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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T”形题记作为中唐时期一种特殊的题记类型，在敦煌石窟中出现了数例这样的例子，其中最典型的有莫高窟第365窟以及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东壁的题记。
关键词：莫高窟第365窟；榆林窟第25窟；T形题记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1-03
一、T型题记的分布情况
“T”形题记主要见于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石窟之中，其中敦煌莫高窟第365窟的题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窟壁画表层是西夏作品，该窟的主要建筑是七佛药师坛，其中央部分的壁画因年深日久而脱落，内层有藏、汉文题记。由于内层被覆盖前似曾有竹篱爬梳过的痕迹，题记严重残损。①汉文题记在下，呈竖矩形；藏文题记在上(位于佛龛下沿正中突出部分)，为横矩形，汉文题记多行，自右向左用墨字竖写在红泥底上，有“洪”等文字，但无具体年月；藏文题记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用墨字自左向右横写在黄泥底上，共三行。②藏文题记与汉文题记相交成“T”形。另外敦煌莫高窟第251窟中心柱西、南、北三壁上的题记，以及莫高窟第75窟龛下题记的式样，③均与莫高窟第365窟的题记式样相同。④
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主室为方形覆斗顶窟，洞窟中心设佛坛，主室正壁(东壁)画八大菩萨曼荼罗，北壁为弥勒经变，南壁是观无量寿经变，西壁门两侧分别绘有文殊变、普贤变。前室门两侧壁绘有北方天王和南方天王。⑤“在前室门南毗沙门天王壁画下部有一则游人题记，是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所写，说明至少在公元900年时此窟已无人管理，任人随意题写了。”⑥在第25窟的壁画中，并不是每个壁上的壁画题记都是“T”形，而只有东壁上的所有题记画面呈现“T”形，题记现存六例：毗卢遮那佛的右侧存有五个，左侧一个。这些画面（除毗卢遮那佛右边的一个没有题记外）的垂直部分是汉文题记，但所有的图例中横向部分文字缺失。然而，根据历史事实来推断，此洞窟作为纪念唐蕃和平协约的证据，事实上藏文是写在水平线上的，毫无疑问，这些水平区域是打算写藏文题记的。⑦
二、T型题记的提出及诸位学者的研究
自1980年由黄文焕先生首次提出这种特殊的“T”形题记以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在他撰写的与“T”形题记有关的论文《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中，黄文焕先生观察到这种“T”形题记的结构，并认为是中唐时期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洞窟常用式样，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黄文焕先生认为这个佛龛是中唐时期著名汉僧“洪”所建“七佛药师之堂”，又根据此龛有吐蕃文字的题记，故认为是“洪”于吐蕃割据河西时期所建。⑧莫高窟第365窟藏文题记被损三分之二以上，不见“洪”字样，但仔细观察残留部分，却发现以现存实字为主体，加缀依据残存字迹而给予合理复原的一些字，就能确知“洪”建窟的具体时间。⑨经过对题记的内容进行仔细的研究后，黄文焕先生认为，藏文题记的内容应该是“洪”自己拟定的，而藏文题记的书写者，则是“塔塔”和“索晟”。从名字来看，“塔塔”既非汉人也非吐蕃人，而是其他兄弟民族，“索晟”或是汉化已久的胡人。从允许在题记后面署名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并非一般藏文书写手。因为依据吐蕃经卷的惯例，藏文书写手通常由地位低下的奴隶或役丁来充任，但绝不允许他们在所抄写的东西上署自己的名字，而只能署主人的名字。这两人既然可以在题记上署名，也许是“洪”特邀的书写家，然而从书法来看，又未见殊异，所以很可能是与“洪”兴建、修建此窟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譬如承包工程者、监工、司库、管家等等。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总之，他们应该是“洪”修建此窟时的重要参与者。⑩同时黄文焕先生还例举了敦煌莫高窟第251窟和第75窟作为论证“T”形题记是中唐时期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有力证据。
今枝由朗先生于2007年同样提到了这种特殊类型的题记，他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后发现，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东壁的题记是“T”形，南壁和北壁是竖矩形。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绘画风格的差异问题，而它肯定有另外的解释。联系到敦煌地区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此种巨大差异的唯一解释就是从吐蕃占领河西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政权更替为归义军政权，在公元821—822年和平协约签订之后的25年，在张义潮的指挥下于公元848年收复了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敦煌的末期和签订和平协约期间，藏汉题记——“T”形题记设计的存在是必要的，公元848年之后这种题记不再出现。对洞窟的不同壁上“T”形框架的出现和缺失也可以这样解释。据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断出东壁和南壁、北壁间绘画创作处于不同的时期。
