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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时期，香港已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随着历代行政建制几经变迁，香港先后隶属南海郡番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和新安县。唐朝时已是中外海上交通的要冲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中央政府曾派兵在香港驻守。明清时期在香港修筑炮台，抵御外患，成为海防要地。
清朝嘉庆年间，中国国力开始衰落，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开始向外侵略扩张，开辟新的市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1800年前后开始从中国大宗输入茶叶、丝绸、布匹等货物。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勾结政府从事走私鸦片的生意。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1839年3月，林则徐奉清朝道光皇帝之命赴广州禁烟，在虎门一举销毁了收缴的英国商人的全部鸦片，这就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虎门销烟。英国政府不甘心失败，于1840年6月派出了由48艘舰只、4000多人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侵犯中国南疆，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侵略军先后攻陷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兵临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南京长江边的静海寺内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将广东省珠江口外，濒入南海的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56年10月，英国又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6月9日，英国又乘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及附近的235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通过上述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也没有力量把它们废除。如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两次提出收回包括新界在内的租借地问题，遭到英国顽固拒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鉴于联合抗日形势的需要，被迫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在草拟的中英新约条款中，乘机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但是英国坚持其殖民地的立场，拒绝同中国谈判新界和香港问题。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英两国就香港日军受降和接收权问题的争执，以英方获胜告终。英军登陆后建立了军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管制。
此时，进驻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方面军正是原来奉命进入香港的部队，该军上下对于丧失香港日军受降权深感不满。第十三军于9月中旬开始接收广九铁路沿线，解除当地日军武装。许多官兵在深圳一带面对分界线另一方的英军岗哨，怒火中烧。某日，有数名日军俘虏和汉奸分子逃入英界，中方一个连前去追捕，被英方军警拦阻，双方冲突中一名英军被打伤。中方排长带领土兵高呼“收回港九”，并鸣枪示威后撤回。这类摩擦事件曾多次发生。
问题不仅出自国民党部队下级官兵，当时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也经常流露出对香港英国当局的对抗情绪。这位在北伐时期率领“铁军”征战，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将领，对于未能挥军进入香港一直耿耿于怀。不久，第二方面军建制改为“行营”，张发奎就任广州，行使军权。此后，粤港军方在多方面仍时有摩擦和纠纷。
事有凑巧。张发奎突然接到蒋介石由战时“陪都”重庆发来的密令，从10月开始，陆续将其部队主力经香港北运。背景是当时中共原抗日部队已有十万之众进入东北，并创建根据地；而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还远在西南、华南，鞭长莫及。虽然国共双方正进行和平谈判，但内战即将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求英国允许其部队由广东经香港船运北上，美国提供运输支持，前去抢占东北地盘。于是，广东军方与港英之间的一幕对手戏出台了。
三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驻守新界边境的港英哨兵被突如其来的情境吓得目瞪口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跨越边界线，浩浩荡荡进入新界，向九龙进发。事缘于广州行营接到重庆军委命令：“即以第十三军开入九龙候船北运。”张发奎认为，外交事务中央负责，我们只执行命令，于是在未征得港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第十三军一个师强行开入九龙，进驻九龙塘。这支部队在九龙塘驻地占用民房和公共场所，封锁交通、设立警戒线，使用“国币”购物，一时造成了紧张气氛。
急坏了的港英政府再三要求与广东军方进行协商。10月下旬，广州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到香港，代表张发奎与英方谈判。
