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 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围绕着多达所撰著的《人生指南》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该文献对于中世纪史、中世纪文献学以及西方女性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此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并从史料学角度就其对中国学界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些启发加以阐述。
关键词：多达；加洛林时代；《人生指南》
8—10世纪的加洛林王朝史是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研究角度、层次和史学观念不断调整和新史料不断出现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加洛林时代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和趋于细腻，其整体状况发生巨大改观，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热点领域。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便是围绕着多达（Dhuoda）所撰著的《人生指南》（Liber manualis）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相关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和层次，且为时漫长。鉴于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此文献鲜有论及，本文结合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从文献学视角，对其加以梳理勾勒，以求从一个动态过程中看取西方学界对多达该书特征、内涵、意义的认知，并就其给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启示提出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对早期西方中世纪社会的探究。
2日方全部完成。全书包含绪论、正文两大部分，正文共包含11卷，卷次如下：卷一，怀爱之神（loving God）；卷二，三位一体之神秘（the mystery of Trinity）；卷三，社会秩序及世俗之成功（social order and secular success）；卷四，道德生活（moral life）；卷五，神对其眷爱者之责罚（God’s chastisement of those he loves）；卷六，赐福之功用（the usefulness of the beatitudes）；卷七，躯体与精神之死亡（the deaths of the body and of the spirit）；卷八，如何以及为谁祈祷（how to pray and for whom）；卷九，解析数字（interpreting numbers）；卷十，本书要点之概括（summary of the work’s major points， more on the author）；卷十一，咏诵“赞美诗篇”之益处（the usefulness of reciting the Psalms）。
该书是多达在其长子以一种类似“质子”（hostage）身份，被其父送往东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宫中之后为他撰写的。其内容主要是教诲与训诫，讲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如何修身、养性、为人、处世、进谏、效忠等安身立命的道理。为使自己的说理更具说服力，立论更具权威性，使威廉能够尊奉和践行，多达不仅大量引用了《圣经》篇章、古代列位先知的事迹和中世纪早期各位教父的著述，甚至还有古典希腊罗马先哲的一些作品；同时还以曼妙的诗文韵律、丰富的词汇与想象以及复杂多变的数字学（numerologies）等各种技巧苦心孤诣地对行文加以修饰。1
多达撰著此书之初衷和要旨在于：以一位母亲之身份，以家书之形式，向儿子威廉宣传、弘扬和灌输对上帝、父君和主公的忠诚意识，力图告诫其子通过这些忠诚来换取自身之平安、事业之隆达和家族之荣耀。它展现出一位母亲对其爱子的深深思念和眷恋，对其所处状况的担忧，对其未来的殷殷期盼，将加洛林时代一位贵族母亲的期盼、希望和担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此书行文又隐隐地折射出当时法兰克社会动荡变迁的现状。
在西方诸种语言中，这篇文献有着不同的称谓，拉丁语将其称为Liber Manualis，而英语诸种译本则冠以各种介绍性的定语，如Handbook、Counsel或 Advice等等。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多达“将深藏于自身内心世界之中的重重心事、渴望和悲伤统统展示了出来”，并“赋予这部著述一种建议、指南的形式，是专门为其子所书写的一部有关道德和为人行事的指南”。2笔
者依据该文献主要内容和意旨，以及国际学界对此文献属性的一致认同，并参照中国古代家训、家书等体裁，将此文献名称译为《人生指南》。就目前学界所掌握有关加洛林时代史料而言，《人生指南》一书无论其作者身份、性别，还是其书写内容、撰著体例都极具特色，是当时唯一一部由世俗女性著述的文献，唯一一部由母亲撰写的“训子家书”类著述。
目前学界所掌握该文献的传世抄本有三：文献学将其分别称为P、N和B抄本。其中最早为世人所知的是P抄本，此乃17世纪的对开纸抄本，现藏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共计有90 张对开页（folio），编号为Ms 12293。三种抄本中最古老者为N抄本，藏于法国尼姆市图书馆（Bibliotheque Municipale in N?mes），编号为Ms 393。抄录成书时间为9或10世纪（也有人认为是11世纪初）。全文由秀美的
加洛林楷书（Carolingian minuscule）抄录，单行排列，而且装帧十分精美，为当时通行的羊皮纸质（或犊牛皮纸）。不过这是一个残本，共计为32张对开页的篇幅中仅记载了9段残篇。三种抄本中发现最晚但内容最为完整的是B抄本。这部纸质抄本现保存于巴塞罗那中央图书馆（Biblioteca Central de Barcelone）之中，其编号为Ms 569，抄录于14世纪，全书共计为120张对开页（其中尚含有其他著述），双行排列。在B抄本中，有P抄本和N抄本中所未见的1篇序言（prologue）和3段在P抄本中未载的正文。
二
