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青岛出版社即将推出7卷本尤凤伟小说系列，其中的两本新作格外引人注目：中篇小说集《中山装》和短篇小说集《苹果》，是他近几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结。这两本书以关注当下的“中国故事”受到读者期待，尤其是对以官场为中心的广阔的人间百态的描摹，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尤凤伟，山东牟平人，著名作家。1943年出生的他，近年来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至今已完成六七十万字，其作品不断发表于《十月》《收获》《当代》《江南》等大型文学刊物，几乎每一篇都引起很大反响，被连续转载。
　　官场小说——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由于中国官场生态的独特性，以及官场文化的庞杂，官场及其所附着的土壤，成为作家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利益之外，烛照人性幽暗的光芒
　　丹普县委书记尚增人落马，市府副秘书长宋宝琦深感忧虑，因尚增人曾赠与他几盒价值不菲的海鲜和一个笔筒。后经证实，这些确实都是正常礼品，他不禁长出一口气。不料接下来的情节风云突变：丹普寺上香时，宋宝琦不知道的情况下，尚增人命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
　　面对这一纪检结果，审查部门集体无语。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宋宝琦平稳过关，此事不了了之。
　　“10万香火钱”揭示的是司空见惯而少人专注的一个隐秘世界：当物质的力量延伸到精神的领域，应该怎样面对？政界小说并非只停留于利益争夺的写实层面来取悦读者，它同样可以寻找到烛照人性幽暗的光芒。面对巨额香火钱的集体失语，其实只是显露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还有一座沉默的冰山。
　　这篇名为《金山寺》的小说，明写官场，实写信仰。几乎同时，尤凤伟发表了一篇《桥》，写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国人为信仰遭遣受惩。在《金山寺》创作谈《心怀敬畏》中，他写道：“人人心中可以有自己的精神慰藉，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警示自己‘人在做，天在看’；也可以没有，是个无神论者，即便这样心中的另一种神明应熠熠发光。这神明就是人间正道，是真善美。”
　　近几年，尤凤伟将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以官场为中心，描画扭曲的世道人心。“官员有官员的苦衷，我写官场，还是设身处地考虑官场的人，考虑正常的欲望和思维。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场如果写得太片面，一是不可信，二是不好玩。”
　　其实，尤凤伟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写官场小说，这么多年来，他笔下的官场生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官员在贪的方面有禁忌，少有以权发财的意识，如果有，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处理力度。体制对腐败造成很大的可乘之机。贪为何屡禁不止？有一句话叫‘伸手必被抓’。官员贪污被纠查的概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他断言：“目前中国的官场小说整体状况应该说只是擦了官场一个边儿，没有涉及到内里。如果写官场内里，一定惊心动魄。”
　　中国故事：
　　社会变异的文学表达
　　尤凤伟的中短篇小说，切口小，却直抵人心。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中山装》，以一件中山装为引线，讲述了身为房地产老板的将军之后孟军回家乡捐赠将军的革命遗物，所遭遇的官场生态与人性角逐，外遇、同志、红楼、总套、拿地、挖坑、冒领、诉讼……一系列词汇背后，是社会异化的深度陷阱。最后出现的那个近似鲁迅笔下老年闰土的农民，成为小说唯一的人性之光，展示出革命老区数十年未改变的悲苦命运。
　　《中山装》将革命叙事和当下官场结合，真实反映历史和现实。“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为谁革命？”尤凤伟特意设置了一个情节：孟军欲寻找一个老区的女孩，作为女儿的伴读出国留学，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却被女孩的父亲拒绝。由此提出“塔西佗陷阱”，将小说上升到哲学层面：如此背景之下的政治生态，该如何挽回民心？
　　《中山装》的发表历经波折，被几家刊物退稿，后来才在《十月》发表，被多家刊物转载，并获《十月》文学奖。