今枝由朗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5窟东壁、南壁和北壁壁画创作的确切时间缺乏可靠的证据。洞窟的建造肯定是在公元821—822年和平协约签订后不久开始施工，由占领这一地区的吐蕃政府决定使用原有计划和图样。东壁的绘画可能是吐蕃占领期间，最先绘制的吐蕃风格。其余墙壁的绘画可能是公元848年唐朝收复这一地区之后绘制的。尽管最初的计划和图样受到重视，但是绘画的创作完全是唐朝风格。绘《弥勒变》北壁的所有题记均为竖矩形，这表明题记是汉文，因为吐蕃时期的汉、藏文书写格式是藏文横写，汉文竖写，合璧成“T”字形。第25窟东壁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墨书榜题就是如此，假如此墨书藏文为画面内容榜题，那么全部壁画皆为藏文榜题，但只有这一处墨书，且书写的笔迹、墨色和内容均与壁画吻合。仔细观察，是先按照榜题框的大小写好藏文，然后画框的，“藏文gyis后面的-s，shang-shevi后面的元音-i都被边框墨线压住。”B11其它榜题框内无字，或许使用其它颜色书写而已消退，或许原本无字。
马修凯•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先生在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中，B12“他认为安西榆林窟第25窟作为协约法令的石窟（会盟寺(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其建造是为了纪念公元821—822年唐蕃和平会盟，在敦煌学家伯希和西藏16/IOL TIB J 750中有详细描述。”事实上这些图示法描述的是壁画的组成，在东壁的正中是毗卢遮那佛（Vairocana），八大菩萨（bodhisattavas）分别位于毗卢遮那佛两侧（目前只有毗卢遮那佛右侧的四大菩萨保留了下来），在北壁和南壁分别是未来佛，弥勒佛《弥勒变》和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变》的乐园，文献中有完全对应地描述。B13这项研究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表明了敦煌藏文文献和现存的榆林窟之间的直接关系，榆林窟位于距敦煌约100公里处。因此，他认为安西榆林窟第25窟是公元821～822年唐蕃和平会盟的成果。
关于壁画的风格和时期，卡普斯坦写道（《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尽管东壁上绘毗卢遮那佛和菩萨，但风格几乎完全不同于绘弥勒和阿弥陀佛乐园的北壁和南壁。”B14对他们的创作仔细研究后，我们没有理由来假设，这是出于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画师的绘画。其比较接近的风格，集中在发式、服装和笔法等细节上。因此，在图示和绘画风格上，安西榆林窟第25窟似乎表达了藏、汉共存的世界，所以其似乎是一个特别恰当的纪念两种政权之间的和平协议，它的意义旨在纪念。
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先生在他的研究成果《归义军期から西夏时代のチベット语文书とチベット语使用》中，明确地表示：“藏语在河西地区不断的扩展运用于不同民族和语言群体，甚至在吐蕃于公元848年退出此地后仍然运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在榆林窟第25窟南、北壁上，除了北壁上一个藏文题记外，并没有“T”形题记的结构，均为竖矩形，其余的均无文字。然而，北壁上的藏文题记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可以作为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年代测定的一个可靠的标准。”B15
三、尾语
“T”形题记作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期题记的常用式样，依敦煌莫高窟第365窟壁画的绘制以及题记的书写来看并非是出自同一民族人士的手笔，这反映了中唐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吐蕃文化影响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第365窟题记由三名非吐蕃人以吐蕃文字取代了汉文的通用主导地位而置于上方，把汉文置于其下，这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吐蕃民族在河西地区处于统治地位，而以“洪”以及塔塔等河西其他民族的上层僧俗，处于辅佐的地位。以“洪”为例，除了他那段题记文字B16明确表示出对于吐蕃赞普的恭敬赞扬以外，还有其他种种证据说明他热心追随吐蕃统治者并得到信任。同时，吐蕃统治阶级也在尽力拉拢河西地区各族上层人物，共同对付包括吐蕃奴隶在内的河西各族人民。于是他凿窟、绘画、塑像、镌石等留下种种遗迹。这种投效吐蕃以谋求荣禄，是当时河西上层的风气，“洪”仅仅只是当时的代表人物而已。他们为了帮助吐蕃统治阶级对河西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还利用佛教对各族人民实行精神麻痹，加上吐蕃政权的暴力镇压，就可以更有效的使河西各族人民屈服于它们的统治之下。从这种情况来看，“洪”等各族上层人物是吐蕃对河西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
榆林窟第25窟是一个“显、密结合的大乘净土窟”，B17把密宗的八大菩萨画在正壁，表明了密宗地位的提高，但主要内容和布局仍然是唐代以来流行的风格。画面左侧的耕获图，描绘了农民耕地、收割、打场、扬场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的过程。并绘制了吐蕃风格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以及吐蕃风格的嫁娶图：图中画有青庐(帐篷)，内有男女宾客宴饮，一对青年男女在宾客的陪同下正举行婚礼，男士穿吐蕃装，女士穿汉装，宾客中也有吐蕃人，反映了那时汉、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况。画家能用多种线描法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用圆润、流畅的兰叶描表现富于动态的人物和衣纹，显得轻快、潇洒。画家还利用线描的轻重缓急表现衣服飘带等的不同质感。房屋建筑、山水树木等，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色彩的应用上，基本上趋于浅淡而又有变化，以突出线描的特色。盛唐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有所减弱，显得更典雅、庄重。B18
