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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是情怀，使命是担当。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为代表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群体，心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勇立时代潮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立下了卓越功勋。回望他们将初心变为恒心、把使命视作生命的历史足迹，始终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发奋图强，砥砺前行，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追寻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的赤子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对于湘籍早期共产党员而言，出发的地方，也就是初心萌发的地方。
据统计，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地的早期组织成员58人中，湘籍有20人。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中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中有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中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共产党广州早期组织中有李季，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中有陈公培，旅日中共早期组织中有周佛海。因各种原因，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等未参加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活动。1922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湘籍党员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维汉、李立三、何长工、夏明翰、郭亮、杨开慧、毛泽民等一大批人。在此，我们要探寻的是：这一数量较大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群体的初心从哪里来，又怀着什么样的初心出发？
初心来自知民疾苦，他们怀着拯救穷困交加中国人民的初心出发。湘籍早期共产党员，有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之家，有的则自小长于殷实优裕之家。然而，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出身怎样，在青少年时代，他们对社会苦难现实的耳濡目染，共同激发着他们去思考和探索如何去关心身边周遭“大多数穷苦人民”的最终命运。
在毛泽东的心里，仗义济民的情怀很早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从小参加劳动，成长过程中被“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读书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和“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他思考“大多数穷苦人民”的命运。蔡和森自幼经常和农家子弟打成一片，放牛、扯草、种地、扮禾等农活样样干过。他同情农民，在他居住过的荷叶镇，至今还流传着他带着妹妹蔡畅帮助邻居曾老爹种豆子的故事。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邓中夏曾说过：“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在湘籍早期共产党员身上早已印证：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我们党的初心，也是我们党的恒心。
初心来自民族忧患，他们怀着振兴积贫积弱中华民族的初心出发。20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园里，莘莘学子在共同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努力上进，求学求友，相互探討。在此求学的罗学瓒，目睹社会的苦状，立下了匡扶社稷的志向。他曾详细论述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
少年任弼时也在深入思考。翻开他在汨罗序贤小学求学时的作文，“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的文字，洋溢纸上。1917年，年仅13岁的任弼时，在叙述当时中国遭受东西列强侵略、被迫割地的惨祸之后，发出了慨叹：“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促使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初心来自马列主义，他们怀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出发。20世纪初的中国，蒙昧黑暗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中华民族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以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的许多湖南青年，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真理的感召下，逐渐汇合聚拢，形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磅礴之力。
1918年7月，蔡和森在北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率先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观点。1919年，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后，通过“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受到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湖南后，又通过刻苦学习领悟和积极参与领导包括湖南五四学生运动、“驱张”“自治”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向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班就读的罗章龙，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曾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鲁迅”的李达，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大起大落。起初，他立志教育救国，然而，在目睹学政腐败之后，他两次赴日留学，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镜花水月。就在他内心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为他指明了光明的前景。他克服种种困难，通过认真学习研究，连续撰写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1921年的浙江嘉兴，“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从此以后，前赴后继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在行动上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 敬仰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的勇担使命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勇担使命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多次经受历史风霜的考验，在无数艰难险阻、严酷考验中苦苦求索，奋力拼搏。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活的灵魂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人，在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常常面临着敢与不敢的考验。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蒙达尼会议。会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几次致信毛泽东，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毛泽东回信说，“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第一个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毛泽东也是第一个提出“走自己的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秋收起义一声枪响，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由此开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历经无数曲折，最终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形成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实在在“换了人间”。
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劈波斩浪奋勇前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党的初创阶段，湘籍早期共产党人英才之众、贡献之著，可以说享誉全国：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第一个省支部——中共湖南支部，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都出自湖南。在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早期共产党员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创建或活动。
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的胜利，是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史上第一次重大胜利。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被誉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辉煌壮举。”李中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组织。李启汉因发动上海邮务工人响应香港海员大罢工而被捕入狱两年，“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朱务善为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建党作出了贡献。
历史证明，初心并非一劳永逸，使命也需要在严酷的考验中锤炼，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坚守。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中，也有个别人在大浪淘沙中落伍、变节、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如周佛海、吴雨铭等。这表明，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和使命不易，惟有如临薄冰、战战兢兢，“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方能守好初心和使命，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激烈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在面对小家还是大家的抉择中，往往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杨开慧、张昆弟、罗学瓒、李启汉、郭亮等一大批湘籍早期共产党员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为忠于革命事业，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孟雄和缪伯英是我们党内一对著名的“英”“雄”夫妻，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在上海开展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染上重病。临终前，她拉着丈夫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在缪伯英去世后，何孟雄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止，直到1931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2月7日，他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道英勇就义，年仅32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我们今天学习和传承先辈的初心和使命，就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和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我们要时刻牢记：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追寻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的赤子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对于湘籍早期共产党员而言，出发的地方，也就是初心萌发的地方。
