业人员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1.86万人。基本形成了以武汉光谷软件园为龙头的发展格局。武汉光谷软件园聚集服务外包企业60多家，从业人员约2万人，其中本土服务外包企业占70%。
重庆市已经逐步形成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包括工程设计、电子商务、动漫、金融等服务外包产业领域。2009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4219万美元，同比增长21倍。2010年达到1.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服务外包企业约300多家，从业人员5万人。逐步形成了以两江新区北部新区为龙头，渝中、西永微、永川、北碚等服务外包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北部新区聚集了全市60%的服务外包企业。
合肥市在软件研发、数据处理、动漫网游、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后台服务等服务外包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额为8800万美元，服务外包企业217家，从业人员3.74万人。基本形成了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滨湖新区4个专业化服务外包园区。
（二）人才优势、成本优势和环境优势已经显现
5个城市在人才资源、成本和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优势。西安拥有高等院校42所，在校大学生60万人左右，每年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大学生毕业3万人。西安软件、研发等人才储备优势突出，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40万人，其中软件、通信、计算机等专业人才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月工资水平约为3000元左右。成都拥有电子科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各类专业技术人才60多万人，为软件信息技术外包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成都市普通职工的平均人力成本在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处于中游水平，同一线城市相比低30—40%，土地和租金成本相比一线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合肥有59所高校，在校生48万人，服务外包企业人均工资水平2300元左右。武汉市拥有高校55所，在校生达70多万人。重庆市有高等院校56所，在校生达45万人左右。
（三）政策服务环境明显改善
对于国家政策给予的服务外包培训补贴、服务平台建设等资金支持，多数地方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配套资金支持。合肥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完善了地方服务外包政策体系，有效提升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武汉市为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培训机构、企业的国际认证等提供资金支持。成都市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及发展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及资金扶持。成都维纳软件反映，政府通过减免营业税，为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补贴，在人才培训上为企业和咨询机构互相交流搭建平台等服务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重庆海关反映，重庆充分利用口岸优势，吸引了国际大公司入驻。
（四）服务外包培训体系逐步形成
2008年，武汉软件协会开展“万名软件人才培养工程”，与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合作培养高端软件外包人才，同时与民办培训学校合作培养中低端服务外包人才。西安已经建设了多层次、分领域的人才动态信息库，基本覆盖了园区重点企业，平均每周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40多条。目前，西安共有各类服务外包培训机构33家，加上雄厚的高校资源，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和全国服务外包的人才培训基地。成都有24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到2010年共培养服务外包人才11万人，每年从地方财政中安排不低于1500万元的服务外包产业人才培训配套资金。
在培训模式方面，合肥、武汉采用企业与高校进行学分置换的模式，即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去服务外包企业进行实训，毕业后直接去有关企业工作，既满足了企业用人需要，又缩短了人才培育时间和成本，这一模式为我国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在社会培训方面，安徽省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与全省80%的高校合作从事ITO、BPO培训，师资大都来自企业一线的项目经理。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设立的服务外包培训学院成立以来，进行为期3—9个月的培训，共输送了3000多名服务外包人才。目前，合肥市有培训机构20家，2010年培训人员8000人。
（五）逐步成为国际服务外包交付中心
“一线城市接单，二三线城市交付”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对于带动中西部城市服务外包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如，武汉惠普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主要从事研发、设计、软件测试、云计算等服务外包，离岸业务为100%。武汉传神公司是一家专业翻译外包公司，总部设在北京，2010年9月，公司的交付业务从中关村转移到武汉光谷软件园。重庆环球数码动画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将高端研发放在深圳，大量交付业务转移到重庆北部新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动画制作基地。华为公司将总部设在深圳，主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在西安高新区设立了1万人的研发中心从事海量产品的研发。
二、服务外包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层面的问题
一是企业实力偏弱。服务外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行业经验不足，大部分缺乏长远战略，增殖业务不多。据调查，西安100人以下的企业占47%，100—350人的企业占42.8%，500人以上的企业仅占10.6%，2000年成立的企业占86.4%，服务外包企业新人多，少于3年工作经验的占2/3，民营企业占62.1%。二是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西安服务外包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6855美元/人，相当于制造业的6倍。但与印度相比（64123美元/人）相差3倍左右。三是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人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都挤压了服务外包产业的上升空间。四是融资难问题。服务外包企业都是轻资产企业，普遍融资难、上市难。
（二）政策层面的问题
1、服务外包企业资质认定离岸比例过高
国家政策要求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占50%才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通过对5个城市的调查了解到，目前这些城市主要是在岸业务，平均离岸业务的比例均不足30%。其主要途径：通过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外包业务；通过一线城市总部发包业务。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扶持政策优惠，但多数服务外包企业很难享受到。一些企业为了拿到国家优惠政策往往仅上报离岸业务，在岸业务少报或基本不报，导致整个行业漏统漏报现象普遍存在。
2、人才培养任务十分艰巨
如何创新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如何使服务外包人才在中西部留下来，服务外包人才如何与市场对接等等，这些都是迫切问题。企业普遍反映，目前，教育与市场需求差别太大，还没有形成校企合作机制，院校很难把握企业需要的人才标准。高校教材普遍知识滞后，学生知识陈旧，语言不熟练，尤其是高端人才太少、人才断层问题严重，企业只能接中低端业务。学校设置课程欠缺，动漫设计与游戏制作等大量需要的专业人才供给不上。目前，我国只有10%的大学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服务外包企业。