《人生指南》虽在843年成书，然而在成书后数百年间的各种中世纪文献中，未见对其有任何记载。该著述首次为后人提及是在1677年的一项文献学研究成果中，即马比雍（Jean Mabillon）所编辑的专门记述800—900年间各位圣徒行传的《本尼迪克特诸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ordinis Sancti Benedicti）。3为使此书内容更为翔实，马比雍补充了许多其他史料。在记述图卢兹（Toulouse）的圣徒圣威廉（St William of Gellone）时，多达的《人生指南》才作为一项辅助文献被提及，因为其中有许多内容与这位圣徒的传记有关，而这位圣威廉正是伯纳德之父，即多达的公公。不过马比雍在其文卷中所摘抄引用的多达著述仅8页篇幅，取材于当时仅存于巴黎的多达著述的一部抄本，即P抄本。据马比雍称，这些摘抄是法兰西大主教和学者马卡（Pirrede Marca）赠送的。4多达著述再次出现，便是在马卡出版于1688年的一部专著《马卡论西班 牙边区》（Marca Hispanicasive Limes Hispanicus）中。文中提到多达丈夫伯纳德曾任西班牙边区公爵，但多达著述仍旧是作为一项边缘性的佐证材料出现，仅列为附录的第14项。1
《人生指南》第一次被视为文学作品是在1734年的《法国文学史》（Histoire litéraire de la France）中。该书以5页篇幅对《人生指南》加以论说，认为此书是一部“值得敬重的一部充满虔诚之心的文学作品”，2应在法兰西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评价很快成为法国文学史界对多达著述的基本判断。此后，该文献便被定性为“一位母亲对其孩子们充满基督教柔情之爱的一部作品”。3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之后，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有关多达著述的研究才取得一定进展。1886年，德利勒（L. Delisle）发表题为《论多达〈人生指南〉》（Le Manuel de Dhuoda）的文章。该文篇幅虽短，仅有4页，但它不仅告知公众多达著述中记载了“许多那个时代的详情细节”，同时还将该著述藏于尼姆图书馆的一个新抄本展现在世人面前，即N抄本。该抄本载有多达所书写的一些诗歌，而在P抄本中这些内容均为散文体。4这对于重新发现多达这样一位中世纪女性拉丁语作家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史角度看，西方学界多达研究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出现在1887年，邦杜兰德（?douard Bondurand）以《加洛林时代的教育：多达的〈人生指南〉》为题将N抄本加以整理，刊行出版。并在导论中多次提到多达著述中所展示出来的母性，声称她拥有“一位贤妻良母的奉献之心，以及所有人希翼一位女性所应拥有的一切”，并认为多达行文中那些蛮族化的拉丁语并未损害该书的吸引力，也没有阻碍读者被其行文所感动。而更为重要的是，邦杜兰德指出多达行文之所以不具备古典的复杂文风，乃是因为多达本人的母性所致——她“并不想丢掉真实，这只是一部写给一位年仅16岁的孩子的书信，没有什么比抓住这位孩子的兴趣更为重要的事情了”。5邦杜兰德的论说密切结合原始文本，有理有据。
1897年，贝克（Philip-August Becker）对该书进行了一番较为全面的研究。与他人不同的是，贝克对《人生指南》的结构予以了更多关注。他注意到在开篇之处，多达就提出了一份内容目录，将全部内容分为11部分，每部分各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贝克认为，这清楚表明多达对其著述做了精心安排，然而其能力有限，未能实现这一初衷。但他强调，必须承认这种以目录形式将著述内容加以编排的重要性，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充分表明了多达作为一位称职教师的地位。6
但应注意到，这一时期对多达著述的负面评价也相当盛行。在邦杜兰德编辑的N抄本面世第二年，莫利尼耶（Auguste Molinier）就针锋相对地指出，多达著述只是一部“小册子”而已，其文风是蛮族的、笨拙的；所展示出的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胡乱想象和晦涩难懂的理性。7两年之后，库尔斯（Godefroid Kurth）也对邦杜兰德的评说加以驳斥，认为多达的书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而邦杜兰德为N抄本所冠的标题“加洛林时代的教育”有过度渲染之嫌。马尼提乌斯（Max Manitius）在其1911年出版的巨著《中世纪时代的拉丁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一书中，虽承认多达是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认为“母性之爱在驱使着多达的运笔，因为其心中感觉到了极度的麻烦灾难”，然而他认定多达之文笔是一种无视规范语法、充斥着各种错误的大众式拉丁语，且对古典作品几乎是一无所知。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多达是否为其著述的唯一作者提出质疑，认为在多达身边一定有一位自己的家宰（court chaplain）为其提供帮助。1
这一时期，在多达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将其视为一位加洛林时代的诗人。这种观点始于特劳贝（Ludwig Traube）在1888年的研究。然其主要关注点并非多达的诗赋才情，而是该文献中所传达出来的各种有关诗歌的信息，因为多达引用了一些佚名人物的诗歌。2
1893年，休谟（J. Huemer）对多达的诗歌创作也进行了研究，对其诗歌才赋给予一定认可，但也对其拉丁语水平进行诟病。在其文中，多达的拉丁语常常被作为负面的案例。31908年，著名学者迈耶（Wilhelm Meyer）对多达诗歌展开研究，认为其中混杂着各种语法和句法的毛病，因而阅读其作品绝非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4而他的这一论断对后世影响颇巨，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受到过重大挑战。5
总体而论，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对多达著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献学家和文学家两个群体之中，其关注程度虽较之以往有所上升，但也始终不温不火。主要关注点为多达的语言水准高低、诗赋才情如何、巴黎和尼姆两个版本的异同以及其是否为唯一作者等问题上。笔者以为，时至今日，这些研究成果仍不能小觑。这些研究者皆为文献学、版本学、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专家，其认知、评说、批判和论断均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在学术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中叶以降，有关多达著述研究发生了剧烈变化，使多达及其著述的“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机。
