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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会计师事务所的区位分布情况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区位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建立分所的经济动因，并进一步检验其设立分所的经济效果。以2010-2017年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在市场化程度高、服务业集聚以及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设立分所。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地区设立分所可通过区位优势吸引客户。该结论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控制自选择问题并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关键词：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地理区位分布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1.013
一、引 言
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探索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土所”）的规模化、高质量发展道路。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鼓励本土所“走出去”，也支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引进来”。随着“做大做强”战略的不断推进，本土所以及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合作所“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以下简称国际“四大”）纷纷通过合并事务所或成立分所進一步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1]。随着分所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审计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以下简称“分所”）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现有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总所层面，鲜有文献从分所层面开展实证分析。当前围绕分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分所规模、客户重要性和行业专长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2]。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证券资格所）在31个省级地区平均设立分所22家，其中西藏自治区分所最少只有1家，而位列榜首的江苏省分所数量则高达76家。分所绝大部分设立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体现出极度不均衡的区位分布[3]。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使得区位理论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继德国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产业市场区位论后[4]，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揭开了区位理论研究的序幕[5]。目前相关文献多数聚焦于产业宏观层面[6-7]，其中服务业[8-9]的区位选择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话题。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会计师事务所的区位布局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做大做强战略实施过程中，分所区位分布不均衡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在地区设立分所是否能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在当地的发展？目前鲜有研究从分所地理区位选择角度出发研究上述问题。
有别于当前聚焦服务业宏观层面区位选择机制的文献，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聚焦隶属于事务所职能性质服务业①的会计师事务所。李碧花曾尝试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分析服务业布局的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9]，但研究以事务所总所为对象且缺乏对布局效果的进一步探索。本文立足于事务所分所，采用2007-2017年339个省级地区分所观测值，探索国际“四大”设立分所时进行地区选址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国际“四大”通过区位选址设立分所实现的市场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所，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市场化程度高、服务业聚集、行业规模大、对外开放水平高且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建立分所;这说明地区总体经济发达程度是促使分所在当地选址的关键因素。同时，相较于本土所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能有效吸引客户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这表明在地区设立分所可享有区位优势并促进实现经济效益。
二、制度背景
随着中国会计师行业的高速发展，大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成立办事处或与当地事务所合作不断扩张中国的市场份额。1979年，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如今隶属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于1979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三家：安永、德勤及毕马威相继进入中国市场。国际“四大”在中国的中外合作所“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收入与规模远超中国本土所。
2007年《意见》颁布以来，中国财政部不断推动“做大做强”战略，放宽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的要求，国际“四大”也迅速在各地设立分所进一步推进地区扩张。根据笔者统计的2007-2017年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可知，自《意见》发布以来，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数总体不断攀升。由于国际“四大”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声誉、执业质量和业务拓展战略等方面不尽相同，其分所扩张趋势也呈现不同特点。具体来看，国际“四大”的分所扩张步伐稳健，循序渐进，分所总数从2007年的15家上升至2014年的42家，并且在2014-2017年间稳定在42家。相较而言，非“四大”的分所扩张步伐则显得更为激进，分所总数从2007年的41家跃升至2017年的421家，11年间分所总数达到《意见》颁布时的近10倍;其中，2010-2014年更是呈现出一路攀升的井喷态势，5年间分所数从89家猛增至413家;2014年以后趋于稳定。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年收入排名前四位的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内“四大”）在《意见》之后市场竞争力也发生了新变化。进一步，国际“四大”和国内“四大”在“做大做强”浪潮中的分所区域布局中也有不同表现。截止到2017年，国际“四大”主要将分所设立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政治和经济中心北京和上海等地;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东北省份，如黑龙江、吉林，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则没有设立分所。相较而言，国内“四大”的分所则遍布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四大”在分所设立过程中具备一定区位规划和布局策略;而本土所则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直接合并当地事务所设立分所[2]，有待进一步科学合理规划。 同时，笔者对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地理区位分布情况进行了汇总，如图2所示。从图2来看，分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省以58家分所居首位;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分所屈指可数，西藏自治区分所数为0，即没有任何会计师事务所在当地设立分所。由此可初步判断，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所布局和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设立分所时更受青睐。
进一步地，为了解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客户，笔者汇总了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上市公司地理区位分布情况，具体如图3所示。从图3来看，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省以494家上市公司位列榜首，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紧随其后，上市公司数量均达到约300家的规模。此外，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寥寥无几，西藏、宁夏和青海仅有十来家上市公司。
综上可知，图2和图3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即，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汇聚在上市公司集聚的地区，而上市公司屈指可数的区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也凤毛麟角。这表明上市公司的发展带来的审计业务需求，是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上市公司的分布也体现出与地区经济发达水平的密切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在选择区域设立分所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参考的重要因素。
三、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区位理论已成为经济地理学领域重要的原理之一[10]，并在欧美国家经济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随着中国情境下新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区位理论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11]。经济活动所属部门不同形成了农业区位[12]、工业区位[5]和市场区位[4]等，不同行业区位的地理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