由于敦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本土深厚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持久繁荣，再加上外来文化的熏陶，使洞窟壁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佛教发展的需要，画家、雕塑家不懈地努力探索，使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可以说是敦煌壁画艺术中之佳作，它正是本地区丰富的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交流，而且还有政治、思想、宗教、文化、医药、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
注释：
①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②④⑨B16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J].文物，1980，（7）：47-48；47；47-48；47-48.
③⑦B13B14B15Yoshiro Zmaeda.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Dunhuang) and Yulin caves[J].日本西藏学会会报，2007，（53）：95；90；89；89-90；90-92.
⑤敦煌研究院编著.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⑥赵声良.榆林窟艺术概述[J].丝绸之路，1996,(6)：27-32.
⑧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⑩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J].文物，1978，（12）：59-63.
B11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J].文物，2007，（4）：71.
B12马修凯•卡普斯坦.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A].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4；黄维忠.德噶玉采会盟寺(de ga g•yu t shalgt sigs kyi gt sug lag khang) 考[J].敦煌研究，2009，(3)：93-99.
B17段文杰.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探讨[J].敦煌研究，1987，（4）：4.
B18冯力.榆林窟第25窟壁画研究[J].齐鲁艺苑，1998，（4）：18-22.
关键词：莫高窟第365窟；榆林窟第25窟；T形题记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1-03
一、T型题记的分布情况
“T”形题记主要见于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石窟之中，其中敦煌莫高窟第365窟的题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窟壁画表层是西夏作品，该窟的主要建筑是七佛药师坛，其中央部分的壁画因年深日久而脱落，内层有藏、汉文题记。由于内层被覆盖前似曾有竹篱爬梳过的痕迹，题记严重残损。①汉文题记在下，呈竖矩形；藏文题记在上(位于佛龛下沿正中突出部分)，为横矩形，汉文题记多行，自右向左用墨字竖写在红泥底上，有“洪”等文字，但无具体年月；藏文题记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用墨字自左向右横写在黄泥底上，共三行。②藏文题记与汉文题记相交成“T”形。另外敦煌莫高窟第251窟中心柱西、南、北三壁上的题记，以及莫高窟第75窟龛下题记的式样，③均与莫高窟第365窟的题记式样相同。④
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主室为方形覆斗顶窟，洞窟中心设佛坛，主室正壁(东壁)画八大菩萨曼荼罗，北壁为弥勒经变，南壁是观无量寿经变，西壁门两侧分别绘有文殊变、普贤变。前室门两侧壁绘有北方天王和南方天王。⑤“在前室门南毗沙门天王壁画下部有一则游人题记，是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所写，说明至少在公元900年时此窟已无人管理，任人随意题写了。”⑥在第25窟的壁画中，并不是每个壁上的壁画题记都是“T”形，而只有东壁上的所有题记画面呈现“T”形，题记现存六例：毗卢遮那佛的右侧存有五个，左侧一个。这些画面（除毗卢遮那佛右边的一个没有题记外）的垂直部分是汉文题记，但所有的图例中横向部分文字缺失。然而，根据历史事实来推断，此洞窟作为纪念唐蕃和平协约的证据，事实上藏文是写在水平线上的，毫无疑问，这些水平区域是打算写藏文题记的。⑦
二、T型题记的提出及诸位学者的研究