英方代表菲士廷陆军少将要求双方共同规定过境部队每次人数、停留天数、行动范围、纪律维持等细则，经反复争议后达成原则协议：
一、中方国民党部队每一次（批）过境人数不超过5000人，但如美国运输船增多则不受此限，增加人数通报英方。
二、过境部队每次（批）在港停留不超过72小时，但如受天气及船期影响则例外。
三、过境官兵候船期间，可在九龙地区自由活动，但不能去港岛，而经部队批准有特殊需要者不受此限。
四、双方共组纪律执行队，广州行营和驻港英军各派一个宪兵连参与，过境部队的师级单位再派一个营协助。
五、过境部队在规定活动范围之外行动时，军官可携自卫枪械，士兵一律不得佩带武器。
六、过境部队军官在港九任何地区行动，不受港英军警的盘查，仅由纪律执行队约束；过境部队官兵在港九境内发生涉及法律的事件，均由中国军方处理，英方无法律管辖权。
这些协议由双方制订命令，付诸实行。
从以上协议内容来看，双方都做了让步。广州行营方面，张发奎为首的高级将领预先内定了几条原则：一、应考虑国家主权问题，而不局限于部队过境一事，争取在港九地区，至少在九龙有长期驻军权；二、维护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地位，必须坚持独立的军事法权，不受港英法律的任何约束；三、关于部队纪律的维持，应以中方为主，不能任由英军插手。这些原则反映出国民党广州军方领导人对港英的强硬立场，而这个立场又得到广东省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名义的支持。当时，争取长期驻军权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英方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重庆国民政府从外交角度亦不会支持这个主张，蒋介石就曾批评过张发奎的一些有关“收回香港”的言论，并责令他“约束部属”。至于独立军事法权和“以我为主”维持部队纪律的原则，显然是英方被迫让步的结果。
港英方面虽然由陆军代表出面谈判，似乎完全是两军之间事务性的操作问题，其实幕后的决策者是伦敦的外相。英国人将这件事的处理原则服从于他们的亚洲以至全球利益。首先，不允许有任何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权的协议；其次，不涉及管治权的临时性事项，可以灵活处置。英国人明白，国民党部队过境是暂时的事件，尽快将他们送走便是。即使双方发生摩擦，也应息事宁人。一位国民政府驻港外交官对李汉冲透露，英国人目前处事非常小心。据说，太平洋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提出，九龙可以由中美两国驻军。伦敦方面十分烦恼，他们担心，一旦与国民党官兵的冲突引发，美国借口调停，派兵进驻香港，那就后患无穷了。为此，驻港英军司令菲士廷曾赴广州拜会张发奎，以示修好，并暗示某些国民党过境部队有不良行为，也属于“区区小事”，不必惊动将军。由此看来，英方在协议中做些让步，完全是符合其整体利益的策略。但允许广州行营宪兵连驻港维持军队纪律一项，后来发现“上了当”，这会成为变相驻军，于是要求广州方面将宪兵连撤走。
当时粤港之间没有出入境管制，居民可自由来往，军人以个人身份也有此权利。1946年2月，英方要求广州行营限制军装人员赴港，并规定，中校以下军官必须持有特殊证明，才能携带武器进入香港。于是，广州方面一切变相驻军香港的意图都落空。
四
广九铁路恢复通车之后，一列列满载兵员、大炮、卡车的专列，不分昼夜从广州、东莞等地开往九龙。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总共10多万国民党部队经香港北运，其番号包括十三军、第一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以及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大部分是去东北的。
当军运列车隆隆越过罗湖桥进入新界时，铁路两旁的英军哨兵默默注视着。车厢内有人向英军挥手，也有人做鬼脸。“Hello！”一名曾在缅甸与英军一起打日本人的军官大声叫喊。
九龙街头尤其是太子道、弥敦道一带，顿时出现了一道风景线。美国小吉普、中吉普、十轮卡车疾驰而过，车身多为BIA或13A等标记。曾有人目睹一辆中吉普在弥敦道闹市行走，突然停下阻塞了交通，车上下来两名军官进入商店购物，许久才出来将车开走，站在路旁的港英警察不敢干涉。闻说某天有个新一军士兵驾车，撞倒两名行人后扬长而去。也发生过英警与他们互相殴打的事件。
某日傍晚，两名广州行营派出的宪兵在油麻地上海街巡逻，碰巧英国警察驱赶小贩，一老妇被推倒在地，英警抢走了她的货品。这两名中国宪兵见状，上前向英警挥动拳头，并喝令：“不许欺侮中国人！”周围小贩拍手叫好。另一个深夜，旺角一家酒吧里，一个英国军官被一个新一军军官骂道：“你这洋小子神气什么？在缅甸见到日本鬼就逃命，全靠老子拼命才救了你们！”酒后吐真言，这个军官的话语勾出了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根据中英协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援英抗日。新一军的前身就是当年远征军中的新三十八师，许多官兵都有与英军合作的经历，也积聚了满胸怨气。
这些国民党部队中，心怀强烈民族情感的青年不是少数。但他们却要由美国军舰运送去投入内战的战场，历史的悲剧竟是如此。
在香港候船北上的这些士兵，临行前是知道要去打内战的，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感受。一个九十三军的云南籍士兵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流露心声：“我们刚从越南受降回到南宁，就奉命经梧州、广州来到香港。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胜利了，大家都想回老家过太平日子，想不到……唉！”而另一个相貌堂堂的新一军军官则表达了一种“骄兵”的心态：“我们去东北打共产党，很快就可以结束战事。论战斗经验和武器装备，共军都不是对手。我这次去，可能连枪炮声还没有听见，仗就打完了。”究竟他们离开香港以后的命运如何呢？