1950年，科多里亚尼（Alfred Cordoliani）发表文章，其中含有一部藏于巴塞罗那多达著述新抄本的信息。这引起了弗尼特（André Vernet）的关注，他连续发表文章对这部抄本进行辨识与评价。他的评价虽与以往学界的认知并无多大差异，但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宣布在巴塞罗那发现了一部14世纪初期多达著述的第三种抄本，即B抄本。这一抄本在内容上被学者认为较之前两种抄本要更为丰富，也更加准确。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该抄本是与其他中世纪著名教诲文献一道被抄录的，其中包括阿尔昆的《论美德与邪恶》（De virtutibus et vitiis），这大概是加洛林时代最为著名的王公宝鉴性的著述。此外还有阿尔昆的另一部著述——Disticha Catonis，而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中世纪基督教教育史上的扛鼎之作。这似乎表明，多达的著述在中世纪就已被视作一部说教著述。6 三
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多达著述的探究发生了深刻转变。究其缘由，既由于各种版本的涌现，也同西方史学界二战以来的学术变化调整和进步有关。特别是社会史、家庭史、女性史等思潮对西方史学的冲击，使众多英美史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致使多达著述逐渐显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色彩和非同一般的意义。笔者在国外学术网络查得近百种著述与多达著述有关，对其评说也同以往评说迥然相异。下面列举数例加以介绍。
（一）加洛林史研究。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对多达著述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其价值和意义予以首肯，并及时地将其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基本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加洛林时代历史的认知。如在政治史研究领域沉潜多年，成就颇巨的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尼尔森教授（Janet L. Nelson），就将多达著述置于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死后，罗泰尔（Lothar）、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2秃头查理和丕平二世（Pepin II）等4位皇子、皇孙为瓜分其父皇权势和版图而展开的激烈争斗背景之下进行考辨，指出尽管其外表蒙有一层浓厚的宗教说理色彩，但其基本性质仍是一部现实的政治著述，并指出多达乃是一位卓越不凡的具有“自我意识和艺术才华的知识女性”，一位完全符合葛兰西“有机的知识
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概念的女性。1同时她还将多达著述与同时代大量的年代记、编年史文献相互印证，对西法兰克王国政治运行基本状况和贵族阶层所居政治地位和作用进行探究。2享有盛名的剑桥大学的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教授，将多达著述作为考察、辨识当时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文化整体水平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史料文献，并将《人生指南》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例证，据以认为现代史学界很可能对法兰克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评估偏低。3
（二）社会史研究。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史学一大变化就是社会史的勃兴，其中家庭史、家族史成就尤为显著。而出自于豪门贵妇多达笔下的这部著述遂成为加洛林时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象。博恰德（Constance B. Bouchard）教授将该文献视为一份极为独特而珍贵的史料，“因为这是一部女性撰写的著述，而这位女性通过婚姻从一个家庭转入另一个家庭可能会对当时的家庭结构和义务有着精确体认，故而其著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人们如何认识家庭结构的观念有着极大价值”。4通过仔细梳理，博恰德从中辨识9世纪法兰克贵族自我意识、家族观念、父权制大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宝贵信息，从而进一步申明法兰克贵族阶层早在加洛林时代就已形成。这一结论对于以往史学界认定法国贵族集团是在12世纪前后形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他还从多达著述中汲取了许多重要素材，并与当时其他诸多文献相互参照，建构起伯纳德家族完整的家族谱系，而这是法兰克时代仅有的几个贵族谱系之一，故而极为珍贵。5多达著述对各种与家族相关的事件都有一些情感上的反映，并对家庭荣誉和内聚力以及自我意识做了详尽描述。故而有的史家认为这份文献是中世纪英雄传奇文学产生之前的一座具有史诗意义的丰碑，是多达展示自己家族的一种方式，也是加洛林时代一种朴素史诗般的记载。同时，这部私人编年史还记载着多达为家族的崇高地位和权力所做出的争辩，故而完全可以作为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家谱。6
（三）女性史研究。发现“她和她们”的故事的女性史（herstory），是西方社会史与女性研究的交叉点，也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学术增长点。多达著述中那些丰富充沛的自我情感和自我意识的表露对女性学家和女性史研究者们来说，是一处亟待开发的巨大宝藏。身为人妻、人母的多达所撰著的这部极具私人性的著述，对于探究加洛林时代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母亲身份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父权社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注意到该文献的3部现代英语译本均出自于女性之手，而希波克斯就是当今美国专门研究妇女史的著名学者。英美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有克劳森（M. A. Claussen）7和彻瓦图克（Karen Cherewatuk）撰写的论文，8而加弗（Valerie L. Garver）所撰写专著《妇女与加洛林世界的贵族文化》（Women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通篇都以多达著述为基本史料之一。9诸位学者虽承认加洛林时代仍是一个父权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女性特别是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仍不可小觑。