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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罗芳村
1977年11月，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
此时，深圳边防部队正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感到颇为吃力。当广东省主要领导把此事如实汇报后，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转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领导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不久，他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改革的浪尖。
惊天“卖国案”
1980年，经中央批准，深圳特区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随即展开。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但一期开发所需资金最少也得近20亿元。
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他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是土地租赁。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担心背负“卖国”罪名的骆锦星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希望从中能够找到“祖师爷”对租地的论述。非常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港资蜂拥而入。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晚来的题词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乘坐专列来到深圳。此时，特区正深陷在姓社还是姓资，是不是新租界等等非议和责难中。
当日下午，在听取深圳市委领导汇报后，邓小平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果然，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小平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26日上午，在参观蛇口工业区时，他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随即乘船前往珠海。
29日傍晚，邓小平回到广州。30日下午，深圳市委即派有关人员赴穗，希望能够得到邓小平题词。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同志照惯例出去散步。李天增迅速做好题词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散步回来，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邓小平，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以及吴南生后加的：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笔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深圳的题词内容，显然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时隔8年后再次踏上深圳的土地，这是他此次南巡最为重要的一站。
在随后的7天里，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深圳市容、皇岗口岸、国贸中心大厦、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华侨城和仙湖植物园，接见了深圳市五大领导班子，期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讲话。
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前往珠海特区。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李灏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他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下车后，邓小平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又与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过身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历经淬炼的“尚方宝剑”
“深圳的立法，走的就是一条发扬敢闯敢试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之路。”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15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作了高度肯定。
事实上，对于每个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尚方宝剑”的获得着实不易。
深圳市法制局局长王璞至今还记得，在深圳取得立法权之前，李嘉诚的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等国内外一些大型公司准备进驻保税区，和深圳方面签订的合同里对方都明确一项条款：待保税条例生效后，本合同生效。很多企业在关注深圳有关政策的同时，他们更加关注立法，因为立法相对于地方政策和政府规范性文件而言更具有稳定性。
1988年，深圳终于提出了拥有特区立法权的建议。1989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开幕，有关部门提交了《提请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 但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发出：“深圳连立法主体都没有，怎么授予立法权?”、“特区立法权从法律的层面难以操作，我国的政权体系是五个层次，不存在半省级的政策”。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指示深圳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李灏向邓小平表达了特区立法权的想法。恰逢此时，深圳市人大的筹备工作完成。当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在之后的15年内，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296项，市政府制定规章189项。
相关法律法规在推动深圳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建设的同时，也为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据悉，我国的《公司法》、《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都吸收了深圳相关法规的内容。而深圳出台的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政府采购条例和行业协会条例，则均开创了全国先河。
据统计，在经济特区法规中，约1/3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先行先试的；1/3是根据特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间需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必要变通、补充和细化的；还有1/3则属于为加强行政法制、环境保护、城市管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而制定的。
胡厉之争
1994年早春，深圳再次卷入争论的漩涡中。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
1994年3月，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认为，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到了1995年秋，双方论战的激烈程度仍未消减，《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等文章。
但进入10月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4日，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自此，这场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的论战宣告结束。
“深圳，你被谁抛弃”
2002年10月12日深夜，一位默默无闻的深圳市民，一位勤于思考的证券研究者呙中校，将他一蹴而就的18000多字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在网上，落款“我为伊狂”。
文章发表第二天，市长于幼军便看到了，而且“下载下来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其实不仅仅是于幼军，据说当时有98％的深圳各级官员都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更不用说那些热切期待深圳发展的深圳市民了。
呙中校在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几大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纷纷外迁，说明在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呙中校的文章让于幼军颇有感触。2003年1月19日，俩人的手握到了一起。
呙中校首先承认，这篇文章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于幼军表示，《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是出于对深圳的热爱，是对深圳“爱之深、责之切”的直接反应。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也是条件所限、不必厚责。
不过于幼军承认，深圳的区位优势特别是政策优势正在削弱。在当时，“地产地销”的优惠政策没有了，就只剩下15％的企业所得税了。但“这条优惠政策还能保持多久?很难说。一方面‘人世’后要求政策趋同；深圳20年发展起来了，你也不好意思再要中央、国务院扶你，给优惠政策了。你都长大了、长胖了，难道还让人家开小灶喂你啊?”
