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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机与《平复帖》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一说吴县华亭（今上海市）人。他出身名门，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将，“世皆奕奕，为当代显人”。陆机曾官至前将军、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史书称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一书。陆机亦工书法，尤长于章草，是一位让后人仰慕的古代书法大家。
相传《平复帖》为陆机所书，是他听说好友患病，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康复的一封信札。整幅帖长不足一尺，纸本，无款，共9行84字，字形质朴，介乎章草、今草之间，是我国古代书法墨迹中出自名家之手最早的字帖，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六七十年，在宫廷和民间已流传了一千七百多个春秋，历代都被奉为至宝。因其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得名《平复帖》。
《平复帖》卷前有宋徽宗亲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并钤有双龙圆玺，前后钤“宣和”、“政和”印玺及多位鉴藏家藏印;其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盖有自唐宋始到明清不同朝代流传有序的鉴藏印几十方。《平复帖》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自然，富有情趣。已故现代书法家启功先生曾有诗赞曰：“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虽说陆机是这样一位文学、书法巨匠，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拥有懒散、自大的天性，因此易得罪小人。陆机又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他锋芒毕露、恃才傲物，结果为小人所谗毁，在西晋“八王之乱”中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时年仅有43岁。
二、有关《平复帖》的疑问
《平复帖》虽然被大家公认为西晋陆机的手迹，但也存在着不少令人生疑的地方。比如《平复帖》本来无款，不知是何人所作，到宋徽宗时才被认定为陆机所作。陆机没有其他的真迹传世，在没有比较互证的前提下，怎么可以断定是西晋陆机所作呢？还有的人把帖的内容和陆机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如果真是陆机所书，帖的内容应该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为什么会出现不相符的现象？这种情况如何解释？最大的疑点就是此帖流经乾隆皇帝之手时，他既没在此帖上题跋，也没有让盖内府诸玺，《三希堂法帖》中也没有录入。乾隆皇帝喜欢在一些名画和名帖上题跋是众所周知的。《平复帖》如果是陆机所作，其年代当比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要早，并且名气上也不逊色，为什么《三希堂法帖》里却看不到？《平复帖》从元代到清代前这一段时间流传足迹不明，乾隆皇帝拿到手时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基于上面这些疑问，有的学者认为《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作，而是出于同时代的他人之手。但这些都是猜测，没有足够的证据。《平复帖》到底是陆机所作，还是他人笔墨，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三、《平复帖》二进故官
《平复帖》原为清宫旧藏，后来乾隆皇帝又把它赐给成亲王永瑆。同治、道光年间转入恭亲王府，民国时期落到了恭亲王后代溥心畲手里。溥心畲（1896-1963），名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士，为清恭亲王奕?之孙。善绘画，在民国画坛有巨大声誉，与张大千齐名，素有“南张北溥”之称。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的恭亲王府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也走向衰落，尽管王府的人员一再裁减，但是时局紧张、物价飞涨，导致王府的开支捉襟见肘，溥心畲不得不变卖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字画以维持家用。尤其是其老母亲项老太太的去世，使溥心畲手中更加拮据。溥心畲侍母至孝，决意为其体面发丧。溥母作为王妃，丧事一切从简，但49天的水陆道场却是不能少的，里里外外的开支让溥心畲无计可施，最后决定变卖陆机的《平复帖》。
其实，早在几年前，张伯驹鉴于当年唐韩幹《照夜白图》流失国外的教训，就曾委托琉璃厂阅古斋老板韩博文同溥心畲联系，婉转告诉溥心畲不要将《平复帖》卖给其他古董商，尤其是国外的古董商，自己想买下它。溥心畲答应了张伯驹的要求，但索价20万大洋。韩博文试图说服溥心畲能够降到10万大洋，但溥心畲一再表示，少于20万没有商量的余地。20万对于当时的张伯驹来说，一时无力筹措。后来，张伯驹从盐业银行借到6万大洋，又托友人张大千先生前去溥心畲处说合，但依然遭到拒绝。