多达著述中虽充满着诸多女性的谦卑之词，但其话语中又流露出一位母亲的坚韧顽强精神，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令学者们深感疑惑的张力。彻瓦图克指出，在一个对妇女来说极其阴暗、充满暴力的岁月，在一个连大多数修道人士都从外部世界退缩的时代，多达的这部指南却敢于面对基督徒的世俗生活，并承负起一位母亲的责任。有人言，在罗马向中世纪转变时期，在儿童抚养方面最为重大的变化是“母亲的抚养角色”的凸显，多达著述就是这一转变的强有力的证明。连深深爱戴自己母亲的圣奥古斯丁都曾惧怕对家庭的依恋会对自己获得拯救的目的构成妨碍，可多达却断然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场，令人信服地主张家庭关爱、尤其是母亲关爱是子女们获取拯救的途径。对多达这部指南的最合适的评价就是它通篇折射出了一位母亲对其孩子的深深挚爱。这部充满着母亲的期望与担忧的作品乃是中世纪早期女性作家中将个人的声音和目的加以完美结合的最为清晰的代表之作。1
但是，多达的著述也为女性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私人和精神语境下的性别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是女性史学关注的重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女性史学家们往往注意挖掘妇女政治和经济史方面的史料，而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女性史家们更加关注社会史和心态史方面的内容。但随着中世纪妇女研究开始将目前各种研究方法同心理分析和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加以整合之后，便对长期流传下来的史料提出了新的质疑。与此同时，由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局限的认识逐步加大，从事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中世纪的性别范畴似乎更为复杂，而与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性别概念关系不大。2 同时，史料文献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建设的领域。沉寂数百年之后，多达著述之所以逐渐地为后世所知、所关注和研究，就是依赖于人们对其3个抄本的不断发现。正是尼姆N抄本的发现，推动了19世纪学界对多达研究的发展。而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对《人生指南》关注、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则同里奇对3种拉丁语抄本的整理、编辑、翻译所付出艰辛劳作密不可分。法、德、意、英诸种译本接连问世，方令这一文献成为学术研究的史料素材，并使其受众大为扩展，进而推动西方史学界乃至其他相关学科对多达及其著述的研究持续发展，逐步深入。
（二）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原始文本的细密分析。书面文献史料所蕴含、传递的历史信息虽然丰富，然其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和全部价值又并非是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价值与意义的显现尚需后人加以正确的解读。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界在对《人生指南》解读中，为了准确地了解、把握、阐释多达的情感诉求、母性情怀、价值取向和该文献的篇章架构、语言艺术，从社会史、家庭史、女性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等诸多视角、维度进行透视与探析，大大深化了对这一文献的认知程度，使其价值与意义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其中从释经学、修辞学角度所进行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更应看到许多西方学者在从事这一研究中还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即对多达原著反复揣摩，细密辨析，各种观点或结论均从原始文本的话语中析出，罕见空泛之论。这当值得中国学界加以借鉴、学习。当然西方学者的种种观点也是见仁见智，是否得当，是否存在“低估”或“过度”诠释的现象，也值得中国学界予以认真思考。
（三）继续研究的空间。虽经数十年深入研究，但西方学界远未穷尽多达著述的丰富内涵，其各种认知也并非都是毫无瑕疵的终极结论。笔者认为，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着继续深入探究的可能与空间。西方学界虽将这部出自一位世俗女性之手的著述视为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献，然前后数百年间这类著述中仅有此书流传于世，换言之，它仅是一个孤例。那么，它能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是对当时法兰克社会的真实写照，多达本人书写内容又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显现出当时西方女性的整体状况，都值得深思和考证。多达著述在揭示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大变革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社会生活方面具有“一叶知秋”的功用，但也有一个必要前提，须将这部著述同加洛林时代的各种年代记、编年史、圣徒传记（Hagiography）等传世史乘相互参照，来看取其对加洛林时代，特别是对当时上层社会的反映。这些反映并不局限于该著述以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诉求层面，而且还体现在外部现实世界对这些主观诉求所予以的回应中，尤其是这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更能令史家们对当时法兰克社会整体运行实况产生深刻的认知。此外，从体例和内容而言，多达这部《人生指南》当属训子家书一类。而在宗法家族观念传统极为浓厚的中国，此类著述不绝如缕，数量众多。虽名称不一，有家训、家书、家令、家戒、家约、家仪等，但其内涵主要是家庭长者对后辈提出的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要求或训诫，涉及励志、劝学、修身、处世、治家、孝慈、交友等诸多层面。可以说家训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集中表达，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笔者以为，若将中国家训类著述和多达著述置于一种特定范围之中进行一番专门比较研究，既可以使中国、西方基督教家庭伦理教育之同异得到确切真实的展现，使双方各自特征得到更为充沛透彻的剖析，也能使中国、西方基督教这两大世界文化体系的比较研究在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具体层面上得到落实，从而加深史学比较、文化比较的深度，提高其整体研究水平。