最后，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被推迟现代化时间表
过去的20多年里，“深圳速度”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写照。到2003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860亿元，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一份调整方案，却将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2005年推迟至201Q年。
“如果以2005年作为一个时间限定的话，就是原来的一些指标都达不到”。对此，时任市长李鸿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坦率地表示：2000年深圳“十五”计划纲要中制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42项指标中，有23项难以在2005年如期完成。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该调整则调整”。
在推迟现代化时间表的同时，深圳市对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也进行了修改，重点加入了文化、卫生等新的标准。对于新增功能的重要地位，李鸿忠说：“极为重要。这实际上是我们对现代化的一个认识问题，现代化不光是人均GDP的一个指标。文化娱乐、精神享受，这里边就体现全面，深圳的老百姓会更喜欢以人为本的这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从1979年到2002年，深圳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是28％，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产值和税收都是全国最高的。这种增长模式曾经被做为一个全国学习的榜样。
李鸿忠认为，现在必须要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了。他说：“我们全市加上特区外也就尚有200多平方公里可开发，如果每年开发10平方公里，那么在二十、三十年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资源，没有空间了，这是资源向题。第二，我们成就辉煌，但是积累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河流污染的问题。深圳7条河，条条河是臭水沟，再投入，再整治，得不偿失。科学的发展现，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生死观。”
不以GDP论英雄，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推迟现代化时间表，深圳又一次显露本色了“排头兵”的本色。
全球先锋城市
2005年11月24日，深圳建市以来首次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发布了2030年深圳远景目标——建设全球优秀先锋城市。这座不断秉持创新利剑的城市，在自己25岁风华年代时描绘了未来25年的宏伟形象。
进入新世纪，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态势，深圳市委、市政府对自身发展的模式特征判断为“四个难以为继”，并提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城市发展策略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外的一些大城市纷纷开展了不同层面的战略规划，如大伦敦规划、墨尔本2030、香港2030、新加坡发展概念规划、广州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等。在以上背景下，深圳出台了《深圳2030》。
《深圳2030》提出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发展目标应是建设全球先锋城市。由此，报告确定深圳城市未来发展的功能定位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城市、区域性物流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具体先锋目标是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的先行者、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排头兵、深港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领跑者。
据了解，该报告于2001年由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提出，2002年由深圳市规划局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研究。2006年7月26日，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2030》的决议。
《深圳2030》出台后备受各方关注，这说明这座曾经创造众多辉煌的城市，仍然是一块被冀以重托和期望的热土，也正如两院院士周干峙所言，这“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1977年11月，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
此时，深圳边防部队正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感到颇为吃力。当广东省主要领导把此事如实汇报后，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转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领导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不久，他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改革的浪尖。
惊天“卖国案”
1980年，经中央批准，深圳特区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随即展开。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但一期开发所需资金最少也得近20亿元。
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他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是土地租赁。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担心背负“卖国”罪名的骆锦星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希望从中能够找到“祖师爷”对租地的论述。非常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港资蜂拥而入。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晚来的题词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乘坐专列来到深圳。此时，特区正深陷在姓社还是姓资，是不是新租界等等非议和责难中。
当日下午，在听取深圳市委领导汇报后，邓小平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果然，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小平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26日上午，在参观蛇口工业区时，他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随即乘船前往珠海。
29日傍晚，邓小平回到广州。30日下午，深圳市委即派有关人员赴穗，希望能够得到邓小平题词。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同志照惯例出去散步。李天增迅速做好题词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散步回来，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邓小平，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以及吴南生后加的：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笔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深圳的题词内容，显然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时隔8年后再次踏上深圳的土地，这是他此次南巡最为重要的一站。
在随后的7天里，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深圳市容、皇岗口岸、国贸中心大厦、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华侨城和仙湖植物园，接见了深圳市五大领导班子，期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讲话。
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前往珠海特区。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李灏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他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下车后，邓小平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又与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过身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历经淬炼的“尚方宝剑”
“深圳的立法，走的就是一条发扬敢闯敢试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之路。”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15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作了高度肯定。
事实上，对于每个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尚方宝剑”的获得着实不易。