这次溥母病故，溥心畲无力筹措费用。得知溥心畲准备出售《平复帖》的消息后，各路古董商纷纷借吊丧之机找上门来。其中既有利欲熏心的古董商，也有为外国人做掮客的中间商，更有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欲购藏的收藏家，比如张伯驹等。事发突然，溥心畲左右为难。原来就在这些日子里，日本人的掮客曾多次造访溥心畲，声称愿出20万伪法币购买。而卖给日本人上对不起祖宗，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然而手头的拮据又让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别的任何字画都卖不上需要花销的价钱。最后，他选择了张伯驹。张伯驹没有丝毫的犹豫，尽管前不久他刚认捐了一笔10万元的抗日款，手里的积蓄已经不多了，但他还是东拼西凑，凄齐了4万大洋送到了溥府，《平复帖》从此到了张伯驹手里。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白坚甫找到张伯驹，说愿出2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张伯驹语调平和地说：“金钱易得，国宝难求。我中华民族之国宝只要到了我张伯驹手里，就绝不会再流入异国他乡，所有外国人就死了这条心吧！请你告诉日本人，我张大爷从来不做见利忘义之事。”说着，他话锋一转，厉声说道：“请转告那些贪得无厌的无耻之徒，他们之所以昨天能掠走《自书告身帖》，是因为有民族败类在帮忙，这种事情恐怕今后就再难发生了！”提到唐代颜真卿的名作《自书告身帖》，白坚甫顿时狼狈不堪。原来《自书告身帖》就是通过他白坚甫的手转卖给日本人的。被张伯驹毫不客气地臭骂了一顿后，白坚甫鼠窜而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了保护《平复帖》，张伯驹可谓受尽了磨难。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时，突然遭到陌生人的绑架。绑匪声称需要300万元法币，才能赎出张伯驹。绑匪心里明白，张伯驹虽有过偌大的家业，实际上为收藏古画早已囊空如洗，索要这样的天价赎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张伯驹的家属变卖收藏品，特别是《平复帖》。但是绑匪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在《平复帖》到手之初，张伯驹就明确告诉夫人潘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动卖字画的主意。就在潘素忙着筹集款项，准备赎金的时候，被绑架的张伯驹越来越感觉到这些绑匪的胆怯，于是他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原来日本古董商本想借助汉奸之手，冒充土匪绑票，让张伯驹就范，没想到张伯驹不惧此等卑鄙手段，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决不卖《平复帖》。潘素竭尽所能，从亲朋好友处东挪西借，才凑了40多万元。绑匪拿走了钱，留下10日内把余款缴清才能放人的期限。就在这危难时刻，远在敦煌的张大千写来了信，主张“暂不低头”，鼓舞了潘素的信心。于是一桩绑架案就这样拖了下来，时间一长绑匪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没有想到张伯驹被绑架后，弱小的潘素竟然选择了不甘屈服！放人或者杀掉张伯驹都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金线，而是《平复帖》！绑匪担心时间久了无法收场，只好在软禁张伯驹8个月后将其释放。后来张伯驹又卖掉地产，用22根金条买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自此，中国历史上截至目前存世最早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尽归张伯驹。
抗战爆发以后，夫妻俩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担惊受怕，寝食不安。总之，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张伯驹一家受够了颠簸和惊吓。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两件国宝进入张伯驹的视野。一件是《伯远帖》，另一件是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卖主索价10万银元，由于时局紧张，筹措经费不易，最后张伯驹只购得了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而放弃了《伯远帖》。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包括《平复帖》在内的这批文物珍品，在张伯驹的保护下终究还是安然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迎来了和平的曙光。1956年，张伯驹先生毅然将自己珍藏的13件珍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陆机的《平复帖》和展子虔的《游春图》。
《平复帖》作为国宝历经劫难，它是不幸的，《平复帖》能结缘张伯驹二进故宫，它又是有幸的。
