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2年6月8日，越南战争已接近尾声，就在这一天，久战不胜的美国飞机对可能存在越共分子的全邦村实施凝固汽油弹空中轰炸。那天，9岁的潘金淑和弟弟还有表弟、表妹都躲在这个村子里，她被燃烧着的汽油弹击中，身上的衣服瞬间被点燃，她一边哭喊着奔跑，一边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她的身边是她惊惶失措的弟弟和表弟、表妹。他们身后，是一群美国士兵。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在场的一名战地记者，他掏出相机，迅速按下快门，拍下了惨无人道的这一幕。这名记者不是别人，正是美联社摄影记者、越南人黄功吾。随后，黄功吾拦下一辆美军吉普车，将潘金淑送往医院，之后，他匆匆赶回去冲洗照片。
潘金淑在医院住了14个月，前后做了1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虽然最后保住了性命，可是身上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黄功吾将拍摄的这张照片取名为《战火中的女孩》（又名《火从天降》，1973年获普利策新闻照片奖）传到美国，很快被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并迅速被世界各大媒体转发。
《战火中的女孩》很快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当得知这位叫潘金淑的幸存者真实存在时，他陷入极度的自责中。之后不久，这场战争终于在人们的盼望中结束。有人说，是这幅照片使越战得以提前半年结束。之后，潘金淑作为证明那场战争真实性和越战惨绝人寰的历史见证人，被越南政府当作美国罪恶的活标本而树立起来。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潘金淑要经常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的反战宣传采访，无休止的采访严重影响着她的生活和学习，让这位小女孩苦不堪言。每次接受采访她都要将童年遭遇的恐怖经历回忆一次，每一次讲述对她都是一次残酷的精神折磨。她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考虑离开越南。1982年，19岁的潘金淑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古巴学医，1986年，她终于得以顺利出国。在古巴学习期间，潘金淑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名前来古巴学习的越南青年。两人一见钟情，1992年，两人在古巴结婚。
婚后，潘金淑希望过一种平静属于自己的生活，于是她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莫斯科进行蜜月旅行，这是一个大胆的逃离计划。依照计划，她和爱人成功地在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留了下来。从此，这位曾经的战争受害者，现在的反战形象大使，过上了隐姓埋名的日子。在加拿大，潘金淑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她努力尝试着忘掉战争的记忆，宽恕那些在战争中伤害自己的人，宽恕1972年6月8日那天向她身上投下了燃烧弹的美军飞行员。她过上了一段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很快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和平静。
可是，幸福的日子总是太短暂，3年后，平静再次被打破，她还是被人发现了踪迹，一位名叫乔·麦克纳利的摄影师在多伦多找到了这位“传奇女性”。他要求拍摄潘金淑现在的生活状态，当时恰巧潘金淑要给儿子喂奶，于是这样一张暴露战争留下可怕伤疤的背部的女人，慈爱地抱着一个幼小孩子的照片诞生了。很快这幅照片刊登在《多伦多太阳报》的头版。
照片刊登后，这个当年在战火中裸奔的女孩的命运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再一次掀起关于战争的讨论， “照片实际上是上天给予我的一个充满力量的礼物，它让我可以告诉人们真正的战争是怎么样的。”潘金淑说。 她决定利用自己身上的伤疤现身说法，唤醒人们的和平意识，为世界和平做点事情。
1996年11月美国退伍军人节，潘金淑应邀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集会，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她向数千名参加过那一场战争，伤害过她和她的同胞的退伍老兵发表演说。“正如你们所知，我就是那个在汽油燃烧弹的大火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我不想讨论战争，因为我无法改变历史。我只希望你们牢记战争的悲剧，希望你们能够为制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争战与杀戮做出努力。”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他径直走到潘金淑面前，说，“对不起，那个人是我”。他是约翰·普拉默，是一名教堂的牧师，也是当年越战中的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他向潘金淑承认，1972年6月8日下令向她的村庄投掷燃烧弹的人就是他，那一年他24岁。在那次执行完任务以后，普拉默看到了那幅在战火中裸奔的照片，从此，整整24年，普拉默陷在痛苦和惊恐中不能自拔。“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只能双膝跪倒，说我再也不愿做这样的恶事了”，战后他回到美国，但是罪恶感并没有停止，24年来，他整日借酒消愁，醉生梦死，沉溺于自责和噩梦之中。
1996年，普拉默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越战中“汽油弹女孩”的报道，得知潘金淑还活着，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并且，还将会来美国参加越战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时，于是，普拉默决定，要和她见一面。
当这个越南女人用英语说道：“如果我可以和那个投下了炸弹的飞行员面对面地对话， 我会告诉他，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为未来做一些好的事情，为促进将来的和平”，普拉默再也坐不住了。潘金淑一讲完，他就冲出人群，向这个他曾经伤害过的异国女人表示忏悔：“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而此时此刻，潘金淑只有抱着这位泣不成声的大男人，一句一句地安慰：“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事情到这本该结束了，可是，1998年1月12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报道声称，约翰·普拉默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并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撒了谎。报道说，尽管普拉默声称那天的炸弹是他下令投掷的，但是事实上，1972年6月8日在潘金淑的家乡投下汽油燃烧弹的并不是他。并且根据约翰·普拉默前任长官的说法，约翰·普拉默所在的职位并没有下命令攻击的权力。也就是说，约翰·普拉默“冒认”了这个本不该他承担的罪责。“我从来不想欺骗任何人，”他说，“我只是在潘金淑演讲那天实在是太情不自禁了。对于这场战争，总该有人出来承认和道歉，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我有责任站出来，至于投掷燃烧弹的人到底是谁，真的不重要。”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在场的一名战地记者，他掏出相机，迅速按下快门，拍下了惨无人道的这一幕。这名记者不是别人，正是美联社摄影记者、越南人黄功吾。随后，黄功吾拦下一辆美军吉普车，将潘金淑送往医院，之后，他匆匆赶回去冲洗照片。