深圳市法制局局长王璞至今还记得，在深圳取得立法权之前，李嘉诚的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等国内外一些大型公司准备进驻保税区，和深圳方面签订的合同里对方都明确一项条款：待保税条例生效后，本合同生效。很多企业在关注深圳有关政策的同时，他们更加关注立法，因为立法相对于地方政策和政府规范性文件而言更具有稳定性。
1988年，深圳终于提出了拥有特区立法权的建议。1989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开幕，有关部门提交了《提请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 但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发出：“深圳连立法主体都没有，怎么授予立法权?”、“特区立法权从法律的层面难以操作，我国的政权体系是五个层次，不存在半省级的政策”。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指示深圳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李灏向邓小平表达了特区立法权的想法。恰逢此时，深圳市人大的筹备工作完成。当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在之后的15年内，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296项，市政府制定规章189项。
相关法律法规在推动深圳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建设的同时，也为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据悉，我国的《公司法》、《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都吸收了深圳相关法规的内容。而深圳出台的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政府采购条例和行业协会条例，则均开创了全国先河。
据统计，在经济特区法规中，约1/3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先行先试的；1/3是根据特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间需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必要变通、补充和细化的；还有1/3则属于为加强行政法制、环境保护、城市管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而制定的。
胡厉之争
1994年早春，深圳再次卷入争论的漩涡中。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
1994年3月，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认为，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到了1995年秋，双方论战的激烈程度仍未消减，《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等文章。
但进入10月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4日，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自此，这场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的论战宣告结束。
“深圳，你被谁抛弃”
2002年10月12日深夜，一位默默无闻的深圳市民，一位勤于思考的证券研究者呙中校，将他一蹴而就的18000多字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在网上，落款“我为伊狂”。
文章发表第二天，市长于幼军便看到了，而且“下载下来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其实不仅仅是于幼军，据说当时有98％的深圳各级官员都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更不用说那些热切期待深圳发展的深圳市民了。
呙中校在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几大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纷纷外迁，说明在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呙中校的文章让于幼军颇有感触。2003年1月19日，俩人的手握到了一起。
呙中校首先承认，这篇文章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于幼军表示，《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是出于对深圳的热爱，是对深圳“爱之深、责之切”的直接反应。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也是条件所限、不必厚责。
不过于幼军承认，深圳的区位优势特别是政策优势正在削弱。在当时，“地产地销”的优惠政策没有了，就只剩下15％的企业所得税了。但“这条优惠政策还能保持多久?很难说。一方面‘人世’后要求政策趋同；深圳20年发展起来了，你也不好意思再要中央、国务院扶你，给优惠政策了。你都长大了、长胖了，难道还让人家开小灶喂你啊?”
最后，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被推迟现代化时间表
过去的20多年里，“深圳速度”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写照。到2003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860亿元，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一份调整方案，却将深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2005年推迟至201Q年。
“如果以2005年作为一个时间限定的话，就是原来的一些指标都达不到”。对此，时任市长李鸿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坦率地表示：2000年深圳“十五”计划纲要中制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42项指标中，有23项难以在2005年如期完成。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该调整则调整”。
在推迟现代化时间表的同时，深圳市对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也进行了修改，重点加入了文化、卫生等新的标准。对于新增功能的重要地位，李鸿忠说：“极为重要。这实际上是我们对现代化的一个认识问题，现代化不光是人均GDP的一个指标。文化娱乐、精神享受，这里边就体现全面，深圳的老百姓会更喜欢以人为本的这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从1979年到2002年，深圳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是28％，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产值和税收都是全国最高的。这种增长模式曾经被做为一个全国学习的榜样。
李鸿忠认为，现在必须要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了。他说：“我们全市加上特区外也就尚有200多平方公里可开发，如果每年开发10平方公里，那么在二十、三十年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资源，没有空间了，这是资源向题。第二，我们成就辉煌，但是积累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河流污染的问题。深圳7条河，条条河是臭水沟，再投入，再整治，得不偿失。科学的发展现，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生死观。”
不以GDP论英雄，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推迟现代化时间表，深圳又一次显露本色了“排头兵”的本色。
全球先锋城市
2005年11月24日，深圳建市以来首次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发布了2030年深圳远景目标——建设全球优秀先锋城市。这座不断秉持创新利剑的城市，在自己25岁风华年代时描绘了未来25年的宏伟形象。
进入新世纪，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态势，深圳市委、市政府对自身发展的模式特征判断为“四个难以为继”，并提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城市发展策略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外的一些大城市纷纷开展了不同层面的战略规划，如大伦敦规划、墨尔本2030、香港2030、新加坡发展概念规划、广州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等。在以上背景下，深圳出台了《深圳2030》。
《深圳2030》提出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发展目标应是建设全球先锋城市。由此，报告确定深圳城市未来发展的功能定位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城市、区域性物流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具体先锋目标是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的先行者、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排头兵、深港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领跑者。
据了解，该报告于2001年由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提出，2002年由深圳市规划局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研究。2006年7月26日，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2030》的决议。
《深圳2030》出台后备受各方关注，这说明这座曾经创造众多辉煌的城市，仍然是一块被冀以重托和期望的热土，也正如两院院士周干峙所言，这“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