Krugman认为产业的地理分布并非随机形成，其受地区生产要素、资源分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13]。国内外学者们研究表明，良好的区位条件是影响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如公共基础设施、区位通达性、是否接近客户等一系列因素将影响企业地理布局[5，14-17]。Jacbos 发现上下游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更愿意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业务[18]。陈红霞和李国平研究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空间集聚极化发展趋势，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为集中的地区[19]。覃成林和杨晴晴发现全国性和地方性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呈现在“北上广”核心城市以及在省会及副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20]，说明企业倾向于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选址[18-19]。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政策和环境异质性高，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相较而言，经济发达或经济活动活跃地区更有利于企业集聚和开展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作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同样也会受到中国不同的地区经济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自《意见》颁布以来，中国本土所和国际“四大”在“做大做强”战略下纷纷在各地设立分所进行规模扩张，其对分所的选址就是一次区位选择活动。两者区别在于，中国本土所的分所主要来自对地方小所的合并，而国际“四大”的分所则是自行建立;相较而言，后者的分所选址策略更为稳健[2]。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建立分所。
国际“四大”因高审计质量在业界享有声誉。DeAngelo指出高质量审计师能够通过外部治理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上市公司財务报告可靠性[21]。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外部独立审计可以有效缓解两权分离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22-24]。当企业需要向市场传递“公司治理水平高，经营业绩良好，代理成本较低”等信号来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等目的时，就会倾向于选择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来强化信号传递效果[25-26]。然而，根据审计市场供需理论，审计师供给水平将影响上市公司对审计所的选择[27]。地理距离导致异地审计师需花费大量交通和时间成本以开展审计业务，选聘外地审计师的企业将承担更高的审计费以弥补相应审计成本[28]。因此，企业将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对审计所进行选择[29]。基于此，如果国际“四大”在当地供给水平低，那么客户很可能就近选择当地审计所以节省成本。此外，地理邻近有利于审计师与客户的深入沟通，促进信息收集和企业监督。这将使本地事务所对当地企业更具吸引力，从而占据当地审计市场份额，进而表现出一定地区垄断态势[3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在某地区有分所，成本优势将使企业更愿意选择当地分所进行审计。国际“四大”在地区建立分所，一方面将获得“本土知识”享有信息、沟通和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可打破本地事务所的地区垄断局面，从而获得当地客户[2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在某地区有分所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利用手工收集的国际“四大”分所信息，根据2007-2017年31个省级地区宏观指标变量建立面板数据，以实证检验国际“四大”在中国建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倾向。本文中会计师事务所分布地区指的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等一级行政管理区域。目前，中国包括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等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本文选取省级区域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一方面由于现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均以省级地区为单位，采用该方法可保持结论可比性;另一方面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省级地区均设立了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相关数据在省级层面进行统计;最后，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先确定省份然后具体到相应县市。 参考陈建军[31]、何永达[32]、刘颖[33]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Logit模型和Heckprobit模型分别实证检验假设1和假设2。
1.假设1检验：Logit模型。
上述变量中，被解释变量BigSub为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定义如果国际“四大”中任意一家在样本年度在中国现行31个省级地区有分所则取值为1，否则为0[1]。
解释变量为影响国际“四大”在各地区建立分所的主要地区经济宏观指标。其中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34]，其他指标参照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选取。这些指标包括：（1）市场化程度（Mki）。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越高，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2）市场潜能（Firms）。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越多，审计服务需求量越大，市场潜能越大[31，33]。（3）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第三产业比重越高，服务业聚集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聚集经济，地区经济越发达[18-19]。（4）行业规模（Numbs）。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以工业为主，因此，工业企业数量越多，地区行业规模越大，形成地方化经济[8，35]。（5）对外开放水平（Tmx）。地区进口贸易总额越大，表明其对外开放水平越高，通常对外贸易的增加有利于服务企业集聚[8，36]。（6）地区通达性（High）。地区公路里程越长，表明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程度越完善，地区通达性越好;经济越发达地区通达性越好[20，37]。（7）人力资本（Grads）。以地区高校毕业生人数衡量其人力资本情况;一般而言，地区的服务业人力资本竞争力越强，越容易获得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企业进入;通常经济越发达地区，高校一般也越多[32，38]。
本文对上述模型（1）控制了年度影响，模型中相关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2.假设2检验： Heckprobit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设立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BIG4），并参照Wallace[39]、陈关亭[25]、程璐和陈宋生[27]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加入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Age）、公司业绩（Loss）、独立董事比率（Ind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企业性质（Soe）等控制变量来考察国际“四大”在地区（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有分所（BigSub）对吸引客户的作用。此外，加入审计所在地区有无分所二分变量（Prov）来控制本地审计师对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审计的影响。
然而，根据假设1的理论分析可知，国际“四大”可能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建立分所。因此，国际“四大”分所设立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40]。由于国际“四大”在地区是否有分所（Bigsub）和上市公司审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BIG4）均为二分变量，而传统的Heckman兩阶段模型第二阶段为OLS估计。因此，本文采用Heckprobit模型[41]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论证假设2。
本文Heckprobit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设定为：
根据Heckprobit模型方法，在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2-1）中，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独立Probit模型来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即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的概率。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新变量，加入模型（2-2）进行Logit回归。这样，自选择问题通过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得以修正，并在第二阶段由逆米尔斯比率（IMR）来反映。
综上，模型（2-1）和模型（2-2）共同验证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是否有助于招揽客户。即通过模型（2-2）中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的回归系数β1，来最终验证假设2是否成立。
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BIG4为国际“四大”二分变量。根据2007-2017年样本上市公司当年度的审计所信息定义，如果上市公司当年度审计所是国际“四大”中任意一家，则取值为1，否则为0。以上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包括：（1）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BigSub，定义同模型1。（2）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本文利用收集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信息，与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年度地区匹配，设立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二分变量，定义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在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所在地区（上市公司注册地）有设立分所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参考现有学者研究成果，控制变量包括：是否交叉上市Cross;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亏损情况Loss;上市年限Age;董事会独立性Ind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是否国有企业Soe。此外， 模型中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
