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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处”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出”指“出仕为官”，“处”指“退处不仕”。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理学泰斗的朱熹有自己的思考。他与吕祖谦合编编纂《近思录》十四卷，大体与《大学》一书相当，前六卷分别论述《大学》“八条目”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条；自卷七开始，论述治国、平天下之道。卷七“处己”专门论述士人“出处”之道。贤者出处进退，可以看做治国、平天下的个人起点。那么，古代贤士君子在个人去就取舍时是如何决断，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呢？朱、吕二人在《近思录》卷七中提出了看法。本文选取了这一卷中的几条语录，从中归纳出一些古代贤士君子“出处”遵循的标准和规则。
关键词： 《近思录》 程朱理学 “出处” 退处不仕
朱熹、吕祖谦二人在合编《近思录》之时，并不是随意摘录周、张、二程四子相关著作中的语录，而是遵循既定编纂思路和理论基础，在编纂各卷之时亦然。那么，卷七是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或者说着眼于怎样的出发点编纂的呢？
从历代《近思录》注解者为第七卷撰写的解题可以一窥这一卷的主旨大意。南宋叶采曰：“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清代施璜曰：“出处之道，孔孟尚矣。进以礼退以义，孔孟去就之家法也……出而应世为行道也，非为利禄也。”近代张绍价曰：“贤者之进退当待而不当求为主，以守正志、见实理为总旨，以道义命利为意。”国学大师钱穆对这一卷的总结则是：“在家重仁，出门则必兼重义……辞受出处进退终必义而不违于其仁。”概括前贤语录解题，可以将《近思录》卷七提倡的“去就取舍”之道基本原则总结为“尊礼重义而不违仁”，遵循的理论基础则可以归纳为“重义黜利，安命守正”。未仕之时不汲汲于富贵名利，出仕之时不求利禄干进；恪守礼乐仁义，乐天知命，安守正节，内心有所追求。通过对《近思录》卷七记载的一些语录的解读，我们可以对古代——特别是宋代贤士君子的内心操守、处事之道、精神世界和人生价值追求有所了解。
作为对传统儒家有所继承和发挥的新儒家的学者们，在面对为人处世这一人生重大问题的时候，遵循的标准仍然是传统儒家提倡的仁义礼乐之道。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需要做出关键性选择的时候，仁和义的考量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重中之重。因此，朱、吕二人在选择四子语录编纂这一卷的时候，理论出发点还是围绕“重义黜利”这一信条，同时加入经过新儒家发展的“命”与“理”的思想。综上，本文将之归纳为“重义黜利，安命守正”八个字。
“安命”之论是新儒家进退出处之道的重要理论基石。以下分三个部分阐述《近思录》卷七中体现的新儒家在进退出处的处世哲学中的安命笃志的思想。
一、推致其命以遂其志
《近思录》卷七第13条语录：君子当穷困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
古代圣贤等人在论及君子品行优良与否时，往往把“处于穷困之时应当安静自守，坚持自己的内心操守”当做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个操守来自哪里呢？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来自新儒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命。“命”可以简单理解为“天命”、“已经注定无法更改的情况”，但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讲的“命运”。“困”卦，“坎”下“兑”上，泽水下漏，已经形成无可挽回的困厄境地。君子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用尽所有防备手段之后仍然无法改变结局，该怎么办呢？程颐说“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恶劣情况了然于胸，但不要患得患失，泰然处之，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新儒家学者们看来，所谓“遂其志”，程颐所说的“为善之志”，所谓该做的事情，就是“行义”。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方面。
二、知命之当然，安于义之正，泰然处之
《近思录》卷七第23条语录：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有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捨，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
这一条和刚才讲到的第13条是紧密相关的，第13条重点强调“安命遂志”，这一条更注重强调“行义”。“义”可以直接训做“宜”，即适宜、合适的意思，引申开来，就是把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义”。《中庸》里有一段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概括一下，就是在其位而尽其事，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就做好那种境遇下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心心念念不肯捨”。
三、谨慎从事，慎所趋向
《近思录》卷七第17条语录：《鼎》之有实，乃人之有才业也。当慎所趋向，不慎所往，则亦蹈于非义。故曰：“鼎有实，慎所之也。”《周易·鼎》之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能我即，吉。《小象传》：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近思录》虽是辑录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四人的语录而成的，实则是朱熹借四子之口构建起的一套理学体系。从相关理学概念入手，朱熹为当时及后来读书人设定了一套完整的为人处世的标准。《近思录》卷七的编定标志着孔孟学说中的“出处之义”在程朱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并反映了朱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整体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1版）.