当年美国协助运送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约23万人，其中半数经香港海路北上。由于苏联军队控制了大连港和营口港，他们无法进入，就改在美军陆战队进占的秦皇岛登陆。这些全副美国装备的“精锐之师”登陆之初，以其绝对的军力优势，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控制地区，发动全面攻势。许多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迅速落入国军手中，中共则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经过激烈较量，至1948年底，这些北上的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基本上消灭掉了。
最早进入九龙的第十三军，也是最早在秦皇岛登陆的先遣部队。该部于1945年11月登陆后，随即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而控制热河（现承德及周围区域）。后来，随着战区变化从东北向华北转移，在河北密云地区被歼一个师，再调入北平（现北京）。最终，于1949年1月31日，随国民党华北军事统帅傅作义麾下20万官兵在北平放下武器，接受中共和平条件，改编为解放军。军长石觉逃走。
新一军于1946年3月在秦皇岛登陆后，沿铁路线推进，经锦州到沈阳、长春，曾参加著名的四平街争夺战。这个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曾发出手令：“新一军为国军命脉，必须慎重使用。”而东北民主联军则有句谚语：“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因抗战时期它在缅甸作战表现出色，美军顾问团也对其在东北的战果寄予希望。可是，一年之内，这块“白菜心”就被吃掉三分之一。最后于1948年10月底，在辽西锦州战役中被全部消灭。原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被编入新七军后，参加守卫长春，当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领下投降。
新一军的三名军长有着不同的命运，副军长文小山在锦州战场被俘；首任军长孙立人于1947年离任，1950年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被密告“图谋兵变”，遭蒋介石幽禁；继任军长潘裕昆在东北战败后出走香港，于1949年8月参加“香港起义”，与44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名脱离蒋介石政权，支持共产党。
第九十三军这支云南部队与中央军素有矛盾，蒋介石对其已不信任，于辽沈战役向解放军投降。该军的营团级军官被释放回家乡，其中许多人又被编入重建的九十三军。他们于1949年12月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领下宣布起义，促成云南和平解放。
第六十四军于1946年冬登陆青岛，后因东北危急调驻葫芦岛。1948年锦州战役时，撤到华东。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最后退到台湾。
它们后来没有一支再是“胜利之师”，但其中不少士兵被俘或起义之后，加入了解放军，掉转枪口，从东北南下，以胜利者的姿态又回到广东。如果再追踪下去，还有些人又随所在部队再上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时期，香港已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随着历代行政建制几经变迁，香港先后隶属南海郡番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和新安县。唐朝时已是中外海上交通的要冲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中央政府曾派兵在香港驻守。明清时期在香港修筑炮台，抵御外患，成为海防要地。
清朝嘉庆年间，中国国力开始衰落，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开始向外侵略扩张，开辟新的市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1800年前后开始从中国大宗输入茶叶、丝绸、布匹等货物。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勾结政府从事走私鸦片的生意。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1839年3月，林则徐奉清朝道光皇帝之命赴广州禁烟，在虎门一举销毁了收缴的英国商人的全部鸦片，这就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虎门销烟。英国政府不甘心失败，于1840年6月派出了由48艘舰只、4000多人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侵犯中国南疆，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侵略军先后攻陷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兵临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南京长江边的静海寺内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将广东省珠江口外，濒入南海的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56年10月，英国又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6月9日，英国又乘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及附近的235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通过上述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也没有力量把它们废除。如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两次提出收回包括新界在内的租借地问题，遭到英国顽固拒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鉴于联合抗日形势的需要，被迫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在草拟的中英新约条款中，乘机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但是英国坚持其殖民地的立场，拒绝同中国谈判新界和香港问题。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英两国就香港日军受降和接收权问题的争执，以英方获胜告终。英军登陆后建立了军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管制。