Heckprobit模型中相关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2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假设1的检验样本数据来源及选择。模型（1）中国际“四大”2007-2017年在各省级地区分所信息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以及天眼查网站，经手工收集获得。反映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宏观指标中，市场化程度（Mki）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34]，其他宏观省级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年鉴统计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是上年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的相关经济指标均滞后一期。本文将国际“四大”2007-2017年分所分布信息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匹配，最终得到341个省级地区观测样本。
2.假设2的检验样本数据来源及选择。2007年，中国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重大调整。为确保可比性，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上市公司各年度财务指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及审计意见信息来自锐思数据库（RESSET） ，其中详细披露了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审计所信息、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以及上市公司注册地、上市日期等公司特征数据。同时按如下要求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ST和PT企业;（2）剔除金融业、采矿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由于这三类行业的公司业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尤其金融行业的盈余管理衡量标准不同于其他行业，纳入样本数据将缺乏可比性，除制造业按中国证监会的二级分类外，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3）剔除财务数据不完整以及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2186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排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模型的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假设1的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模型（1）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将主要变量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3所示。其中国际“四大”有分所的样本有136个，无分所的样本有203个。国际“四大”有分所的地区与无分所的地区相比，除了地区通达性（High）指标无显著差异外，代表经济发达程度的其他指标：市场化程度（Mki）、市场潜能（Firms）、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行业规模（Numbs）、对外开放水平（Tmx）以及人力资本（Grads），前者均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相较国际“四大”没有设立分所的地区，国际“四大”有设立分所的地区经济更为发达。
2.相关性分析。
模型 （1）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Bigsub）显著相关。此外，市场潜能（Firms）、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行业规模（Numbs）、对外开放水平（Tmx）、人力资本（Grads）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Mki）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上市公司数量、第三产业企业占比、工业企业数量、进出口总额、高校毕业生人数等也相应越多，这与客观情况相一致。
由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多数大于0.5，其中对外开放水平（Tmx）与市场潜能（Firms）相关系数高达0.907 9，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经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且均值为6.68（如表5所示）。这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1）采用Logit回归，同时对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以验证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倾向，表6为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回归结果。由表6可知，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以及人力资本（Grads）均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则地区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的集聚使得地区的审计服务需求就越高。由此，国际“四大”在这些地区设立分所更符合业务发展需求。同时，根据供需理论可知，人力资本越充足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用工成本的随之降低将使企业进一步在地区集聚[32];此外，人才的汇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在地区聚集[33]。由此衍生的审计服务需求将导致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相应地区设立分所。行业规模（Numbs）、地区通达性（High）则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负相关，且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一方面，中国的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而会计师事务所等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9，42];同时，东南沿海城市及北上广等一线省会城市则汇聚了服务业、现代工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等上市公司。从审计业务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后者建立分所，因此行业规模（Numbs）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客观情况。另一方面，尽管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交通四通八达，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占地面积不均衡，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地域面积是上述发达城市的数倍;随着近年来基建工程的完善，其公路里程远超发达地区。因此，尽管这些偏远地区公路里程较长，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仍处于欠发达水平，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量较少，国际“四大”暂不考虑在相关地区建立分所也合乎情理。最后，市场潜能（Firms）、对外开放水平（Tmx）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相关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说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度（Prop3）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Grads）是国际“四大”在确定分所选址时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上，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或者经济活动活跃地区建立分所，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假设2的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的主要变量根据是否由国际“四大”（BIG4）审计进行分组描述性统计。由表7统计结果可知，分组下样本公司特征和财务指标呈现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中，国际“四大”在所审企业注册地有分所（BigSub）的均值显著高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这说明国际“四大”有分所的地区，由国际“四大”接揽的审计业务更多。然而，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中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这个变量的均值则显著小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这说明在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注册地，本地所的分所较多并且对国际“四大”的业务形成竞争，使得国际“四大”的审计企业减少。此外，分组样本在有关企业特征与财务指标的变量中也呈现明显不同。其中，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上市（Cross）的比率，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均高于非國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同时，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上市年限（Age）更长，公司董事独立性（Inde）更强，国企（Soe）占比相对更高，并且亏损（Loss）更少。总体来看，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基本面更好。
进一步地，我们对样本进行单变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和无分所的样本数分别为13398和8468，分别占全样本的61.27%和38.73%。这表明国际“四大”在由其审计的样本公司所在地区分所覆盖率达到近三分之二。同时，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和无分所的样本数分别为12 064和9 802，分别占全样本的55.17%和44.83%。
这表明本土所在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分所覆盖率不及国际“四大”。其次，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相较无分所时，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的概率在1%水平上显著更高。这表明当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时，客户选择其作为审计所的概率更高。而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相较无分所时，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的概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更低。这表明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时，会对国际“四大”的审计业务形成竞争，部分企业将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 2.相关性分析。
