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震云作品与故乡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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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刘震云的大量小说作品与故乡延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故事背景的架构,人物形象的设定等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对其作品与故乡关系之研究,有助于对刘震云作品价值的定位,也有助于对其同类型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刘震云 故乡 中原文化
  从1987年发表《塔铺》崭露头角到荣膺茅盾文学奖享誉当代文坛,河南作家刘震云始终站立于中国当代文学主流风格的潮头,与山东作家莫言、陕西作家贾平凹等当代作家一起构建引领着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探索。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再到新历史主义,不论写作风格如何“善变”,他对故乡的书写却贯穿始终,成为其创作的重要题材。从1991年开始,刘震云先后写出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三部直接以“故乡”命名的长篇小说,被学界冠名以“故乡系列”小说。其经典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手机》、《我叫刘跃进》、《1942》、《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也对“故乡”意蕴包涵的中原方言、风俗之下的文化形态、文化产生的“权力、人性、历史”机制进行挖掘,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故乡世界。
  刘震云说:“‘故乡’这个概念仿佛是一个情感、情愫、回忆。每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故乡会教给你丈量这个世界的罗盘,像大小多少、东西南北、爱和恨,这是人类丈量和感受这个世界非常基本的东西。”[1]法国文学批评家特纳指出,“环境、种族和时代”三种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2]故乡延津的“环境、种族、时代”因素,对刘震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环境),人物形象的设定(种族),故事背景的架构(时代)等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一.方言土语的运用
  方言一词最早出自杨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又称白话(Vernacular),通常指的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刘震云对故乡方言的巧妙运用,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这在以普通话书面语为主流的当代文坛别具一格。方言的大量运用,一方面奇特的语言系统,给习惯普通话语境的读者陌生的阅读体验;一方面独有的地域特色,对于区域外的读者是一种新奇的认知体验;自然会产生产生“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胡适说过,“典雅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作品中运用方言土语在现当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远的如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近的有金宇澄的《繁花》,但像刘震云这样大量运用的却不多见。自考入北大后,刘震云成了生活在北京的“城里人”,其文学创作也开始起步,但其作品中仍处处充满着他在身份上已经脱离的豫北方言的痕迹,刘震云不追求雕琢锤炼典雅华美的文字,而是采用平实本色的民间语言,彰显了其写实求真的创作特色,也反映了其创作与故乡之间的紧密联系。散发着以故乡延津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神奇魅力,在其“故乡系列”、《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中都有显著体现。
  方言土语是刘震云故乡情怀的表达途径,通过对故乡语言的运用,拉近了自身与故乡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也情不自禁的走进了以延津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世界。刘震云小说对方言的运用,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其故乡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中的深层次价值。
  二.人物形象的设定
  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是一部小说围绕的中心。刘震云在小说塑造了与乡村有关各色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农村的人物,他们活动在历史、现代、未来的农村;另一类是通过奋斗,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物,他们骨子里还保留着淳朴的乡土观念,发现“城里套路深”,却无法再“回到农村”(精神家园)。
  描写家乡、塑造家乡人物形象是文学的一大主题,大多数作家塑造的乡村世界是洋溢着淳朴、自然、温情的,农村人形象是朴实、自然、纯情的。而刘震云的故乡世界里,农村人形象却是负面的——人性中的自私、胆怯、残忍、暴戾在外力的激迫下狠狠地压制住一切美好的情愫,现实世界一片黯淡。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在饥荒威胁到自己的生命时,孬舅将情人曹小娥毫不犹豫地从炊事员的位置上撵走。在《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和黄晓庆结婚十多年且育有一子,但黄晓庆却为了情欲和虚荣出轨,做了老板的情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因为“追星”导致家中丢了一只羊,他爸不顾其病体支离对他大打出手。《新兵连》中一群农村娃为了提干,告黑状、使绊子、设陷阱。《故乡天下黄花》中,为争一个村长的职位李、孙两家族相互暗杀,甚至雇佣杀手,将乡里乡亲之间脉脉温情的面纱彻底撕碎。刘震云将农村人人性中的自私、胆怯、残忍、暴戾写得入木三分、一露无疑。
