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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央行依然沿着放松货币的路径继续前进，欧洲央行的完全市场操作（OMT）和美联储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于9月份相继推出，而中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后，对再度刺激经济显得谨慎了许多。
对于欧美央行的持续宽松政策，总会听到“将会引起通胀”的批评，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也被指责为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结果，激起一些专家对中国还应不应该采用凯恩斯政策的争论。
回顾过去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和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得失，充分表明欧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危机的预见和对危机的治愈方面都软弱无力。欧美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失去了采取凯恩斯式财政刺激的能力，仅靠货币的放松并不能使经济脱离低迷。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整体上说明凯恩斯的政策在治愈危机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之所以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主要是我们对银行信贷采取了过多的行政干预。面对如今中国经济的低迷，我们的刺激方式应该是回归到凯恩斯财政政策刺激的本义。
主流经济学的错误
面对类似于大萧条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任何救助的措施都只能是亡羊补牢，但为什么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没有任何的预见呢？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听到危机爆发之后表现出的是“极度震惊”，显然他并不愿意相信危机真的在他卸任美联储主席几年后爆发了，这似乎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判断。
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行反思。2008年11月，英国女王首次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了接待的经济学家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你们没人察觉信用危机的到来？后来经济学家们对女王进行了回复，认为经济学界至今只注意个体风险，不了解系统风险，而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市场魔力的集体幻觉使得经济学界不能预见到经济危机的来临。
当然，确实存在少数一些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之前已经给出了警示，如Dean Baker、Fred Harrison、Michael Hudson、Nouriel Roubini、Robert Shiller等。但这些经济学家并非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因此他们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各界的重视。金融危机的爆发至少说明以新古典学派为首的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和以有效市场假说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对危机完全没有预见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它们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克鲁格曼尖锐地批评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浪漫主义的或者理想主义的经济哲学观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错误的可能。他们对很多市场的缺陷视而不见。例如，人类的有限理性常常会导致泡沫发生和破灭；机构会因失控而胡作非为；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可以导致经济的操作系统发生突然的难以预料的崩溃。”
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学界深受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自然也就更难以对美国金融危机有所预判。以至于中国在2008年5、6月份仍在大幅收紧政策，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出现一些爆发的苗头，致使几个月后政策出现180度转向。
凯恩斯的轮回
既然危机已经发生，我们又该给它开出什么药方呢？
1933年大萧条的印记已经模糊，凯恩斯对市场失灵的认识也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让我们又重新怀念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采取了力度空前的刺激和救助。在危机爆发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联储迅速把基准利率下降至零水平，并实行了巨额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也立即推出了近8000亿美元的财政救助刺激措施。
但这些政策受到美国主流经济学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诟病，卢卡斯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基于“水货经济学”；芝加哥大学的柯克兰也说，经济刺激计划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童话”。按照美国这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不需要做什么，经济在出现一定的衰退后会由于市场的力量自动恢复到原有增长轨迹上去。
欧美实施了大量的救助政策，但依然没有让经济恢复正常轨道。美国仍深受失业率高企的困扰，欧洲则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潭，这是否说明凯恩斯的政策破产了呢？
实际上美国只是采取了较为充分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采取凯恩斯给大萧条开出的药方——大举进行财政政策刺激。美国的政府支出除了在2009年保持了正增长外，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都是负增长。也就是说，美国采取的财政刺激是相当短暂的。
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否就解决了金融危机的问题呢？芝加哥学派的泰斗弗里德曼，曾经高举货币主义的旗帜，打响了反攻凯恩斯的号角。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认为，1933年造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没有放松货币，这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对大萧条最经典的解释。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大萧条的专家，他显然认同弗里德曼的解释，连续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事实显然无情地回击了弗里德曼，美联储的极度宽松并没有避免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也没有如“货币主义”判断的那样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当中，美联储释放的货币更多的停留在了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上，并没有转化为银行信贷，进入实体经济。货币连实体经济都没有进，怎么就能导致通货膨胀呢？
所以说，欧美在面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式的政策，它们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基本丧失了大规模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
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使中国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后迅速反弹，反而成为了支撑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从正面证明了凯恩斯的药方在对抗经济危机中的疗效。
与美国的政策受到的诟病类似，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也受到了各界的猛烈抨击，认为失去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时机，并带来了通胀和房地产泡沫，还积聚了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这是否说明凯恩斯的政策在中国已经不那么有效，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这些批评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11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的过程中显得尤为谨慎，2012年三季度，中国GDP下降到了7.4%，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凯恩斯的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药方，必须把它放在大萧条或者经济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去理解，才不容易出现偏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就不属于凯恩斯政策所能涉及的范畴，它属于经济结构和体制变革的问题。金融危机后，中国CPI通胀一度有所大幅抬升，这与全球粮食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反弹相伴随，很难说这完全是“四万亿”刺激带来的后果。
实际上，“四万亿”的刺激并非凯恩斯财政政策的本义。之所以“四万亿”刺激使得银行系统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增加，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利用行政的手段让银行强行贷款。我们知道，银行的行为一般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即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银行会主动增加信贷，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银行会“惜贷”。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银行贷款，这就是在强迫银行做逆周期的行为，银行并不是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来决定贷款的多少，风险自然就会增加。
所以，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虽然近期略微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不是该不该再用凯恩斯式刺激的问题，而是应该真正的回到凯恩斯式刺激的本义。应该完全采取财政投入的方式去搞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要再使用强制贷款相配套的方式，当然还可以采取力度更大的减税措施。