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如下表9所示。其中，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与被解释变量国际“四大”（BIG4）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有助于吸引客户选择其作为审计所。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与被解释变量国际“四大”（BIG4）则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当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时，将挤压国际“四大”审计业务，一部分企业将更倾向于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这与上述单变量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显著相关，侧面证明了控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从其他变量来看，除了上市公司获利能力（Roa）与亏损情况（Loss）相关系数大于0.5，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介于0.1至0.5之间。进一步检验可知，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如表10所示）均值为1.37远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Heckprobit回归分析。
前述假設1理论分析表明，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的决策可能存在自选择，为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进行检验并论证假设2。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1表示。
1. Heckprobit第一阶段：是否在地区建立分所选择模型。
表11中模型（2-1）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对外开放水平（Tmx）以及人力资本（Grads）均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在1%统计水平上正相关。 这表明国际“四大”更愿意在市场化程度和服务业聚集度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更高的地区和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设立分所。行业规模（Numbs）、地区通达性（High）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一定集聚在制造业周围[9，42]，譬如以具有相当规模重工业的东北地区并非国际“四大”分所选址首选。
此外，尽管幅员辽阔的西北地区公路里程较长，但由于整体经济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审计业务需求稀少，国际“四大”也不愿在相关地区设立分所，市场潜力（Firms）与国际“四大”是否有分所（BigSub）关系不显著。Heckprobit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与Logit模型对假设1的回归结果趋近一致，这不仅说明对假设1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也说明国际“四大”在地区是否有分所的确存在内生的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检验假设2是合理的。
2.Heckprobit第二阶段：客户是否选择国际“四大”模型。
表11中模型（2-2）Heckprobit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IMR系数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自选择问题确实存在将导致模型的回归结果有偏。此外，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与国大”（BIG4）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控制了国际“四大”是否在地区设立分所的自选择问题后，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时上市公司仍然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具体来看，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控制自选择问题条件下，如果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则上市公司将选择本土所为审计所。这说明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将挤压国际“四大”在当地的审计市场份额，即本土所将与国际“四大”在分所区位布局上形成竞争效应，进一步说明国际“四大”通过在地区设立分所成功与本土所抗衡并吸引当地客户。
从各上市公司特征与财务指标变量来看，股票是否交叉上市（Cross）、公司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均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交叉上市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同时，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此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上市年限（Age）、上市公司是否为国企（Soe）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可能因其财务指标不佳规避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收益率高的上市公司更愿意选择本土所，可能是其希望通过本土所更容易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肯定其业绩;上市越久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本土所，说明其可能希望与本土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获得较好的审计意见;国有企业可能出于信息保密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对本土事务所的扶持，使得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本土所进行审计。企业是否亏损（Loss）和董事会独立性（Inde）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企业亏损情况与董事会独立性对审计所的选择影响不大。
3.稳健性分析。
为深入实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鼓励和扶持事务所加快实现规模化、国际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中注协继2007年颁布《意见》以后于2012年6月8日发布《关于支持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做强做大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支持措施》），进一步引导和支持鼓励事务所做强做大的行动。由此，本文以2012年为临界点，划分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两个分样本，进一步检验国际“四大”建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实证结果表明，两个分样本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1）的结论是稳健的。同时，参照模型（1）的稳健性分析，同样采用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两个分样本，来进一步检验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是否有助于吸引客户，从具体回归结果来看，两个分样本的Heckprobit二阶段分析结果也与主检验基本一致，从而表明假设2是成立的②。
六、结 语
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并鼓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是中国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从国际“四大”分所的地理区位布局出发，研究国际“四大”在中国设立分所的经济动因和经济效果，研究发现：从经济动因来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是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首选区位，这为中国本土所在“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分所选址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改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依靠大所吸收小所实现扩大的局面;从经济效果来看，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有利于吸引客户，从而扩大审计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这为中国本土所精准定位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做精做专”提供了依据。 本文研究結论尚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国际“四大”的地理分布倾向显得不够全面。由于当前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分布在省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利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造成大量没有设立分所的城市无数据匹配，样本量偏小将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的结论局限于省级层面的分所布局。第二，在研究国际“四大”分所选址地区倾向时，本文只采取Logit二维回归显得方法单一。当前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未来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应考虑加入空间模型拓展空间溢出效应对地理区位分布的影响。第三，本文在探索国际“四大”分所区位布局影响因素时，主要考虑经济方面的要素，未来研究对可能影响空间决策的文化、政策和政治因素应展开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张文忠将服务业类型划分为日常活动服务业、以企业或机关为对象的服务业、具有事务所性质职能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四大类。
② 囿于篇幅，笔者在此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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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accounting firm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tion theory and agen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motivation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anches by “Big Four” in China， and further tests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effects. Taking the “Big Four” branche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0-2017 as research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 suggests that “Big Four” are likely to set up branches in area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better tertiar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richer human capital.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Big Four” branches in the region facilitates to attract customers attributed to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controlling self-selection effect by Heckprobit two-stage model and robustness test.