就在张伯驹捐献国宝近40年后的1995年，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春节前夕，有人在北京琉璃厂旧货市场，偶然发现一件紫檀木盒，盒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治晋斋”等字样。经文物鉴定专家王世襄先生鑒定，认为此盒极有可能是溥府遗物。但将《平复帖》放进木盒里时，盒子又显得大了一些。后经多方查寻，才在《墨缘汇观》中找到答案。原来，《平复帖》是附带一块宋代丝包首一同装进紫檀木盒中的。此盒正是《平复帖》的原装盒。《平复帖》能在流传千余年后，重新与其原装盒相聚，可谓珠联璧合，也是文物史上的一件奇事。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一说吴县华亭（今上海市）人。他出身名门，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将，“世皆奕奕，为当代显人”。陆机曾官至前将军、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史书称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一书。陆机亦工书法，尤长于章草，是一位让后人仰慕的古代书法大家。
相传《平复帖》为陆机所书，是他听说好友患病，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康复的一封信札。整幅帖长不足一尺，纸本，无款，共9行84字，字形质朴，介乎章草、今草之间，是我国古代书法墨迹中出自名家之手最早的字帖，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六七十年，在宫廷和民间已流传了一千七百多个春秋，历代都被奉为至宝。因其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得名《平复帖》。
《平复帖》卷前有宋徽宗亲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并钤有双龙圆玺，前后钤“宣和”、“政和”印玺及多位鉴藏家藏印;其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盖有自唐宋始到明清不同朝代流传有序的鉴藏印几十方。《平复帖》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自然，富有情趣。已故现代书法家启功先生曾有诗赞曰：“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虽说陆机是这样一位文学、书法巨匠，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拥有懒散、自大的天性，因此易得罪小人。陆机又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他锋芒毕露、恃才傲物，结果为小人所谗毁，在西晋“八王之乱”中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时年仅有43岁。
二、有关《平复帖》的疑问
《平复帖》虽然被大家公认为西晋陆机的手迹，但也存在着不少令人生疑的地方。比如《平复帖》本来无款，不知是何人所作，到宋徽宗时才被认定为陆机所作。陆机没有其他的真迹传世，在没有比较互证的前提下，怎么可以断定是西晋陆机所作呢？还有的人把帖的内容和陆机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如果真是陆机所书，帖的内容应该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为什么会出现不相符的现象？这种情况如何解释？最大的疑点就是此帖流经乾隆皇帝之手时，他既没在此帖上题跋，也没有让盖内府诸玺，《三希堂法帖》中也没有录入。乾隆皇帝喜欢在一些名画和名帖上题跋是众所周知的。《平复帖》如果是陆机所作，其年代当比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要早，并且名气上也不逊色，为什么《三希堂法帖》里却看不到？《平复帖》从元代到清代前这一段时间流传足迹不明，乾隆皇帝拿到手时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基于上面这些疑问，有的学者认为《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作，而是出于同时代的他人之手。但这些都是猜测，没有足够的证据。《平复帖》到底是陆机所作，还是他人笔墨，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三、《平复帖》二进故官
《平复帖》原为清宫旧藏，后来乾隆皇帝又把它赐给成亲王永瑆。同治、道光年间转入恭亲王府，民国时期落到了恭亲王后代溥心畲手里。溥心畲（1896-1963），名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士，为清恭亲王奕?之孙。善绘画，在民国画坛有巨大声誉，与张大千齐名，素有“南张北溥”之称。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的恭亲王府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也走向衰落，尽管王府的人员一再裁减，但是时局紧张、物价飞涨，导致王府的开支捉襟见肘，溥心畲不得不变卖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字画以维持家用。尤其是其老母亲项老太太的去世，使溥心畲手中更加拮据。溥心畲侍母至孝，决意为其体面发丧。溥母作为王妃，丧事一切从简，但49天的水陆道场却是不能少的，里里外外的开支让溥心畲无计可施，最后决定变卖陆机的《平复帖》。
其实，早在几年前，张伯驹鉴于当年唐韩幹《照夜白图》流失国外的教训，就曾委托琉璃厂阅古斋老板韩博文同溥心畲联系，婉转告诉溥心畲不要将《平复帖》卖给其他古董商，尤其是国外的古董商，自己想买下它。溥心畲答应了张伯驹的要求，但索价20万大洋。韩博文试图说服溥心畲能够降到10万大洋，但溥心畲一再表示，少于20万没有商量的余地。20万对于当时的张伯驹来说，一时无力筹措。后来，张伯驹从盐业银行借到6万大洋，又托友人张大千先生前去溥心畲处说合，但依然遭到拒绝。
