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鬼子迟早是要进来的，谁也不想做亡国奴。政府、大学都南撤了。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联大生活
　　我是“七七事变”整整一年后——1938年7月7日从天津坐轮船走的。我和堂弟（七叔的孩子）同岁，我们一起走，后来也一起上了联大。我们在香港待10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的旧称），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应物资，吃的是所谓“资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经历以前从来没经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那时联大藏龙卧虎，3个学校的老师轮流上课，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大概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的样子。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你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
　　联大是非常自由的。你选了这门课，老师给签个字，就算收下你了。但是上课证交了以后，这一学期上不上课，没人管你;你考试考不好，也没人笑你。
　　1938年9月28日，灾祸自天而降。城楼上挂起了作为空袭警报的灯笼，我们觉得应该和以往一样，没什么实际轰炸。没想到头顶上真的响起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几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像妖魔一样掠过，紧急警报催命似的鸣叫起来。天空有什么在闪烁，我们还来不及分辨，爆炸声便响起，我们宛如石柱被钉在地上，惊得动弹不得。窗子的玻璃碎裂了，一片片落下来，夹杂着尘土、瓦片、人们的哭喊……从此，整个昆明被迫进入“跑警报”的忙乱生活。
　　志同道不合
　　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那时我才19岁，冒冒失失，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杨苡的丈夫）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那时候结婚的人，都有一张结婚证书，上面写着：“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后来我跟赵瑞蕻结婚，就没写“志同道合”，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的想法在大方向上一致，但他不敢说，我敢说，所以总是我倒霉。
　　以前有人问，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现在想想，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诗论道，但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
　　我的舍友萧珊，是巴金的女友。我比她先到联大，巴金写信托我照顾她。她人特别好，爱看书。那时大家好像都简简单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就是想工作。
　　可惜，我们联大的朋友、同学们，现在都离开了人世。那些年那些事，默默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财富。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