Key words：four bi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s;branches;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关键词：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地理区位分布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1.013
一、引 言
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探索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土所”）的规模化、高质量发展道路。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鼓励本土所“走出去”，也支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引进来”。随着“做大做强”战略的不断推进，本土所以及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合作所“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以下简称国际“四大”）纷纷通过合并事务所或成立分所進一步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1]。随着分所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审计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以下简称“分所”）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现有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总所层面，鲜有文献从分所层面开展实证分析。当前围绕分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分所规模、客户重要性和行业专长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2]。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证券资格所）在31个省级地区平均设立分所22家，其中西藏自治区分所最少只有1家，而位列榜首的江苏省分所数量则高达76家。分所绝大部分设立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体现出极度不均衡的区位分布[3]。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使得区位理论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继德国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产业市场区位论后[4]，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揭开了区位理论研究的序幕[5]。目前相关文献多数聚焦于产业宏观层面[6-7]，其中服务业[8-9]的区位选择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话题。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会计师事务所的区位布局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做大做强战略实施过程中，分所区位分布不均衡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在地区设立分所是否能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在当地的发展？目前鲜有研究从分所地理区位选择角度出发研究上述问题。
有别于当前聚焦服务业宏观层面区位选择机制的文献，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聚焦隶属于事务所职能性质服务业①的会计师事务所。李碧花曾尝试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分析服务业布局的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9]，但研究以事务所总所为对象且缺乏对布局效果的进一步探索。本文立足于事务所分所，采用2007-2017年339个省级地区分所观测值，探索国际“四大”设立分所时进行地区选址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国际“四大”通过区位选址设立分所实现的市场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所，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市场化程度高、服务业聚集、行业规模大、对外开放水平高且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建立分所;这说明地区总体经济发达程度是促使分所在当地选址的关键因素。同时，相较于本土所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能有效吸引客户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这表明在地区设立分所可享有区位优势并促进实现经济效益。
二、制度背景
随着中国会计师行业的高速发展，大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成立办事处或与当地事务所合作不断扩张中国的市场份额。1979年，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如今隶属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于1979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三家：安永、德勤及毕马威相继进入中国市场。国际“四大”在中国的中外合作所“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收入与规模远超中国本土所。
2007年《意见》颁布以来，中国财政部不断推动“做大做强”战略，放宽会计师事务所开设分所的要求，国际“四大”也迅速在各地设立分所进一步推进地区扩张。根据笔者统计的2007-2017年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可知，自《意见》发布以来，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数总体不断攀升。由于国际“四大”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声誉、执业质量和业务拓展战略等方面不尽相同，其分所扩张趋势也呈现不同特点。具体来看，国际“四大”的分所扩张步伐稳健，循序渐进，分所总数从2007年的15家上升至2014年的42家，并且在2014-2017年间稳定在42家。相较而言，非“四大”的分所扩张步伐则显得更为激进，分所总数从2007年的41家跃升至2017年的421家，11年间分所总数达到《意见》颁布时的近10倍;其中，2010-2014年更是呈现出一路攀升的井喷态势，5年间分所数从89家猛增至413家;2014年以后趋于稳定。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年收入排名前四位的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内“四大”）在《意见》之后市场竞争力也发生了新变化。进一步，国际“四大”和国内“四大”在“做大做强”浪潮中的分所区域布局中也有不同表现。截止到2017年，国际“四大”主要将分所设立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政治和经济中心北京和上海等地;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东北省份，如黑龙江、吉林，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则没有设立分所。相较而言，国内“四大”的分所则遍布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四大”在分所设立过程中具备一定区位规划和布局策略;而本土所则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直接合并当地事务所设立分所[2]，有待进一步科学合理规划。 同时，笔者对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地理区位分布情况进行了汇总，如图2所示。从图2来看，分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省以58家分所居首位;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分所屈指可数，西藏自治区分所数为0，即没有任何会计师事务所在当地设立分所。由此可初步判断，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所布局和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设立分所时更受青睐。
进一步地，为了解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客户，笔者汇总了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上市公司地理区位分布情况，具体如图3所示。从图3来看，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省以494家上市公司位列榜首，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紧随其后，上市公司数量均达到约300家的规模。此外，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寥寥无几，西藏、宁夏和青海仅有十来家上市公司。
综上可知，图2和图3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即，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汇聚在上市公司集聚的地区，而上市公司屈指可数的区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也凤毛麟角。这表明上市公司的发展带来的审计业务需求，是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上市公司的分布也体现出与地区经济发达水平的密切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在选择区域设立分所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参考的重要因素。
三、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区位理论已成为经济地理学领域重要的原理之一[10]，并在欧美国家经济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随着中国情境下新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区位理论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11]。经济活动所属部门不同形成了农业区位[12]、工业区位[5]和市场区位[4]等，不同行业区位的地理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
Krugman认为产业的地理分布并非随机形成，其受地区生产要素、资源分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13]。国内外学者们研究表明，良好的区位条件是影响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如公共基础设施、区位通达性、是否接近客户等一系列因素将影响企业地理布局[5，14-17]。Jacbos 发现上下游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更愿意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业务[18]。陈红霞和李国平研究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空间集聚极化发展趋势，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为集中的地区[19]。覃成林和杨晴晴发现全国性和地方性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呈现在“北上广”核心城市以及在省会及副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20]，说明企业倾向于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选址[18-19]。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政策和环境异质性高，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相较而言，经济发达或经济活动活跃地区更有利于企业集聚和开展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作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同样也会受到中国不同的地区经济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自《意见》颁布以来，中国本土所和国际“四大”在“做大做强”战略下纷纷在各地设立分所进行规模扩张，其对分所的选址就是一次区位选择活动。两者区别在于，中国本土所的分所主要来自对地方小所的合并，而国际“四大”的分所则是自行建立;相较而言，后者的分所选址策略更为稳健[2]。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建立分所。