此时，进驻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方面军正是原来奉命进入香港的部队，该军上下对于丧失香港日军受降权深感不满。第十三军于9月中旬开始接收广九铁路沿线，解除当地日军武装。许多官兵在深圳一带面对分界线另一方的英军岗哨，怒火中烧。某日，有数名日军俘虏和汉奸分子逃入英界，中方一个连前去追捕，被英方军警拦阻，双方冲突中一名英军被打伤。中方排长带领土兵高呼“收回港九”，并鸣枪示威后撤回。这类摩擦事件曾多次发生。
问题不仅出自国民党部队下级官兵，当时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也经常流露出对香港英国当局的对抗情绪。这位在北伐时期率领“铁军”征战，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将领，对于未能挥军进入香港一直耿耿于怀。不久，第二方面军建制改为“行营”，张发奎就任广州，行使军权。此后，粤港军方在多方面仍时有摩擦和纠纷。
事有凑巧。张发奎突然接到蒋介石由战时“陪都”重庆发来的密令，从10月开始，陆续将其部队主力经香港北运。背景是当时中共原抗日部队已有十万之众进入东北，并创建根据地；而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还远在西南、华南，鞭长莫及。虽然国共双方正进行和平谈判，但内战即将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求英国允许其部队由广东经香港船运北上，美国提供运输支持，前去抢占东北地盘。于是，广东军方与港英之间的一幕对手戏出台了。
三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驻守新界边境的港英哨兵被突如其来的情境吓得目瞪口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跨越边界线，浩浩荡荡进入新界，向九龙进发。事缘于广州行营接到重庆军委命令：“即以第十三军开入九龙候船北运。”张发奎认为，外交事务中央负责，我们只执行命令，于是在未征得港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第十三军一个师强行开入九龙，进驻九龙塘。这支部队在九龙塘驻地占用民房和公共场所，封锁交通、设立警戒线，使用“国币”购物，一时造成了紧张气氛。
急坏了的港英政府再三要求与广东军方进行协商。10月下旬，广州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到香港，代表张发奎与英方谈判。
英方代表菲士廷陆军少将要求双方共同规定过境部队每次人数、停留天数、行动范围、纪律维持等细则，经反复争议后达成原则协议：
一、中方国民党部队每一次（批）过境人数不超过5000人，但如美国运输船增多则不受此限，增加人数通报英方。
二、过境部队每次（批）在港停留不超过72小时，但如受天气及船期影响则例外。
三、过境官兵候船期间，可在九龙地区自由活动，但不能去港岛，而经部队批准有特殊需要者不受此限。
四、双方共组纪律执行队，广州行营和驻港英军各派一个宪兵连参与，过境部队的师级单位再派一个营协助。
五、过境部队在规定活动范围之外行动时，军官可携自卫枪械，士兵一律不得佩带武器。
六、过境部队军官在港九任何地区行动，不受港英军警的盘查，仅由纪律执行队约束；过境部队官兵在港九境内发生涉及法律的事件，均由中国军方处理，英方无法律管辖权。
这些协议由双方制订命令，付诸实行。
从以上协议内容来看，双方都做了让步。广州行营方面，张发奎为首的高级将领预先内定了几条原则：一、应考虑国家主权问题，而不局限于部队过境一事，争取在港九地区，至少在九龙有长期驻军权；二、维护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地位，必须坚持独立的军事法权，不受港英法律的任何约束；三、关于部队纪律的维持，应以中方为主，不能任由英军插手。这些原则反映出国民党广州军方领导人对港英的强硬立场，而这个立场又得到广东省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名义的支持。当时，争取长期驻军权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英方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重庆国民政府从外交角度亦不会支持这个主张，蒋介石就曾批评过张发奎的一些有关“收回香港”的言论，并责令他“约束部属”。至于独立军事法权和“以我为主”维持部队纪律的原则，显然是英方被迫让步的结果。
港英方面虽然由陆军代表出面谈判，似乎完全是两军之间事务性的操作问题，其实幕后的决策者是伦敦的外相。英国人将这件事的处理原则服从于他们的亚洲以至全球利益。首先，不允许有任何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权的协议；其次，不涉及管治权的临时性事项，可以灵活处置。英国人明白，国民党部队过境是暂时的事件，尽快将他们送走便是。即使双方发生摩擦，也应息事宁人。一位国民政府驻港外交官对李汉冲透露，英国人目前处事非常小心。据说，太平洋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提出，九龙可以由中美两国驻军。伦敦方面十分烦恼，他们担心，一旦与国民党官兵的冲突引发，美国借口调停，派兵进驻香港，那就后患无穷了。为此，驻港英军司令菲士廷曾赴广州拜会张发奎，以示修好，并暗示某些国民党过境部队有不良行为，也属于“区区小事”，不必惊动将军。由此看来，英方在协议中做些让步，完全是符合其整体利益的策略。但允许广州行营宪兵连驻港维持军队纪律一项，后来发现“上了当”，这会成为变相驻军，于是要求广州方面将宪兵连撤走。
当时粤港之间没有出入境管制，居民可自由来往，军人以个人身份也有此权利。1946年2月，英方要求广州行营限制军装人员赴港，并规定，中校以下军官必须持有特殊证明，才能携带武器进入香港。于是，广州方面一切变相驻军香港的意图都落空。