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对于欧美央行的持续宽松政策，总会听到“将会引起通胀”的批评，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也被指责为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结果，激起一些专家对中国还应不应该采用凯恩斯政策的争论。
回顾过去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和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得失，充分表明欧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危机的预见和对危机的治愈方面都软弱无力。欧美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失去了采取凯恩斯式财政刺激的能力，仅靠货币的放松并不能使经济脱离低迷。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整体上说明凯恩斯的政策在治愈危机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之所以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主要是我们对银行信贷采取了过多的行政干预。面对如今中国经济的低迷，我们的刺激方式应该是回归到凯恩斯财政政策刺激的本义。
主流经济学的错误
面对类似于大萧条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任何救助的措施都只能是亡羊补牢，但为什么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没有任何的预见呢？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听到危机爆发之后表现出的是“极度震惊”，显然他并不愿意相信危机真的在他卸任美联储主席几年后爆发了，这似乎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判断。
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行反思。2008年11月，英国女王首次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了接待的经济学家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你们没人察觉信用危机的到来？后来经济学家们对女王进行了回复，认为经济学界至今只注意个体风险，不了解系统风险，而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市场魔力的集体幻觉使得经济学界不能预见到经济危机的来临。
当然，确实存在少数一些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之前已经给出了警示，如Dean Baker、Fred Harrison、Michael Hudson、Nouriel Roubini、Robert Shiller等。但这些经济学家并非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因此他们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各界的重视。金融危机的爆发至少说明以新古典学派为首的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和以有效市场假说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对危机完全没有预见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它们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克鲁格曼尖锐地批评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浪漫主义的或者理想主义的经济哲学观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错误的可能。他们对很多市场的缺陷视而不见。例如，人类的有限理性常常会导致泡沫发生和破灭；机构会因失控而胡作非为；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可以导致经济的操作系统发生突然的难以预料的崩溃。”
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学界深受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自然也就更难以对美国金融危机有所预判。以至于中国在2008年5、6月份仍在大幅收紧政策，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出现一些爆发的苗头，致使几个月后政策出现180度转向。
凯恩斯的轮回
既然危机已经发生，我们又该给它开出什么药方呢？
1933年大萧条的印记已经模糊，凯恩斯对市场失灵的认识也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让我们又重新怀念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采取了力度空前的刺激和救助。在危机爆发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联储迅速把基准利率下降至零水平，并实行了巨额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也立即推出了近8000亿美元的财政救助刺激措施。
但这些政策受到美国主流经济学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诟病，卢卡斯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基于“水货经济学”；芝加哥大学的柯克兰也说，经济刺激计划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童话”。按照美国这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不需要做什么，经济在出现一定的衰退后会由于市场的力量自动恢复到原有增长轨迹上去。
欧美实施了大量的救助政策，但依然没有让经济恢复正常轨道。美国仍深受失业率高企的困扰，欧洲则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潭，这是否说明凯恩斯的政策破产了呢？
实际上美国只是采取了较为充分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采取凯恩斯给大萧条开出的药方——大举进行财政政策刺激。美国的政府支出除了在2009年保持了正增长外，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都是负增长。也就是说，美国采取的财政刺激是相当短暂的。
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否就解决了金融危机的问题呢？芝加哥学派的泰斗弗里德曼，曾经高举货币主义的旗帜，打响了反攻凯恩斯的号角。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认为，1933年造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没有放松货币，这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对大萧条最经典的解释。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大萧条的专家，他显然认同弗里德曼的解释，连续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事实显然无情地回击了弗里德曼，美联储的极度宽松并没有避免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也没有如“货币主义”判断的那样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当中，美联储释放的货币更多的停留在了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上，并没有转化为银行信贷，进入实体经济。货币连实体经济都没有进，怎么就能导致通货膨胀呢？
所以说，欧美在面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式的政策，它们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基本丧失了大规模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
而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使中国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后迅速反弹，反而成为了支撑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从正面证明了凯恩斯的药方在对抗经济危机中的疗效。
与美国的政策受到的诟病类似，中国的“四万亿”刺激也受到了各界的猛烈抨击，认为失去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时机，并带来了通胀和房地产泡沫，还积聚了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这是否说明凯恩斯的政策在中国已经不那么有效，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这些批评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11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的过程中显得尤为谨慎，2012年三季度，中国GDP下降到了7.4%，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凯恩斯的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药方，必须把它放在大萧条或者经济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去理解，才不容易出现偏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就不属于凯恩斯政策所能涉及的范畴，它属于经济结构和体制变革的问题。金融危机后，中国CPI通胀一度有所大幅抬升，这与全球粮食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反弹相伴随，很难说这完全是“四万亿”刺激带来的后果。
实际上，“四万亿”的刺激并非凯恩斯财政政策的本义。之所以“四万亿”刺激使得银行系统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增加，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利用行政的手段让银行强行贷款。我们知道，银行的行为一般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即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银行会主动增加信贷，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银行会“惜贷”。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银行贷款，这就是在强迫银行做逆周期的行为，银行并不是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来决定贷款的多少，风险自然就会增加。
所以，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虽然近期略微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不是该不该再用凯恩斯式刺激的问题，而是应该真正的回到凯恩斯式刺激的本义。应该完全采取财政投入的方式去搞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要再使用强制贷款相配套的方式，当然还可以采取力度更大的减税措施。
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