国际“四大”因高审计质量在业界享有声誉。DeAngelo指出高质量审计师能够通过外部治理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上市公司財务报告可靠性[21]。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外部独立审计可以有效缓解两权分离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22-24]。当企业需要向市场传递“公司治理水平高，经营业绩良好，代理成本较低”等信号来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等目的时，就会倾向于选择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来强化信号传递效果[25-26]。然而，根据审计市场供需理论，审计师供给水平将影响上市公司对审计所的选择[27]。地理距离导致异地审计师需花费大量交通和时间成本以开展审计业务，选聘外地审计师的企业将承担更高的审计费以弥补相应审计成本[28]。因此，企业将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对审计所进行选择[29]。基于此，如果国际“四大”在当地供给水平低，那么客户很可能就近选择当地审计所以节省成本。此外，地理邻近有利于审计师与客户的深入沟通，促进信息收集和企业监督。这将使本地事务所对当地企业更具吸引力，从而占据当地审计市场份额，进而表现出一定地区垄断态势[3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在某地区有分所，成本优势将使企业更愿意选择当地分所进行审计。国际“四大”在地区建立分所，一方面将获得“本土知识”享有信息、沟通和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可打破本地事务所的地区垄断局面，从而获得当地客户[2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在某地区有分所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利用手工收集的国际“四大”分所信息，根据2007-2017年31个省级地区宏观指标变量建立面板数据，以实证检验国际“四大”在中国建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倾向。本文中会计师事务所分布地区指的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等一级行政管理区域。目前，中国包括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等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本文选取省级区域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一方面由于现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均以省级地区为单位，采用该方法可保持结论可比性;另一方面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省级地区均设立了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相关数据在省级层面进行统计;最后，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先确定省份然后具体到相应县市。 参考陈建军[31]、何永达[32]、刘颖[33]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Logit模型和Heckprobit模型分别实证检验假设1和假设2。
1.假设1检验：Logit模型。
上述变量中，被解释变量BigSub为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定义如果国际“四大”中任意一家在样本年度在中国现行31个省级地区有分所则取值为1，否则为0[1]。
解释变量为影响国际“四大”在各地区建立分所的主要地区经济宏观指标。其中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34]，其他指标参照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选取。这些指标包括：（1）市场化程度（Mki）。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越高，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2）市场潜能（Firms）。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越多，审计服务需求量越大，市场潜能越大[31，33]。（3）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第三产业比重越高，服务业聚集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聚集经济，地区经济越发达[18-19]。（4）行业规模（Numbs）。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以工业为主，因此，工业企业数量越多，地区行业规模越大，形成地方化经济[8，35]。（5）对外开放水平（Tmx）。地区进口贸易总额越大，表明其对外开放水平越高，通常对外贸易的增加有利于服务企业集聚[8，36]。（6）地区通达性（High）。地区公路里程越长，表明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程度越完善，地区通达性越好;经济越发达地区通达性越好[20，37]。（7）人力资本（Grads）。以地区高校毕业生人数衡量其人力资本情况;一般而言，地区的服务业人力资本竞争力越强，越容易获得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企业进入;通常经济越发达地区，高校一般也越多[32，38]。
本文对上述模型（1）控制了年度影响，模型中相关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2.假设2检验： Heckprobit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设立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BIG4），并参照Wallace[39]、陈关亭[25]、程璐和陈宋生[27]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加入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Age）、公司业绩（Loss）、独立董事比率（Ind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企业性质（Soe）等控制变量来考察国际“四大”在地区（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有分所（BigSub）对吸引客户的作用。此外，加入审计所在地区有无分所二分变量（Prov）来控制本地审计师对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审计的影响。
然而，根据假设1的理论分析可知，国际“四大”可能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建立分所。因此，国际“四大”分所设立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40]。由于国际“四大”在地区是否有分所（Bigsub）和上市公司审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BIG4）均为二分变量，而传统的Heckman兩阶段模型第二阶段为OLS估计。因此，本文采用Heckprobit模型[41]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论证假设2。
本文Heckprobit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设定为：
根据Heckprobit模型方法，在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2-1）中，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独立Probit模型来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即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的概率。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新变量，加入模型（2-2）进行Logit回归。这样，自选择问题通过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得以修正，并在第二阶段由逆米尔斯比率（IMR）来反映。
综上，模型（2-1）和模型（2-2）共同验证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是否有助于招揽客户。即通过模型（2-2）中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的回归系数β1，来最终验证假设2是否成立。
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BIG4为国际“四大”二分变量。根据2007-2017年样本上市公司当年度的审计所信息定义，如果上市公司当年度审计所是国际“四大”中任意一家，则取值为1，否则为0。以上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包括：（1）国际“四大”分所二分变量BigSub，定义同模型1。（2）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本文利用收集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信息，与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属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年度地区匹配，设立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二分变量，定义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在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所在地区（上市公司注册地）有设立分所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参考现有学者研究成果，控制变量包括：是否交叉上市Cross;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亏损情况Loss;上市年限Age;董事会独立性Ind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是否国有企业Soe。此外， 模型中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
Heckprobit模型中相关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2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假设1的检验样本数据来源及选择。模型（1）中国际“四大”2007-2017年在各省级地区分所信息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以及天眼查网站，经手工收集获得。反映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宏观指标中，市场化程度（Mki）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34]，其他宏观省级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年鉴统计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是上年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的相关经济指标均滞后一期。本文将国际“四大”2007-2017年分所分布信息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匹配，最终得到341个省级地区观测样本。