关键词：多达；加洛林时代；《人生指南》
8—10世纪的加洛林王朝史是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研究角度、层次和史学观念不断调整和新史料不断出现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加洛林时代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和趋于细腻，其整体状况发生巨大改观，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热点领域。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便是围绕着多达（Dhuoda）所撰著的《人生指南》（Liber manualis）一书所展开的持续探讨。相关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和层次，且为时漫长。鉴于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此文献鲜有论及，本文结合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从文献学视角，对其加以梳理勾勒，以求从一个动态过程中看取西方学界对多达该书特征、内涵、意义的认知，并就其给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启示提出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对早期西方中世纪社会的探究。
2日方全部完成。全书包含绪论、正文两大部分，正文共包含11卷，卷次如下：卷一，怀爱之神（loving God）；卷二，三位一体之神秘（the mystery of Trinity）；卷三，社会秩序及世俗之成功（social order and secular success）；卷四，道德生活（moral life）；卷五，神对其眷爱者之责罚（God’s chastisement of those he loves）；卷六，赐福之功用（the usefulness of the beatitudes）；卷七，躯体与精神之死亡（the deaths of the body and of the spirit）；卷八，如何以及为谁祈祷（how to pray and for whom）；卷九，解析数字（interpreting numbers）；卷十，本书要点之概括（summary of the work’s major points， more on the author）；卷十一，咏诵“赞美诗篇”之益处（the usefulness of reciting the Psalms）。
该书是多达在其长子以一种类似“质子”（hostage）身份，被其父送往东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宫中之后为他撰写的。其内容主要是教诲与训诫，讲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如何修身、养性、为人、处世、进谏、效忠等安身立命的道理。为使自己的说理更具说服力，立论更具权威性，使威廉能够尊奉和践行，多达不仅大量引用了《圣经》篇章、古代列位先知的事迹和中世纪早期各位教父的著述，甚至还有古典希腊罗马先哲的一些作品；同时还以曼妙的诗文韵律、丰富的词汇与想象以及复杂多变的数字学（numerologies）等各种技巧苦心孤诣地对行文加以修饰。1
多达撰著此书之初衷和要旨在于：以一位母亲之身份，以家书之形式，向儿子威廉宣传、弘扬和灌输对上帝、父君和主公的忠诚意识，力图告诫其子通过这些忠诚来换取自身之平安、事业之隆达和家族之荣耀。它展现出一位母亲对其爱子的深深思念和眷恋，对其所处状况的担忧，对其未来的殷殷期盼，将加洛林时代一位贵族母亲的期盼、希望和担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此书行文又隐隐地折射出当时法兰克社会动荡变迁的现状。
在西方诸种语言中，这篇文献有着不同的称谓，拉丁语将其称为Liber Manualis，而英语诸种译本则冠以各种介绍性的定语，如Handbook、Counsel或 Advice等等。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多达“将深藏于自身内心世界之中的重重心事、渴望和悲伤统统展示了出来”，并“赋予这部著述一种建议、指南的形式，是专门为其子所书写的一部有关道德和为人行事的指南”。2笔
者依据该文献主要内容和意旨，以及国际学界对此文献属性的一致认同，并参照中国古代家训、家书等体裁，将此文献名称译为《人生指南》。就目前学界所掌握有关加洛林时代史料而言，《人生指南》一书无论其作者身份、性别，还是其书写内容、撰著体例都极具特色，是当时唯一一部由世俗女性著述的文献，唯一一部由母亲撰写的“训子家书”类著述。
目前学界所掌握该文献的传世抄本有三：文献学将其分别称为P、N和B抄本。其中最早为世人所知的是P抄本，此乃17世纪的对开纸抄本，现藏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共计有90 张对开页（folio），编号为Ms 12293。三种抄本中最古老者为N抄本，藏于法国尼姆市图书馆（Bibliotheque Municipale in N?mes），编号为Ms 393。抄录成书时间为9或10世纪（也有人认为是11世纪初）。全文由秀美的
加洛林楷书（Carolingian minuscule）抄录，单行排列，而且装帧十分精美，为当时通行的羊皮纸质（或犊牛皮纸）。不过这是一个残本，共计为32张对开页的篇幅中仅记载了9段残篇。三种抄本中发现最晚但内容最为完整的是B抄本。这部纸质抄本现保存于巴塞罗那中央图书馆（Biblioteca Central de Barcelone）之中，其编号为Ms 569，抄录于14世纪，全书共计为120张对开页（其中尚含有其他著述），双行排列。在B抄本中，有P抄本和N抄本中所未见的1篇序言（prologue）和3段在P抄本中未载的正文。
二
《人生指南》虽在843年成书，然而在成书后数百年间的各种中世纪文献中，未见对其有任何记载。该著述首次为后人提及是在1677年的一项文献学研究成果中，即马比雍（Jean Mabillon）所编辑的专门记述800—900年间各位圣徒行传的《本尼迪克特诸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ordinis Sancti Benedicti）。3为使此书内容更为翔实，马比雍补充了许多其他史料。在记述图卢兹（Toulouse）的圣徒圣威廉（St William of Gellone）时，多达的《人生指南》才作为一项辅助文献被提及，因为其中有许多内容与这位圣徒的传记有关，而这位圣威廉正是伯纳德之父，即多达的公公。不过马比雍在其文卷中所摘抄引用的多达著述仅8页篇幅，取材于当时仅存于巴黎的多达著述的一部抄本，即P抄本。据马比雍称，这些摘抄是法兰西大主教和学者马卡（Pirrede Marca）赠送的。4多达著述再次出现，便是在马卡出版于1688年的一部专著《马卡论西班 牙边区》（Marca Hispanicasive Limes Hispanicus）中。文中提到多达丈夫伯纳德曾任西班牙边区公爵，但多达著述仍旧是作为一项边缘性的佐证材料出现，仅列为附录的第14项。1