据统计，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地的早期组织成员58人中，湘籍有20人。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中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中有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中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共产党广州早期组织中有李季，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中有陈公培，旅日中共早期组织中有周佛海。因各种原因，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等未参加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活动。1922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湘籍党员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维汉、李立三、何长工、夏明翰、郭亮、杨开慧、毛泽民等一大批人。在此，我们要探寻的是：这一数量较大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群体的初心从哪里来，又怀着什么样的初心出发？
初心来自知民疾苦，他们怀着拯救穷困交加中国人民的初心出发。湘籍早期共产党员，有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之家，有的则自小长于殷实优裕之家。然而，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出身怎样，在青少年时代，他们对社会苦难现实的耳濡目染，共同激发着他们去思考和探索如何去关心身边周遭“大多数穷苦人民”的最终命运。
在毛泽东的心里，仗义济民的情怀很早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从小参加劳动，成长过程中被“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读书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和“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他思考“大多数穷苦人民”的命运。蔡和森自幼经常和农家子弟打成一片，放牛、扯草、种地、扮禾等农活样样干过。他同情农民，在他居住过的荷叶镇，至今还流传着他带着妹妹蔡畅帮助邻居曾老爹种豆子的故事。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邓中夏曾说过：“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在湘籍早期共产党员身上早已印证：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我们党的初心，也是我们党的恒心。
初心来自民族忧患，他们怀着振兴积贫积弱中华民族的初心出发。20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园里，莘莘学子在共同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努力上进，求学求友，相互探討。在此求学的罗学瓒，目睹社会的苦状，立下了匡扶社稷的志向。他曾详细论述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
少年任弼时也在深入思考。翻开他在汨罗序贤小学求学时的作文，“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的文字，洋溢纸上。1917年，年仅13岁的任弼时，在叙述当时中国遭受东西列强侵略、被迫割地的惨祸之后，发出了慨叹：“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促使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初心来自马列主义，他们怀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出发。20世纪初的中国，蒙昧黑暗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中华民族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以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的许多湖南青年，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真理的感召下，逐渐汇合聚拢，形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磅礴之力。
1918年7月，蔡和森在北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率先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观点。1919年，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后，通过“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受到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湖南后，又通过刻苦学习领悟和积极参与领导包括湖南五四学生运动、“驱张”“自治”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向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班就读的罗章龙，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曾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鲁迅”的李达，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大起大落。起初，他立志教育救国，然而，在目睹学政腐败之后，他两次赴日留学，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镜花水月。就在他内心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为他指明了光明的前景。他克服种种困难，通过认真学习研究，连续撰写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1921年的浙江嘉兴，“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从此以后，前赴后继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在行动上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 敬仰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的勇担使命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勇担使命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多次经受历史风霜的考验，在无数艰难险阻、严酷考验中苦苦求索，奋力拼搏。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活的灵魂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人，在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常常面临着敢与不敢的考验。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蒙达尼会议。会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几次致信毛泽东，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毛泽东回信说，“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第一个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毛泽东也是第一个提出“走自己的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秋收起义一声枪响，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由此开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历经无数曲折，最终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形成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实在在“换了人间”。
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劈波斩浪奋勇前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党的初创阶段，湘籍早期共产党人英才之众、贡献之著，可以说享誉全国：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第一个省支部——中共湖南支部，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都出自湖南。在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早期共产党员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创建或活动。
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的胜利，是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史上第一次重大胜利。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被誉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辉煌壮举。”李中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组织。李启汉因发动上海邮务工人响应香港海员大罢工而被捕入狱两年，“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朱务善为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建党作出了贡献。
历史证明，初心并非一劳永逸，使命也需要在严酷的考验中锤炼，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坚守。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中，也有个别人在大浪淘沙中落伍、变节、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如周佛海、吴雨铭等。这表明，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和使命不易，惟有如临薄冰、战战兢兢，“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方能守好初心和使命，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激烈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在面对小家还是大家的抉择中，往往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杨开慧、张昆弟、罗学瓒、李启汉、郭亮等一大批湘籍早期共产党员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为忠于革命事业，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孟雄和缪伯英是我们党内一对著名的“英”“雄”夫妻，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在上海开展工作期间，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染上重病。临终前，她拉着丈夫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在缪伯英去世后，何孟雄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止，直到1931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2月7日，他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道英勇就义，年仅32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我们今天学习和传承先辈的初心和使命，就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和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我们要时刻牢记：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