2.假设2的检验样本数据来源及选择。2007年，中国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重大调整。为确保可比性，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上市公司各年度财务指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及审计意见信息来自锐思数据库（RESSET） ，其中详细披露了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审计所信息、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以及上市公司注册地、上市日期等公司特征数据。同时按如下要求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ST和PT企业;（2）剔除金融业、采矿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由于这三类行业的公司业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尤其金融行业的盈余管理衡量标准不同于其他行业，纳入样本数据将缺乏可比性，除制造业按中国证监会的二级分类外，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3）剔除财务数据不完整以及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2186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排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模型的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假设1的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模型（1）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将主要变量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3所示。其中国际“四大”有分所的样本有136个，无分所的样本有203个。国际“四大”有分所的地区与无分所的地区相比，除了地区通达性（High）指标无显著差异外，代表经济发达程度的其他指标：市场化程度（Mki）、市场潜能（Firms）、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行业规模（Numbs）、对外开放水平（Tmx）以及人力资本（Grads），前者均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相较国际“四大”没有设立分所的地区，国际“四大”有设立分所的地区经济更为发达。
2.相关性分析。
模型 （1）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Bigsub）显著相关。此外，市场潜能（Firms）、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行业规模（Numbs）、对外开放水平（Tmx）、人力资本（Grads）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Mki）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上市公司数量、第三产业企业占比、工业企业数量、进出口总额、高校毕业生人数等也相应越多，这与客观情况相一致。
由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多数大于0.5，其中对外开放水平（Tmx）与市场潜能（Firms）相关系数高达0.907 9，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经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且均值为6.68（如表5所示）。这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1）采用Logit回归，同时对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以验证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倾向，表6为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回归结果。由表6可知，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以及人力资本（Grads）均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则地区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的集聚使得地区的审计服务需求就越高。由此，国际“四大”在这些地区设立分所更符合业务发展需求。同时，根据供需理论可知，人力资本越充足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用工成本的随之降低将使企业进一步在地区集聚[32];此外，人才的汇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在地区聚集[33]。由此衍生的审计服务需求将导致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相应地区设立分所。行业规模（Numbs）、地区通达性（High）则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负相关，且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一方面，中国的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而会计师事务所等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9，42];同时，东南沿海城市及北上广等一线省会城市则汇聚了服务业、现代工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等上市公司。从审计业务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后者建立分所，因此行业规模（Numbs）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客观情况。另一方面，尽管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交通四通八达，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占地面积不均衡，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地域面积是上述发达城市的数倍;随着近年来基建工程的完善，其公路里程远超发达地区。因此，尽管这些偏远地区公路里程较长，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仍处于欠发达水平，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量较少，国际“四大”暂不考虑在相关地区建立分所也合乎情理。最后，市场潜能（Firms）、对外开放水平（Tmx）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相关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说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度（Prop3）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Grads）是国际“四大”在确定分所选址时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上，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四大”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或者经济活动活跃地区建立分所，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假设2的检验
1.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的主要变量根据是否由国际“四大”（BIG4）审计进行分组描述性统计。由表7统计结果可知，分组下样本公司特征和财务指标呈现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中，国际“四大”在所审企业注册地有分所（BigSub）的均值显著高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这说明国际“四大”有分所的地区，由国际“四大”接揽的审计业务更多。然而，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中审计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这个变量的均值则显著小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这说明在非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注册地，本地所的分所较多并且对国际“四大”的业务形成竞争，使得国际“四大”的审计企业减少。此外，分组样本在有关企业特征与财务指标的变量中也呈现明显不同。其中，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上市（Cross）的比率，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均高于非國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同时，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上市年限（Age）更长，公司董事独立性（Inde）更强，国企（Soe）占比相对更高，并且亏损（Loss）更少。总体来看，国际“四大”审计的样本公司基本面更好。
进一步地，我们对样本进行单变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和无分所的样本数分别为13398和8468，分别占全样本的61.27%和38.73%。这表明国际“四大”在由其审计的样本公司所在地区分所覆盖率达到近三分之二。同时，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和无分所的样本数分别为12 064和9 802，分别占全样本的55.17%和44.83%。
这表明本土所在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分所覆盖率不及国际“四大”。其次，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相较无分所时，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的概率在1%水平上显著更高。这表明当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时，客户选择其作为审计所的概率更高。而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相较无分所时，上市公司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的概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更低。这表明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时，会对国际“四大”的审计业务形成竞争，部分企业将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 2.相关性分析。
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如下表9所示。其中，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与被解释变量国际“四大”（BIG4）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有助于吸引客户选择其作为审计所。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与被解释变量国际“四大”（BIG4）则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当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时，将挤压国际“四大”审计业务，一部分企业将更倾向于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这与上述单变量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显著相关，侧面证明了控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从其他变量来看，除了上市公司获利能力（Roa）与亏损情况（Loss）相关系数大于0.5，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介于0.1至0.5之间。进一步检验可知，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如表10所示）均值为1.37远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Heckprobit回归分析。