　　“多少年过去了，老区依旧贫困，特别是孩子，少数人通过努力学习走出去，历经艰难，大部分人去城市打工，就像我的中篇小说《鸭舌帽》中所写。”最近，尤凤伟所住的楼上加保暖层，一帮民工在院子里搭帐篷住，寒冷的冬季，雨雪肆虐，底层人艰难的生存状况让他动容。“作家无论何时不能舍弃他们，尽管我们无能为力。”
　　这就牵涉到一个常识问题：中国作家写中国故事。
　　尤凤伟在不断审视、反省：你写的中国故事有几分成色？能不能给广大读者一个无愧于心的交代？或者说能不能担得起中国作家这个称号？
　　20多年前，他写了一篇叫《沉默的格》的小说：一个哑孩用画画的方式告诉人们，他母亲伙同情人用绳子勒死父亲。几年后，东北煤区竟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这让他惊诧，不由得想：“现实生活是那么地丰富多彩，有发生任何故事的可能性，任作家怎么虚构，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如今，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又是如何？“应该说现实为作家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奇崛甚至令人惊悚的写作素材。如果说以前作家虚构出一部作品，还会担心是否真实，那么现在不会了，任你怎么‘胡编乱造’，都赶不上社会‘进步’的脚步。让人惊愕、匪夷所思的案件、事件层出不穷，官场博弈、财富掠夺、拐卖人口、杀人越货……桩桩惊心，件件动魄。”
　　尤凤伟反问道：“这一切，是不是中国故事？”
　　当然是。 　　“生活琐事、恩恩爱爱不是不可以写，但这种生活也应渗透到大的历史格局中来。比如孩子上学，家长的艰难跋涉，搞关系花钱，这些事情背后是什么？任何的日常生活，都带有很深的社会因素。完全脱离了社会的写作是不现实的。”
　　面对社会，背靠文坛：
　　作家应该承担知识分子的本分
　　“面对社会，背靠文坛”——尤凤伟自嘲，除了作品在外“游荡”，如今他很少介入文坛是非。“作家作家，坐在家里”——他调侃目前的生活状况。
　　中短篇小说不断引起轰动，朋友们就问他是不是整天写。“其实不是，我写作很快，一个中篇小说，构思好了，半月二十天就写完了。先在稿纸上写出来，请人打印，在打印稿上改成‘大花脸’。有时需要改三四遍，最后改得和第一稿完全不同。”尤凤伟说，“写完了一篇，就再写下一篇，有时休息一两个月，也算是玩吧。我写作不累，主要看兴趣。”
　　他经常谈到作家的牺牲问题：“我的学历是初中，没有知识分子身份，但我进入写作状态，就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向社会发言，就成为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好作家更应视自己的写作为公益，承担知识分子的本分，而不是逃避乃至背离。
　　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说：“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盛满魅力的……”
　　眨眼间，近30年过去了，他依旧矢志不渝，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曾有媒体将尤凤伟称为“不合时宜”的作家。“到了我这个年龄，升官，我已经退休了，无官可升；发财，写此类小说也发不了财；出名，也不在乎什么名气了。”回首蹉跎岁月，尤凤伟感慨道，“我的写作充满了艰难，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一道道‘跘马索’令其不得畅行。就想如此干脆‘泥盆洗手’算了。然而面对社会人生，总有挥之不去的东西令自己欲罢不能。这就是我目前写作的真实境况。呜呼哀哉！”
　　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他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又从历史烟尘转到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从《生命通道》到《中国1957》，再到《泥鳅》《中山装》，不难发现，尤凤伟的小说创作有一种少见的苦难意识、悲悯情怀，以无法回避的疼痛，将历史和权力穹顶之下小人物置于矛盾尖锐冲突之中，如评论家洪治刚所说：“让他们饱受内心的折磨与煎熬，然后再通过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展现出他们潜在的精神向度及其人格魅力。”
　　不得不提到他的经典之作《中国1957》，“也许我永远再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翻着看着，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写作时状态太好了，我没参加反右，只采访十几个人，但是写作一泻千里。如果要我留下一本书，留下这一本心安理得。题材是重大题材，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得好，是一本政治书，但是读起来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