  刘震云还创造了许多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物,在城市中,他们奋斗、挣扎、无奈、享受,也有人失败和堕落。但是,他们的精神根脉依然在乡村。质朴的民风、传承的理念是拯救他们心灵的唯一良方,他们身在城市,根在故乡,骨子里依然是乡下人。以“小人物”农村大学生小林为主人公的《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单位》写的是小林在勾心斗角的单位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为职位放弃了尊严;《一地鸡毛》写的是小林在琐碎庸俗的家庭生活中的林林种种,为生活放弃了理想;城市把他改變成了自己都看不上的人。小说《手机》中的严守一在农村长大,考学后成了城里人,因电视节目《有一说一》成了名人。母爱的缺失,使他从小萌生了与异性接触的渴望。成为名人后的严守一接触到很多漂亮女人,他在于文娟、沈雪、伍月之间周旋却哪一个都不愿放手。从小林到严守一,这一系列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通过读书,生活在了城市。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旧留着农村的精神血脉,可以称为寄寓城市的乡下人。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刘震云展示了广大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精神人格滑坡的轨迹,不但表达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思考与忧虑。   三.故事背景的架构
  刘震云坦承:“我不理解那些歌颂故乡或把故乡当作温情和情感发源地的文章或歌曲。因为这种重温旧情的本身就是一种贵族式的回首当年和居高临下同情感的表露。”“我的故乡……没有任何让人心情兴奋的地方”,“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3]对故乡的整体印象不佳或许源自其真实的生活经历,或许也与其创作理念有关,但刘震云作品中故乡的人和事并不都是灰暗的负面的,几乎在每一部故乡题材的作品中,读者都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人或几件事(尤其是与“姥娘”相关的)闪耀着人性的辉光,犹如在一片混沌的泥淖中开出一朵清丽的小花,这说明在内心深处刘震云对故乡仍是充满着企盼与眷恋的。
  成名作《塔铺》讲述的故事具有普遍性,发生的地点就是刘震云的家乡,一干人物为考入大学脱离农村也取材于刘震云真实的生活经历,普通的乡里人因为现实生活的重压被迫放弃求学的故事令人扼腕,他们失去了唯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是那个年代众多人生故事的一个缩影。《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很时髦,讲的是人类的孤独与沟通,故事背景却设定在豫北乡间而不是大城市,内容也是乡间琐碎的家长里短,这也许是刘震云更善于驾驭乡土题材而非都市题材的缘故吧。《新兵连》的故事虽然发生在部队,但里面的人物都是农村青年,思维行为也是农村式的。《我叫刘跃进》人物众多乍一看像短篇故事的合集,但采用了《水浒传》“百川归海”的故事结构,每个小人物的经历总体合起来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农村人摆脱乡土进城打拼的百态图画。《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法制观念和道德传统双重标准下当代农村人的选择与困惑。《温故1942》讲的是一段被正史遗忘的惨事,是一部将批判现实主义、口述历史与当代价值观融合在一起的作品。《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三部“故乡系列”小说更是将豫北乡间的古今历史、民间传说纵横勾连,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文学世界,并以此展开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探讨。
  四.结语
  方言土语的运用,故事背景的架构,人物形象的设定等彰显着刘震云的创作与故乡的密切关系。他描绘的是乡土世界凡人俗事的历史、权力、人性。虽然,他所建构的故乡世界不是田园牧歌和精神家园,而是充斥着迷信、暴力、饥饿……但是在昏暗的大背景下他總是不忘保留一抹亮色,展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即对人性的拷问与救赎。
  他出身于中原大地,中原文化滋养了他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这就使他无法也不可能背离故乡。他所塑造的人物和撰述的事件,都与乡土世界有着抹之不去的联系。高考生、农村兵、农村大学生、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以及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作家都将他们放在了中原地区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书写。他以对人性的关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权利的批判、对国民性的言说,在不断地构建着他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故乡世界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我审视和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条创作道路上,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释
  [1]杨雅莲.河南“四大天王”作家解读中原文化“密码”[J].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7,24,008
  [2]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240页
  [3]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见《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刘震云小说的‘故乡’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KL-2018-1228。
  (作者介绍:秦军委,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文艺学;李伟,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图书馆馆员,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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