前述假設1理论分析表明，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的决策可能存在自选择，为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进行检验并论证假设2。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1表示。
1. Heckprobit第一阶段：是否在地区建立分所选择模型。
表11中模型（2-1）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ki）、服务业聚集程度（Prop3）、对外开放水平（Tmx）以及人力资本（Grads）均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在1%统计水平上正相关。 这表明国际“四大”更愿意在市场化程度和服务业聚集度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更高的地区和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设立分所。行业规模（Numbs）、地区通达性（High）与国际“四大”分所（BigSub）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一定集聚在制造业周围[9，42]，譬如以具有相当规模重工业的东北地区并非国际“四大”分所选址首选。
此外，尽管幅员辽阔的西北地区公路里程较长，但由于整体经济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审计业务需求稀少，国际“四大”也不愿在相关地区设立分所，市场潜力（Firms）与国际“四大”是否有分所（BigSub）关系不显著。Heckprobit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与Logit模型对假设1的回归结果趋近一致，这不仅说明对假设1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也说明国际“四大”在地区是否有分所的确存在内生的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检验假设2是合理的。
2.Heckprobit第二阶段：客户是否选择国际“四大”模型。
表11中模型（2-2）Heckprobit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IMR系数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自选择问题确实存在将导致模型的回归结果有偏。此外，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BigSub）与国大”（BIG4）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控制了国际“四大”是否在地区设立分所的自选择问题后，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时上市公司仍然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具体来看，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Prov）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控制自选择问题条件下，如果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则上市公司将选择本土所为审计所。这说明本土所在地区有分所将挤压国际“四大”在当地的审计市场份额，即本土所将与国际“四大”在分所区位布局上形成竞争效应，进一步说明国际“四大”通过在地区设立分所成功与本土所抗衡并吸引当地客户。
从各上市公司特征与财务指标变量来看，股票是否交叉上市（Cross）、公司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1）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均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交叉上市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同时，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所。此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上市年限（Age）、上市公司是否为国企（Soe）与国际“四大”审计（BIG4）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本土所作为审计所，可能因其财务指标不佳规避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收益率高的上市公司更愿意选择本土所，可能是其希望通过本土所更容易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肯定其业绩;上市越久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本土所，说明其可能希望与本土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获得较好的审计意见;国有企业可能出于信息保密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对本土事务所的扶持，使得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本土所进行审计。企业是否亏损（Loss）和董事会独立性（Inde）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企业亏损情况与董事会独立性对审计所的选择影响不大。
3.稳健性分析。
为深入实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鼓励和扶持事务所加快实现规模化、国际化、品牌化、网络化发展，中注协继2007年颁布《意见》以后于2012年6月8日发布《关于支持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做强做大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支持措施》），进一步引导和支持鼓励事务所做强做大的行动。由此，本文以2012年为临界点，划分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两个分样本，进一步检验国际“四大”建立分所的区位选择，实证结果表明，两个分样本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1）的结论是稳健的。同时，参照模型（1）的稳健性分析，同样采用2007-2012年和2013-2017年两个分样本，来进一步检验国际“四大”在地区有分所是否有助于吸引客户，从具体回归结果来看，两个分样本的Heckprobit二阶段分析结果也与主检验基本一致，从而表明假设2是成立的②。
六、结 语
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并鼓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是中国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从国际“四大”分所的地理区位布局出发，研究国际“四大”在中国设立分所的经济动因和经济效果，研究发现：从经济动因来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是国际“四大”设立分所的首选区位，这为中国本土所在“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分所选址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改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依靠大所吸收小所实现扩大的局面;从经济效果来看，国际“四大”在地区设立分所有利于吸引客户，从而扩大审计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这为中国本土所精准定位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做精做专”提供了依据。 本文研究結论尚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国际“四大”的地理分布倾向显得不够全面。由于当前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分布在省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利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造成大量没有设立分所的城市无数据匹配，样本量偏小将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的结论局限于省级层面的分所布局。第二，在研究国际“四大”分所选址地区倾向时，本文只采取Logit二维回归显得方法单一。当前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未来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应考虑加入空间模型拓展空间溢出效应对地理区位分布的影响。第三，本文在探索国际“四大”分所区位布局影响因素时，主要考虑经济方面的要素，未来研究对可能影响空间决策的文化、政策和政治因素应展开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张文忠将服务业类型划分为日常活动服务业、以企业或机关为对象的服务业、具有事务所性质职能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四大类。
② 囿于篇幅，笔者在此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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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accounting firm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tion theory and agen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motivation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anches by “Big Four” in China， and further tests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effects. Taking the “Big Four” branche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0-2017 as research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 suggests that “Big Four” are likely to set up branches in area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better tertiar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richer human capital.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Big Four” branches in the region facilitates to attract customers attributed to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controlling self-selection effect by Heckprobit two-stage model and robustness test.
Key words：four bi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s;branches;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