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人是生活在尼罗河畔的一个原始部落人群，牛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在碰到婚丧嫁娶需要宰牛的时候，努尔人会把牛单独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做它的思想工作。他们亲热地拍着牛脖子，大致意思是说：牛哥，你看阿花就要嫁人了，她是你看着长大的啊。我们决定把你宰了，不知你有没有意见……好，不说话就是没意见，你真是舍己为人的好同志……
　　我不知牛是怎么想的，按牛的思想觉悟最多是“想杀就杀，别跟牛爷来这套”，或许牛脾气上来要和你同归于尽。因此，这样的思想工作也是一项危险且艰巨的工作。
　　我读书的时候脾气也和牛相似，初中班主任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虽然他从没想过把我宰了，但工作总是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次，他终于放弃了努力，扬言要把我带到校长室开除。校长室在五楼，校长是个同奥威尔《如此欢乐童年》中“翻脸”一样的人。走到二楼时，班主任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又到了三楼，我仍然不吭声，他开始有点紧张。到了四楼，他的脚步明显放慢，开始头上冒汗。我望着他，忽然放声大哭，说再也不顶撞他了。班主任擦着头上的汗如释重负，当场在楼道里释放了我。
　　很多年后我读到经济学的博弈论，忽然觉得当时的这场思想工作简直是一道关于“囚徒困境”的典型命题，如果我不让步，那么这差不多是最坏的不合作博弈；两个倒霉蛋一起到了校长室，我自然会成为顽劣的典型，而我那个老师，也会被校长看成一个连小屁孩都管教不了的窝囊废。而且，我敢保证，他比我更害怕见到校长。
　　我当时是哭了，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毕竟化解了危机。而且那时我还小，还没读过洛克的《论宽容》，也没读过伯里的《思想自由史》，我不会说出什么很体面的话为自己辩护，况且，做思想工作从来就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特权。
　　但这个世界并非人人像我这样会妥协。大约在1690 年的西班牙，一群异教徒被反复教育之后仍然冥顽不化，于是教会决定把他们都做成奥尔良烤翅。在架起的火堆前，教士再一次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21 个男女异教徒竟迫不及待地争相往火堆里跳。思想工作比烈焰更可怕。
　　我当时只是在四楼，看得还不够远。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忽然明白，一个盛行思想工作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
　　（马宾昆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