自1980年由黄文焕先生首次提出这种特殊的“T”形题记以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在他撰写的与“T”形题记有关的论文《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中，黄文焕先生观察到这种“T”形题记的结构，并认为是中唐时期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洞窟常用式样，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黄文焕先生认为这个佛龛是中唐时期著名汉僧“洪”所建“七佛药师之堂”，又根据此龛有吐蕃文字的题记，故认为是“洪”于吐蕃割据河西时期所建。⑧莫高窟第365窟藏文题记被损三分之二以上，不见“洪”字样，但仔细观察残留部分，却发现以现存实字为主体，加缀依据残存字迹而给予合理复原的一些字，就能确知“洪”建窟的具体时间。⑨经过对题记的内容进行仔细的研究后，黄文焕先生认为，藏文题记的内容应该是“洪”自己拟定的，而藏文题记的书写者，则是“塔塔”和“索晟”。从名字来看，“塔塔”既非汉人也非吐蕃人，而是其他兄弟民族，“索晟”或是汉化已久的胡人。从允许在题记后面署名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并非一般藏文书写手。因为依据吐蕃经卷的惯例，藏文书写手通常由地位低下的奴隶或役丁来充任，但绝不允许他们在所抄写的东西上署自己的名字，而只能署主人的名字。这两人既然可以在题记上署名，也许是“洪”特邀的书写家，然而从书法来看，又未见殊异，所以很可能是与“洪”兴建、修建此窟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譬如承包工程者、监工、司库、管家等等。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总之，他们应该是“洪”修建此窟时的重要参与者。⑩同时黄文焕先生还例举了敦煌莫高窟第251窟和第75窟作为论证“T”形题记是中唐时期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有力证据。
今枝由朗先生于2007年同样提到了这种特殊类型的题记，他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后发现，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东壁的题记是“T”形，南壁和北壁是竖矩形。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绘画风格的差异问题，而它肯定有另外的解释。联系到敦煌地区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此种巨大差异的唯一解释就是从吐蕃占领河西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政权更替为归义军政权，在公元821—822年和平协约签订之后的25年，在张义潮的指挥下于公元848年收复了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敦煌的末期和签订和平协约期间，藏汉题记——“T”形题记设计的存在是必要的，公元848年之后这种题记不再出现。对洞窟的不同壁上“T”形框架的出现和缺失也可以这样解释。据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断出东壁和南壁、北壁间绘画创作处于不同的时期。
今枝由朗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5窟东壁、南壁和北壁壁画创作的确切时间缺乏可靠的证据。洞窟的建造肯定是在公元821—822年和平协约签订后不久开始施工，由占领这一地区的吐蕃政府决定使用原有计划和图样。东壁的绘画可能是吐蕃占领期间，最先绘制的吐蕃风格。其余墙壁的绘画可能是公元848年唐朝收复这一地区之后绘制的。尽管最初的计划和图样受到重视，但是绘画的创作完全是唐朝风格。绘《弥勒变》北壁的所有题记均为竖矩形，这表明题记是汉文，因为吐蕃时期的汉、藏文书写格式是藏文横写，汉文竖写，合璧成“T”字形。第25窟东壁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墨书榜题就是如此，假如此墨书藏文为画面内容榜题，那么全部壁画皆为藏文榜题，但只有这一处墨书，且书写的笔迹、墨色和内容均与壁画吻合。仔细观察，是先按照榜题框的大小写好藏文，然后画框的，“藏文gyis后面的-s，shang-shevi后面的元音-i都被边框墨线压住。”B11其它榜题框内无字，或许使用其它颜色书写而已消退，或许原本无字。
马修凯•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先生在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中，B12“他认为安西榆林窟第25窟作为协约法令的石窟（会盟寺(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其建造是为了纪念公元821—822年唐蕃和平会盟，在敦煌学家伯希和西藏16/IOL TIB J 750中有详细描述。”事实上这些图示法描述的是壁画的组成，在东壁的正中是毗卢遮那佛（Vairocana），八大菩萨（bodhisattavas）分别位于毗卢遮那佛两侧（目前只有毗卢遮那佛右侧的四大菩萨保留了下来），在北壁和南壁分别是未来佛，弥勒佛《弥勒变》和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变》的乐园，文献中有完全对应地描述。B13这项研究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表明了敦煌藏文文献和现存的榆林窟之间的直接关系，榆林窟位于距敦煌约100公里处。因此，他认为安西榆林窟第25窟是公元821～822年唐蕃和平会盟的成果。
关于壁画的风格和时期，卡普斯坦写道（《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尽管东壁上绘毗卢遮那佛和菩萨，但风格几乎完全不同于绘弥勒和阿弥陀佛乐园的北壁和南壁。”B14对他们的创作仔细研究后，我们没有理由来假设，这是出于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画师的绘画。其比较接近的风格，集中在发式、服装和笔法等细节上。因此，在图示和绘画风格上，安西榆林窟第25窟似乎表达了藏、汉共存的世界，所以其似乎是一个特别恰当的纪念两种政权之间的和平协议，它的意义旨在纪念。
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先生在他的研究成果《归义军期から西夏时代のチベット语文书とチベット语使用》中，明确地表示：“藏语在河西地区不断的扩展运用于不同民族和语言群体，甚至在吐蕃于公元848年退出此地后仍然运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在榆林窟第25窟南、北壁上，除了北壁上一个藏文题记外，并没有“T”形题记的结构，均为竖矩形，其余的均无文字。然而，北壁上的藏文题记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可以作为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年代测定的一个可靠的标准。”B15