潘金淑在医院住了14个月，前后做了1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虽然最后保住了性命，可是身上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黄功吾将拍摄的这张照片取名为《战火中的女孩》（又名《火从天降》，1973年获普利策新闻照片奖）传到美国，很快被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并迅速被世界各大媒体转发。
《战火中的女孩》很快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当得知这位叫潘金淑的幸存者真实存在时，他陷入极度的自责中。之后不久，这场战争终于在人们的盼望中结束。有人说，是这幅照片使越战得以提前半年结束。之后，潘金淑作为证明那场战争真实性和越战惨绝人寰的历史见证人，被越南政府当作美国罪恶的活标本而树立起来。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潘金淑要经常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的反战宣传采访，无休止的采访严重影响着她的生活和学习，让这位小女孩苦不堪言。每次接受采访她都要将童年遭遇的恐怖经历回忆一次，每一次讲述对她都是一次残酷的精神折磨。她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考虑离开越南。1982年，19岁的潘金淑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古巴学医，1986年，她终于得以顺利出国。在古巴学习期间，潘金淑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名前来古巴学习的越南青年。两人一见钟情，1992年，两人在古巴结婚。
婚后，潘金淑希望过一种平静属于自己的生活，于是她向越南政府提出前往莫斯科进行蜜月旅行，这是一个大胆的逃离计划。依照计划，她和爱人成功地在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留了下来。从此，这位曾经的战争受害者，现在的反战形象大使，过上了隐姓埋名的日子。在加拿大，潘金淑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她努力尝试着忘掉战争的记忆，宽恕那些在战争中伤害自己的人，宽恕1972年6月8日那天向她身上投下了燃烧弹的美军飞行员。她过上了一段平静而自由的生活。很快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和平静。
可是，幸福的日子总是太短暂，3年后，平静再次被打破，她还是被人发现了踪迹，一位名叫乔·麦克纳利的摄影师在多伦多找到了这位“传奇女性”。他要求拍摄潘金淑现在的生活状态，当时恰巧潘金淑要给儿子喂奶，于是这样一张暴露战争留下可怕伤疤的背部的女人，慈爱地抱着一个幼小孩子的照片诞生了。很快这幅照片刊登在《多伦多太阳报》的头版。
照片刊登后，这个当年在战火中裸奔的女孩的命运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再一次掀起关于战争的讨论， “照片实际上是上天给予我的一个充满力量的礼物，它让我可以告诉人们真正的战争是怎么样的。”潘金淑说。 她决定利用自己身上的伤疤现身说法，唤醒人们的和平意识，为世界和平做点事情。
1996年11月美国退伍军人节，潘金淑应邀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集会，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她向数千名参加过那一场战争，伤害过她和她的同胞的退伍老兵发表演说。“正如你们所知，我就是那个在汽油燃烧弹的大火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我不想讨论战争，因为我无法改变历史。我只希望你们牢记战争的悲剧，希望你们能够为制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争战与杀戮做出努力。”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他径直走到潘金淑面前，说，“对不起，那个人是我”。他是约翰·普拉默，是一名教堂的牧师，也是当年越战中的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他向潘金淑承认，1972年6月8日下令向她的村庄投掷燃烧弹的人就是他，那一年他24岁。在那次执行完任务以后，普拉默看到了那幅在战火中裸奔的照片，从此，整整24年，普拉默陷在痛苦和惊恐中不能自拔。“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只能双膝跪倒，说我再也不愿做这样的恶事了”，战后他回到美国，但是罪恶感并没有停止，24年来，他整日借酒消愁，醉生梦死，沉溺于自责和噩梦之中。
1996年，普拉默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越战中“汽油弹女孩”的报道，得知潘金淑还活着，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并且，还将会来美国参加越战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时，于是，普拉默决定，要和她见一面。
当这个越南女人用英语说道：“如果我可以和那个投下了炸弹的飞行员面对面地对话， 我会告诉他，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为未来做一些好的事情，为促进将来的和平”，普拉默再也坐不住了。潘金淑一讲完，他就冲出人群，向这个他曾经伤害过的异国女人表示忏悔：“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而此时此刻，潘金淑只有抱着这位泣不成声的大男人，一句一句地安慰：“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事情到这本该结束了，可是，1998年1月12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报道声称，约翰·普拉默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并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撒了谎。报道说，尽管普拉默声称那天的炸弹是他下令投掷的，但是事实上，1972年6月8日在潘金淑的家乡投下汽油燃烧弹的并不是他。并且根据约翰·普拉默前任长官的说法，约翰·普拉默所在的职位并没有下命令攻击的权力。也就是说，约翰·普拉默“冒认”了这个本不该他承担的罪责。“我从来不想欺骗任何人，”他说，“我只是在潘金淑演讲那天实在是太情不自禁了。对于这场战争，总该有人出来承认和道歉，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我有责任站出来，至于投掷燃烧弹的人到底是谁，真的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