《人生指南》第一次被视为文学作品是在1734年的《法国文学史》（Histoire litéraire de la France）中。该书以5页篇幅对《人生指南》加以论说，认为此书是一部“值得敬重的一部充满虔诚之心的文学作品”，2应在法兰西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评价很快成为法国文学史界对多达著述的基本判断。此后，该文献便被定性为“一位母亲对其孩子们充满基督教柔情之爱的一部作品”。3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之后，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有关多达著述的研究才取得一定进展。1886年，德利勒（L. Delisle）发表题为《论多达〈人生指南〉》（Le Manuel de Dhuoda）的文章。该文篇幅虽短，仅有4页，但它不仅告知公众多达著述中记载了“许多那个时代的详情细节”，同时还将该著述藏于尼姆图书馆的一个新抄本展现在世人面前，即N抄本。该抄本载有多达所书写的一些诗歌，而在P抄本中这些内容均为散文体。4这对于重新发现多达这样一位中世纪女性拉丁语作家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史角度看，西方学界多达研究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出现在1887年，邦杜兰德（?douard Bondurand）以《加洛林时代的教育：多达的〈人生指南〉》为题将N抄本加以整理，刊行出版。并在导论中多次提到多达著述中所展示出来的母性，声称她拥有“一位贤妻良母的奉献之心，以及所有人希翼一位女性所应拥有的一切”，并认为多达行文中那些蛮族化的拉丁语并未损害该书的吸引力，也没有阻碍读者被其行文所感动。而更为重要的是，邦杜兰德指出多达行文之所以不具备古典的复杂文风，乃是因为多达本人的母性所致——她“并不想丢掉真实，这只是一部写给一位年仅16岁的孩子的书信，没有什么比抓住这位孩子的兴趣更为重要的事情了”。5邦杜兰德的论说密切结合原始文本，有理有据。
1897年，贝克（Philip-August Becker）对该书进行了一番较为全面的研究。与他人不同的是，贝克对《人生指南》的结构予以了更多关注。他注意到在开篇之处，多达就提出了一份内容目录，将全部内容分为11部分，每部分各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贝克认为，这清楚表明多达对其著述做了精心安排，然而其能力有限，未能实现这一初衷。但他强调，必须承认这种以目录形式将著述内容加以编排的重要性，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充分表明了多达作为一位称职教师的地位。6
但应注意到，这一时期对多达著述的负面评价也相当盛行。在邦杜兰德编辑的N抄本面世第二年，莫利尼耶（Auguste Molinier）就针锋相对地指出，多达著述只是一部“小册子”而已，其文风是蛮族的、笨拙的；所展示出的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胡乱想象和晦涩难懂的理性。7两年之后，库尔斯（Godefroid Kurth）也对邦杜兰德的评说加以驳斥，认为多达的书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而邦杜兰德为N抄本所冠的标题“加洛林时代的教育”有过度渲染之嫌。马尼提乌斯（Max Manitius）在其1911年出版的巨著《中世纪时代的拉丁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一书中，虽承认多达是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认为“母性之爱在驱使着多达的运笔，因为其心中感觉到了极度的麻烦灾难”，然而他认定多达之文笔是一种无视规范语法、充斥着各种错误的大众式拉丁语，且对古典作品几乎是一无所知。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多达是否为其著述的唯一作者提出质疑，认为在多达身边一定有一位自己的家宰（court chaplain）为其提供帮助。1
这一时期，在多达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将其视为一位加洛林时代的诗人。这种观点始于特劳贝（Ludwig Traube）在1888年的研究。然其主要关注点并非多达的诗赋才情，而是该文献中所传达出来的各种有关诗歌的信息，因为多达引用了一些佚名人物的诗歌。2
1893年，休谟（J. Huemer）对多达的诗歌创作也进行了研究，对其诗歌才赋给予一定认可，但也对其拉丁语水平进行诟病。在其文中，多达的拉丁语常常被作为负面的案例。31908年，著名学者迈耶（Wilhelm Meyer）对多达诗歌展开研究，认为其中混杂着各种语法和句法的毛病，因而阅读其作品绝非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4而他的这一论断对后世影响颇巨，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受到过重大挑战。5
总体而论，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对多达著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献学家和文学家两个群体之中，其关注程度虽较之以往有所上升，但也始终不温不火。主要关注点为多达的语言水准高低、诗赋才情如何、巴黎和尼姆两个版本的异同以及其是否为唯一作者等问题上。笔者以为，时至今日，这些研究成果仍不能小觑。这些研究者皆为文献学、版本学、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专家，其认知、评说、批判和论断均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在学术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中叶以降，有关多达著述研究发生了剧烈变化，使多达及其著述的“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机。
1950年，科多里亚尼（Alfred Cordoliani）发表文章，其中含有一部藏于巴塞罗那多达著述新抄本的信息。这引起了弗尼特（André Vernet）的关注，他连续发表文章对这部抄本进行辨识与评价。他的评价虽与以往学界的认知并无多大差异，但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宣布在巴塞罗那发现了一部14世纪初期多达著述的第三种抄本，即B抄本。这一抄本在内容上被学者认为较之前两种抄本要更为丰富，也更加准确。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该抄本是与其他中世纪著名教诲文献一道被抄录的，其中包括阿尔昆的《论美德与邪恶》（De virtutibus et vitiis），这大概是加洛林时代最为著名的王公宝鉴性的著述。此外还有阿尔昆的另一部著述——Disticha Catonis，而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中世纪基督教教育史上的扛鼎之作。这似乎表明，多达的著述在中世纪就已被视作一部说教著述。6 三