三、尾语
“T”形题记作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期题记的常用式样，依敦煌莫高窟第365窟壁画的绘制以及题记的书写来看并非是出自同一民族人士的手笔，这反映了中唐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吐蕃文化影响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第365窟题记由三名非吐蕃人以吐蕃文字取代了汉文的通用主导地位而置于上方，把汉文置于其下，这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吐蕃民族在河西地区处于统治地位，而以“洪”以及塔塔等河西其他民族的上层僧俗，处于辅佐的地位。以“洪”为例，除了他那段题记文字B16明确表示出对于吐蕃赞普的恭敬赞扬以外，还有其他种种证据说明他热心追随吐蕃统治者并得到信任。同时，吐蕃统治阶级也在尽力拉拢河西地区各族上层人物，共同对付包括吐蕃奴隶在内的河西各族人民。于是他凿窟、绘画、塑像、镌石等留下种种遗迹。这种投效吐蕃以谋求荣禄，是当时河西上层的风气，“洪”仅仅只是当时的代表人物而已。他们为了帮助吐蕃统治阶级对河西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还利用佛教对各族人民实行精神麻痹，加上吐蕃政权的暴力镇压，就可以更有效的使河西各族人民屈服于它们的统治之下。从这种情况来看，“洪”等各族上层人物是吐蕃对河西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
榆林窟第25窟是一个“显、密结合的大乘净土窟”，B17把密宗的八大菩萨画在正壁，表明了密宗地位的提高，但主要内容和布局仍然是唐代以来流行的风格。画面左侧的耕获图，描绘了农民耕地、收割、打场、扬场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的过程。并绘制了吐蕃风格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以及吐蕃风格的嫁娶图：图中画有青庐(帐篷)，内有男女宾客宴饮，一对青年男女在宾客的陪同下正举行婚礼，男士穿吐蕃装，女士穿汉装，宾客中也有吐蕃人，反映了那时汉、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况。画家能用多种线描法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用圆润、流畅的兰叶描表现富于动态的人物和衣纹，显得轻快、潇洒。画家还利用线描的轻重缓急表现衣服飘带等的不同质感。房屋建筑、山水树木等，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色彩的应用上，基本上趋于浅淡而又有变化，以突出线描的特色。盛唐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有所减弱，显得更典雅、庄重。B18
由于敦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本土深厚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持久繁荣，再加上外来文化的熏陶，使洞窟壁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佛教发展的需要，画家、雕塑家不懈地努力探索，使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可以说是敦煌壁画艺术中之佳作，它正是本地区丰富的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交流，而且还有政治、思想、宗教、文化、医药、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
注释：
①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②④⑨B16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J].文物，1980，（7）：47-48；47；47-48；47-48.
③⑦B13B14B15Yoshiro Zmaeda.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Dunhuang) and Yulin caves[J].日本西藏学会会报，2007，（53）：95；90；89；89-90；90-92.
⑤敦煌研究院编著.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⑥赵声良.榆林窟艺术概述[J].丝绸之路，1996,(6)：27-32.
⑧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⑩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J].文物，1978，（12）：59-63.
B11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J].文物，2007，（4）：71.
B12马修凯•卡普斯坦.安西榆林25号窟的有关问题[A].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4；黄维忠.德噶玉采会盟寺(de ga g•yu t shalgt sigs kyi gt sug lag khang) 考[J].敦煌研究，2009，(3)：93-99.
B17段文杰.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探讨[J].敦煌研究，1987，（4）：4.
B18冯力.榆林窟第25窟壁画研究[J].齐鲁艺苑，1998，（4）：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