在合作建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本科院校制度比较死板，学生必须毕业才能参与培训，很难合作培训，学生不愿花钱花时间再接受培训，与高职类院校合作反而比较顺畅。合肥科大恒星反映，企业培养一名服务外包人才通常需要花3年时间。再加上大学4年，一名比较成熟的人才需要培养7年，但很多人培养出来就被挖走了。目前，高级开发员、程序员行业流失比较普遍，如果国家没有人才鼓励政策，服务外包将很难做大。武钢软件反映，本土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的人才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武汉地处中部，成本优势明显，吸引了IBM、HP、Intel等国际公司，这些公司的待遇和条件普遍好于本土企业，人才很容易流失到跨国公司。合肥科大讯飞反映，真正愿意留在合肥的软件人才不太多，尤其是软件开发人才稳定性较差。西安企业反映，有经验的中低端员工落户较难。
3、服务外包产业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第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标准过高。尽管国家服务外包政策很优惠，但由于企业资格认定门槛过高，绝大多数企业无法享受这些政策。由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既强调高技术，又强调较高的离岸业务标准，绝大多数服务外包企业无法达到要求。到2010年5个城市认定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成都53家，西安25家，武汉7家，重庆5家，合肥21家。武汉科技局反映，一些企业虽然技术国内领先，但没有离岸服务，所以不能评定为技术先进型企业。
第二，服务外包统计问题突出。一是服务外包没有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统计部门反映，调查难度很大，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存在漏统现象。安徽企业反映，服务外包业务交付多数通过互联网完成，没有实物载体，海关要求企业把业务项目刻成光盘递交申报才能予以认可，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但许多企业业务交付后没有报关，所以无法纳入统计。三是由于业务接单和交付不在同一个城市，造成统计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对于中西部城市在统计数据上影响较大，而且难以享受相应政策。
第三，对于国际服务外包的认定问题。中西部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承接在华跨国公司业务或转包业务，许多企业反映，他们虽然承接的是国际业务，但与跨国公司在华公司签订合同，使用人民币结算，都不能被统计为离岸业务，企业也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政府服务效率有待提高。安徽联发科公司反映，企业从海关进口设备很麻烦，时间长，进口设备增值税抵扣流程复杂，希望简化审批流程。
三、政策措施建议
服务外包产业是未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化程度高，吸纳大学生就业能力强，有利于促进城市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为此，应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切实推进，把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推动中西部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一）实行服务外包区域差别政策
建议对中西部地区应实行倾斜政策。在企业资格认定上，降低离岸业务比例，根据5个城市的反映，离岸业务比例的标准设定在30%（或绝对额50万美元）为宜。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引进人才、企业融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应给予倾斜，以鼓励跨国公司到中西部地区投资，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交付中心。
（二）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
“十二五”时期，应逐步形成高、中、低端各类服务外包人才全面发展的格局，尤其要加强高端人才培育，应从国家层面在服务外包课程专业建设上提供支持和引导，制定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规划和标准，加大对在职员工培训的补贴费用。建立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一体化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尤其要加强对培训机构的扶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吸引外资培训机构进入国内培育市场，扶持国内培训机构做大做强，形成品牌。为培训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帮助。形成高校与培训机构、企业的稳定合作机制，积极推广学分互换机制，完善学生在培训机构的入学贷款制度，鼓励企业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
（三）不断完善服务外包政策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服务外包统计体系。“十二五”时期，应将服务外包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积极探索以地域为单位的统计模式，建立与服务贸易形式相适应的统计系统。二是创新融资政策。政府通过设立服务外包产业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方式为服务外包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上市融资。三是简化行政服务流程，实行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四）继续发挥跨国公司的示范带动作用
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服务外包业务上经验成熟，国际渠道通畅，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应积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带动本土企业成长。一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发包。支持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公司合资合作等方式发包给本土企业，培养国内企业接包能力。二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承接国内服务外包业务。目前，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企业基本从事离岸业务。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希望承接在岸业务。为此，在政府采购上，要坚持内外资平等原则。鼓励外资服务外包企业在金融、电信、保险、制造业等领域发展。三是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培养当地人才。武汉、西安等城市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经验。
（五）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应鼓励国内大企业和政府向企业发包。加快释放国内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对于迅速扩大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大企业、政府的大量服务业务内置，既增加了成本，又不利于推动服务专业化。为此，应通过鼓励国内企业和政府发包，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
（六）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
政府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开办推荐会，参加重大国际会展活动，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品牌知名度，培养龙头服务外包企业。支持本土企业收购国外公司，重点收购国外的一些渠道丰富的外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渠道，扩大全球规模。■
（王晓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