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多达著述的探究发生了深刻转变。究其缘由，既由于各种版本的涌现，也同西方史学界二战以来的学术变化调整和进步有关。特别是社会史、家庭史、女性史等思潮对西方史学的冲击，使众多英美史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致使多达著述逐渐显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色彩和非同一般的意义。笔者在国外学术网络查得近百种著述与多达著述有关，对其评说也同以往评说迥然相异。下面列举数例加以介绍。
（一）加洛林史研究。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对多达著述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其价值和意义予以首肯，并及时地将其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基本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加洛林时代历史的认知。如在政治史研究领域沉潜多年，成就颇巨的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尼尔森教授（Janet L. Nelson），就将多达著述置于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死后，罗泰尔（Lothar）、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2秃头查理和丕平二世（Pepin II）等4位皇子、皇孙为瓜分其父皇权势和版图而展开的激烈争斗背景之下进行考辨，指出尽管其外表蒙有一层浓厚的宗教说理色彩，但其基本性质仍是一部现实的政治著述，并指出多达乃是一位卓越不凡的具有“自我意识和艺术才华的知识女性”，一位完全符合葛兰西“有机的知识
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概念的女性。1同时她还将多达著述与同时代大量的年代记、编年史文献相互印证，对西法兰克王国政治运行基本状况和贵族阶层所居政治地位和作用进行探究。2享有盛名的剑桥大学的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教授，将多达著述作为考察、辨识当时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文化整体水平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史料文献，并将《人生指南》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例证，据以认为现代史学界很可能对法兰克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评估偏低。3
（二）社会史研究。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史学一大变化就是社会史的勃兴，其中家庭史、家族史成就尤为显著。而出自于豪门贵妇多达笔下的这部著述遂成为加洛林时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象。博恰德（Constance B. Bouchard）教授将该文献视为一份极为独特而珍贵的史料，“因为这是一部女性撰写的著述，而这位女性通过婚姻从一个家庭转入另一个家庭可能会对当时的家庭结构和义务有着精确体认，故而其著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人们如何认识家庭结构的观念有着极大价值”。4通过仔细梳理，博恰德从中辨识9世纪法兰克贵族自我意识、家族观念、父权制大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宝贵信息，从而进一步申明法兰克贵族阶层早在加洛林时代就已形成。这一结论对于以往史学界认定法国贵族集团是在12世纪前后形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他还从多达著述中汲取了许多重要素材，并与当时其他诸多文献相互参照，建构起伯纳德家族完整的家族谱系，而这是法兰克时代仅有的几个贵族谱系之一，故而极为珍贵。5多达著述对各种与家族相关的事件都有一些情感上的反映，并对家庭荣誉和内聚力以及自我意识做了详尽描述。故而有的史家认为这份文献是中世纪英雄传奇文学产生之前的一座具有史诗意义的丰碑，是多达展示自己家族的一种方式，也是加洛林时代一种朴素史诗般的记载。同时，这部私人编年史还记载着多达为家族的崇高地位和权力所做出的争辩，故而完全可以作为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家谱。6
（三）女性史研究。发现“她和她们”的故事的女性史（herstory），是西方社会史与女性研究的交叉点，也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学术增长点。多达著述中那些丰富充沛的自我情感和自我意识的表露对女性学家和女性史研究者们来说，是一处亟待开发的巨大宝藏。身为人妻、人母的多达所撰著的这部极具私人性的著述，对于探究加洛林时代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母亲身份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父权社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注意到该文献的3部现代英语译本均出自于女性之手，而希波克斯就是当今美国专门研究妇女史的著名学者。英美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有克劳森（M. A. Claussen）7和彻瓦图克（Karen Cherewatuk）撰写的论文，8而加弗（Valerie L. Garver）所撰写专著《妇女与加洛林世界的贵族文化》（Women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通篇都以多达著述为基本史料之一。9诸位学者虽承认加洛林时代仍是一个父权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女性特别是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仍不可小觑。多达著述中虽充满着诸多女性的谦卑之词，但其话语中又流露出一位母亲的坚韧顽强精神，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令学者们深感疑惑的张力。彻瓦图克指出，在一个对妇女来说极其阴暗、充满暴力的岁月，在一个连大多数修道人士都从外部世界退缩的时代，多达的这部指南却敢于面对基督徒的世俗生活，并承负起一位母亲的责任。有人言，在罗马向中世纪转变时期，在儿童抚养方面最为重大的变化是“母亲的抚养角色”的凸显，多达著述就是这一转变的强有力的证明。连深深爱戴自己母亲的圣奥古斯丁都曾惧怕对家庭的依恋会对自己获得拯救的目的构成妨碍，可多达却断然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场，令人信服地主张家庭关爱、尤其是母亲关爱是子女们获取拯救的途径。对多达这部指南的最合适的评价就是它通篇折射出了一位母亲对其孩子的深深挚爱。这部充满着母亲的期望与担忧的作品乃是中世纪早期女性作家中将个人的声音和目的加以完美结合的最为清晰的代表之作。1