四
广九铁路恢复通车之后，一列列满载兵员、大炮、卡车的专列，不分昼夜从广州、东莞等地开往九龙。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总共10多万国民党部队经香港北运，其番号包括十三军、第一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以及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大部分是去东北的。
当军运列车隆隆越过罗湖桥进入新界时，铁路两旁的英军哨兵默默注视着。车厢内有人向英军挥手，也有人做鬼脸。“Hello！”一名曾在缅甸与英军一起打日本人的军官大声叫喊。
九龙街头尤其是太子道、弥敦道一带，顿时出现了一道风景线。美国小吉普、中吉普、十轮卡车疾驰而过，车身多为BIA或13A等标记。曾有人目睹一辆中吉普在弥敦道闹市行走，突然停下阻塞了交通，车上下来两名军官进入商店购物，许久才出来将车开走，站在路旁的港英警察不敢干涉。闻说某天有个新一军士兵驾车，撞倒两名行人后扬长而去。也发生过英警与他们互相殴打的事件。
某日傍晚，两名广州行营派出的宪兵在油麻地上海街巡逻，碰巧英国警察驱赶小贩，一老妇被推倒在地，英警抢走了她的货品。这两名中国宪兵见状，上前向英警挥动拳头，并喝令：“不许欺侮中国人！”周围小贩拍手叫好。另一个深夜，旺角一家酒吧里，一个英国军官被一个新一军军官骂道：“你这洋小子神气什么？在缅甸见到日本鬼就逃命，全靠老子拼命才救了你们！”酒后吐真言，这个军官的话语勾出了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根据中英协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援英抗日。新一军的前身就是当年远征军中的新三十八师，许多官兵都有与英军合作的经历，也积聚了满胸怨气。
这些国民党部队中，心怀强烈民族情感的青年不是少数。但他们却要由美国军舰运送去投入内战的战场，历史的悲剧竟是如此。
在香港候船北上的这些士兵，临行前是知道要去打内战的，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感受。一个九十三军的云南籍士兵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流露心声：“我们刚从越南受降回到南宁，就奉命经梧州、广州来到香港。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胜利了，大家都想回老家过太平日子，想不到……唉！”而另一个相貌堂堂的新一军军官则表达了一种“骄兵”的心态：“我们去东北打共产党，很快就可以结束战事。论战斗经验和武器装备，共军都不是对手。我这次去，可能连枪炮声还没有听见，仗就打完了。”究竟他们离开香港以后的命运如何呢？
当年美国协助运送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约23万人，其中半数经香港海路北上。由于苏联军队控制了大连港和营口港，他们无法进入，就改在美军陆战队进占的秦皇岛登陆。这些全副美国装备的“精锐之师”登陆之初，以其绝对的军力优势，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控制地区，发动全面攻势。许多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迅速落入国军手中，中共则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经过激烈较量，至1948年底，这些北上的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基本上消灭掉了。
最早进入九龙的第十三军，也是最早在秦皇岛登陆的先遣部队。该部于1945年11月登陆后，随即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而控制热河（现承德及周围区域）。后来，随着战区变化从东北向华北转移，在河北密云地区被歼一个师，再调入北平（现北京）。最终，于1949年1月31日，随国民党华北军事统帅傅作义麾下20万官兵在北平放下武器，接受中共和平条件，改编为解放军。军长石觉逃走。
新一军于1946年3月在秦皇岛登陆后，沿铁路线推进，经锦州到沈阳、长春，曾参加著名的四平街争夺战。这个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曾发出手令：“新一军为国军命脉，必须慎重使用。”而东北民主联军则有句谚语：“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因抗战时期它在缅甸作战表现出色，美军顾问团也对其在东北的战果寄予希望。可是，一年之内，这块“白菜心”就被吃掉三分之一。最后于1948年10月底，在辽西锦州战役中被全部消灭。原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被编入新七军后，参加守卫长春，当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领下投降。
新一军的三名军长有着不同的命运，副军长文小山在锦州战场被俘；首任军长孙立人于1947年离任，1950年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被密告“图谋兵变”，遭蒋介石幽禁；继任军长潘裕昆在东北战败后出走香港，于1949年8月参加“香港起义”，与44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名脱离蒋介石政权，支持共产党。
第九十三军这支云南部队与中央军素有矛盾，蒋介石对其已不信任，于辽沈战役向解放军投降。该军的营团级军官被释放回家乡，其中许多人又被编入重建的九十三军。他们于1949年12月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领下宣布起义，促成云南和平解放。
第六十四军于1946年冬登陆青岛，后因东北危急调驻葫芦岛。1948年锦州战役时，撤到华东。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最后退到台湾。
它们后来没有一支再是“胜利之师”，但其中不少士兵被俘或起义之后，加入了解放军，掉转枪口，从东北南下，以胜利者的姿态又回到广东。如果再追踪下去，还有些人又随所在部队再上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