这次溥母病故，溥心畲无力筹措费用。得知溥心畲准备出售《平复帖》的消息后，各路古董商纷纷借吊丧之机找上门来。其中既有利欲熏心的古董商，也有为外国人做掮客的中间商，更有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欲购藏的收藏家，比如张伯驹等。事发突然，溥心畲左右为难。原来就在这些日子里，日本人的掮客曾多次造访溥心畲，声称愿出20万伪法币购买。而卖给日本人上对不起祖宗，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然而手头的拮据又让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别的任何字画都卖不上需要花销的价钱。最后，他选择了张伯驹。张伯驹没有丝毫的犹豫，尽管前不久他刚认捐了一笔10万元的抗日款，手里的积蓄已经不多了，但他还是东拼西凑，凄齐了4万大洋送到了溥府，《平复帖》从此到了张伯驹手里。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白坚甫找到张伯驹，说愿出2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张伯驹语调平和地说：“金钱易得，国宝难求。我中华民族之国宝只要到了我张伯驹手里，就绝不会再流入异国他乡，所有外国人就死了这条心吧！请你告诉日本人，我张大爷从来不做见利忘义之事。”说着，他话锋一转，厉声说道：“请转告那些贪得无厌的无耻之徒，他们之所以昨天能掠走《自书告身帖》，是因为有民族败类在帮忙，这种事情恐怕今后就再难发生了！”提到唐代颜真卿的名作《自书告身帖》，白坚甫顿时狼狈不堪。原来《自书告身帖》就是通过他白坚甫的手转卖给日本人的。被张伯驹毫不客气地臭骂了一顿后，白坚甫鼠窜而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了保护《平复帖》，张伯驹可谓受尽了磨难。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时，突然遭到陌生人的绑架。绑匪声称需要300万元法币，才能赎出张伯驹。绑匪心里明白，张伯驹虽有过偌大的家业，实际上为收藏古画早已囊空如洗，索要这样的天价赎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张伯驹的家属变卖收藏品，特别是《平复帖》。但是绑匪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在《平复帖》到手之初，张伯驹就明确告诉夫人潘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动卖字画的主意。就在潘素忙着筹集款项，准备赎金的时候，被绑架的张伯驹越来越感觉到这些绑匪的胆怯，于是他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原来日本古董商本想借助汉奸之手，冒充土匪绑票，让张伯驹就范，没想到张伯驹不惧此等卑鄙手段，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决不卖《平复帖》。潘素竭尽所能，从亲朋好友处东挪西借，才凑了40多万元。绑匪拿走了钱，留下10日内把余款缴清才能放人的期限。就在这危难时刻，远在敦煌的张大千写来了信，主张“暂不低头”，鼓舞了潘素的信心。于是一桩绑架案就这样拖了下来，时间一长绑匪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没有想到张伯驹被绑架后，弱小的潘素竟然选择了不甘屈服！放人或者杀掉张伯驹都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金线，而是《平复帖》！绑匪担心时间久了无法收场，只好在软禁张伯驹8个月后将其释放。后来张伯驹又卖掉地产，用22根金条买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自此，中国历史上截至目前存世最早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尽归张伯驹。
抗战爆发以后，夫妻俩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担惊受怕，寝食不安。总之，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张伯驹一家受够了颠簸和惊吓。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两件国宝进入张伯驹的视野。一件是《伯远帖》，另一件是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卖主索价10万银元，由于时局紧张，筹措经费不易，最后张伯驹只购得了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而放弃了《伯远帖》。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包括《平复帖》在内的这批文物珍品，在张伯驹的保护下终究还是安然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迎来了和平的曙光。1956年，张伯驹先生毅然将自己珍藏的13件珍品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陆机的《平复帖》和展子虔的《游春图》。
《平复帖》作为国宝历经劫难，它是不幸的，《平复帖》能结缘张伯驹二进故宫，它又是有幸的。
就在张伯驹捐献国宝近40年后的1995年，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春节前夕，有人在北京琉璃厂旧货市场，偶然发现一件紫檀木盒，盒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治晋斋”等字样。经文物鉴定专家王世襄先生鑒定，认为此盒极有可能是溥府遗物。但将《平复帖》放进木盒里时，盒子又显得大了一些。后经多方查寻，才在《墨缘汇观》中找到答案。原来，《平复帖》是附带一块宋代丝包首一同装进紫檀木盒中的。此盒正是《平复帖》的原装盒。《平复帖》能在流传千余年后，重新与其原装盒相聚，可谓珠联璧合，也是文物史上的一件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