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行程中你们怎么和中国人进行交流、沟通？
　　A：那次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一点中文都不会，而当时也几乎没有遇到会说英语的人，所以我们一路上基本都靠“比划”，或者拿出地图，告诉工作人员我们要去哪儿。再就是手里的一本小词典，随时随地拿出来翻着，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
　　那时中国涉外的酒店是有数量规定的，去一些城市还需要拿到审批，买东西全靠“外汇券”，不能用美元。
　　那次我学到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没有”，因为我们上了绿皮车后找列车工作人员问有没有软卧，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
　　Q：那趟旅行，你看到的中国和之前听说过的中国有什么差别吗？
　　A：在我们小时候，接收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不怎么友好的。来中国前，我在和平队工作了两年，这两年间虽然没有回过美国，但当时知道中美关系回暖。来到中国后，感觉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我们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可爱、乐于助人，那趟旅行让我觉得世界变小了。
　　Q：你当时拍了很多中国人的肖像。
　　A：这可能和我的专业“人类学”有关系吧。当我看到他们并流露出拍摄意图时，如果被摄者表现出的表情是比较高兴的，或者像是在说“来拍我吧”，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去拍。但是，我在峨眉山的寺庙里拍摄那些和尚时、在广州拍摄一个仓库管理员时，他们都冲我使劲摆手，那我就不拍了。
　　当时街上看到的大人们都是色彩单调的中山装，但小孩子们都是穿得五颜六色。
　　Q：这批照片里还有很多是关于菜市场的，这里有什么吸引你的吗？
　　A：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差别太大了，美国的市场卖肉都是那种大块包装好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哪个部位，也不知是从哪来的。
　　可是，在中国的菜市场里，那些猪头、肋骨、一些被剥皮的动物，就那么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眼前！看到这些时，别提多吃惊了。尤其是在广州清平的菜市场，不仅有蔬菜水果、肉类卖，我在那还看到了猫、猴子、猫头鹰、青蛙、蛇……好像这些都是用来吃的。一个菜市场竟然有那么多动物，太不可思议了，好像动物园。
　　Q：你还拍了很多食品、饰品的细节？平时你会拍这些吗？
　　A：不会的，在美國时，除了一些艺术家、摄影师会专门拍照外，普通人就是在家庭活动时会拍拍合影，那时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拍摄意识，也很少去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
　　但是到了中国后，我发现有太多、太多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了，在中国吃到的中餐和美国的中餐完全不一样！我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所以我希望回美国给我的朋友、亲戚讲起这次旅行时，能让他们从照片中看到这种差异。
　　Q：你还记得当时在中国城市的街头拍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
　　A：慢慢溜达，市场、公园、社区，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感受一下他们怎么生活……走着走着我就会停下来，拍摄路上的车流、行人，拍摄十几分钟后再走。那次的绿皮车也是慢慢的感觉，很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感受。
　　因为那时都是胶片拍摄，所以每次拍摄都非常小心，每一个场景都要考虑是否值得花费一张胶片。
　　Q：那次行程，你用了多少胶卷，是在中国买的吗？当时好买吗？现在经常回看这些底片吗？
　　A：大概拍了三四十卷吧。柯达和富士的胶片我都用，我比较喜欢富士的色彩。我用的是刚从新加坡买的佳能AE-1相机，最初的胶卷是从香港买的，后来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当时在旅行途中想买胶卷非常困难。我记得在大理时，正赶上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胶卷用完了，我到处找，可就是没有卖的，所以盛典开始的时候，我干脆选择离开现场。
　　这些胶卷是最后拿回香港进行冲洗的，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照片上，经常拿出来看，回忆当时的情况，这一点我太太最清楚。可惜的是，我只能尽量根据后来的回忆写上标签、图说，但有些确实记不太清楚了。 　　Q：有些照片很讲究光影、角度，是受过专业训练吗？
　　A：没有，只是在大学上过摄影课，那时我的室友就是摄影专业的，我们把洗手间改造成了暗房。平时约着出去一起拍，看他怎样拍照，受他影响较大。
　　毕业时，我们要进行毕业设计展示，我就把自己拍的照片贴到了展示板上，老师看到后很惊讶：你的照片拍得很好啊，比摄影专业的学生还要好！那时我主要拍科罗拉多州的一些风景，当时看来不错，但现在看，就觉得水平一般了。
　　我喜欢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的照片，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期间，看到他的作品，就有点想模仿。我覺得自己拍的和他的有点像。
　　我最喜欢的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
　　Q：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曾来中国拍摄过，你有看过他拍中国的作品吗？
　　A：我并不清楚他来过中国拍摄照片的事，也没有看过他拍的这些中国照片。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很愿意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