[2][宋]叶采.近思录集解.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1版）.
关键词： 《近思录》 程朱理学 “出处” 退处不仕
朱熹、吕祖谦二人在合编《近思录》之时，并不是随意摘录周、张、二程四子相关著作中的语录，而是遵循既定编纂思路和理论基础，在编纂各卷之时亦然。那么，卷七是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或者说着眼于怎样的出发点编纂的呢？
从历代《近思录》注解者为第七卷撰写的解题可以一窥这一卷的主旨大意。南宋叶采曰：“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清代施璜曰：“出处之道，孔孟尚矣。进以礼退以义，孔孟去就之家法也……出而应世为行道也，非为利禄也。”近代张绍价曰：“贤者之进退当待而不当求为主，以守正志、见实理为总旨，以道义命利为意。”国学大师钱穆对这一卷的总结则是：“在家重仁，出门则必兼重义……辞受出处进退终必义而不违于其仁。”概括前贤语录解题，可以将《近思录》卷七提倡的“去就取舍”之道基本原则总结为“尊礼重义而不违仁”，遵循的理论基础则可以归纳为“重义黜利，安命守正”。未仕之时不汲汲于富贵名利，出仕之时不求利禄干进；恪守礼乐仁义，乐天知命，安守正节，内心有所追求。通过对《近思录》卷七记载的一些语录的解读，我们可以对古代——特别是宋代贤士君子的内心操守、处事之道、精神世界和人生价值追求有所了解。
作为对传统儒家有所继承和发挥的新儒家的学者们，在面对为人处世这一人生重大问题的时候，遵循的标准仍然是传统儒家提倡的仁义礼乐之道。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需要做出关键性选择的时候，仁和义的考量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重中之重。因此，朱、吕二人在选择四子语录编纂这一卷的时候，理论出发点还是围绕“重义黜利”这一信条，同时加入经过新儒家发展的“命”与“理”的思想。综上，本文将之归纳为“重义黜利，安命守正”八个字。
“安命”之论是新儒家进退出处之道的重要理论基石。以下分三个部分阐述《近思录》卷七中体现的新儒家在进退出处的处世哲学中的安命笃志的思想。
一、推致其命以遂其志
《近思录》卷七第13条语录：君子当穷困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
古代圣贤等人在论及君子品行优良与否时，往往把“处于穷困之时应当安静自守，坚持自己的内心操守”当做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个操守来自哪里呢？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来自新儒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命。“命”可以简单理解为“天命”、“已经注定无法更改的情况”，但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讲的“命运”。“困”卦，“坎”下“兑”上，泽水下漏，已经形成无可挽回的困厄境地。君子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用尽所有防备手段之后仍然无法改变结局，该怎么办呢？程颐说“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恶劣情况了然于胸，但不要患得患失，泰然处之，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新儒家学者们看来，所谓“遂其志”，程颐所说的“为善之志”，所谓该做的事情，就是“行义”。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方面。
二、知命之当然，安于义之正，泰然处之
《近思录》卷七第23条语录：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有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捨，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
这一条和刚才讲到的第13条是紧密相关的，第13条重点强调“安命遂志”，这一条更注重强调“行义”。“义”可以直接训做“宜”，即适宜、合适的意思，引申开来，就是把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义”。《中庸》里有一段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概括一下，就是在其位而尽其事，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就做好那种境遇下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心心念念不肯捨”。
三、谨慎从事，慎所趋向
《近思录》卷七第17条语录：《鼎》之有实，乃人之有才业也。当慎所趋向，不慎所往，则亦蹈于非义。故曰：“鼎有实，慎所之也。”《周易·鼎》之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能我即，吉。《小象传》：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近思录》虽是辑录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四人的语录而成的，实则是朱熹借四子之口构建起的一套理学体系。从相关理学概念入手，朱熹为当时及后来读书人设定了一套完整的为人处世的标准。《近思录》卷七的编定标志着孔孟学说中的“出处之义”在程朱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并反映了朱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整体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1版）.
[2][宋]叶采.近思录集解.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