但是，多达的著述也为女性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私人和精神语境下的性别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是女性史学关注的重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女性史学家们往往注意挖掘妇女政治和经济史方面的史料，而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女性史家们更加关注社会史和心态史方面的内容。但随着中世纪妇女研究开始将目前各种研究方法同心理分析和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加以整合之后，便对长期流传下来的史料提出了新的质疑。与此同时，由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局限的认识逐步加大，从事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中世纪的性别范畴似乎更为复杂，而与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性别概念关系不大。2 同时，史料文献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建设的领域。沉寂数百年之后，多达著述之所以逐渐地为后世所知、所关注和研究，就是依赖于人们对其3个抄本的不断发现。正是尼姆N抄本的发现，推动了19世纪学界对多达研究的发展。而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对《人生指南》关注、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则同里奇对3种拉丁语抄本的整理、编辑、翻译所付出艰辛劳作密不可分。法、德、意、英诸种译本接连问世，方令这一文献成为学术研究的史料素材，并使其受众大为扩展，进而推动西方史学界乃至其他相关学科对多达及其著述的研究持续发展，逐步深入。
（二）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原始文本的细密分析。书面文献史料所蕴含、传递的历史信息虽然丰富，然其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和全部价值又并非是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价值与意义的显现尚需后人加以正确的解读。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界在对《人生指南》解读中，为了准确地了解、把握、阐释多达的情感诉求、母性情怀、价值取向和该文献的篇章架构、语言艺术，从社会史、家庭史、女性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等诸多视角、维度进行透视与探析，大大深化了对这一文献的认知程度，使其价值与意义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其中从释经学、修辞学角度所进行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更应看到许多西方学者在从事这一研究中还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即对多达原著反复揣摩，细密辨析，各种观点或结论均从原始文本的话语中析出，罕见空泛之论。这当值得中国学界加以借鉴、学习。当然西方学者的种种观点也是见仁见智，是否得当，是否存在“低估”或“过度”诠释的现象，也值得中国学界予以认真思考。
（三）继续研究的空间。虽经数十年深入研究，但西方学界远未穷尽多达著述的丰富内涵，其各种认知也并非都是毫无瑕疵的终极结论。笔者认为，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着继续深入探究的可能与空间。西方学界虽将这部出自一位世俗女性之手的著述视为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献，然前后数百年间这类著述中仅有此书流传于世，换言之，它仅是一个孤例。那么，它能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是对当时法兰克社会的真实写照，多达本人书写内容又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显现出当时西方女性的整体状况，都值得深思和考证。多达著述在揭示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大变革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社会生活方面具有“一叶知秋”的功用，但也有一个必要前提，须将这部著述同加洛林时代的各种年代记、编年史、圣徒传记（Hagiography）等传世史乘相互参照，来看取其对加洛林时代，特别是对当时上层社会的反映。这些反映并不局限于该著述以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诉求层面，而且还体现在外部现实世界对这些主观诉求所予以的回应中，尤其是这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更能令史家们对当时法兰克社会整体运行实况产生深刻的认知。此外，从体例和内容而言，多达这部《人生指南》当属训子家书一类。而在宗法家族观念传统极为浓厚的中国，此类著述不绝如缕，数量众多。虽名称不一，有家训、家书、家令、家戒、家约、家仪等，但其内涵主要是家庭长者对后辈提出的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要求或训诫，涉及励志、劝学、修身、处世、治家、孝慈、交友等诸多层面。可以说家训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集中表达，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笔者以为，若将中国家训类著述和多达著述置于一种特定范围之中进行一番专门比较研究，既可以使中国、西方基督教家庭伦理教育之同异得到确切真实的展现，使双方各自特征得到更为充沛透彻的剖析，也能使中国、西方基督教这两大世界文化体系的比较研究在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具体层面上得到落实，从而加深史学比较、文化比较的深度，提高其整体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