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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7岁之前的温亚军来说，他的生命空间仅限于那个叫四原的小村子及周边。17岁的他参军入伍，来到了遥远的新疆，并一待就是16年。人生孤寂中他选择了文学，因此与最初当兵为了学开车的梦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经过漫漫人生孤旅的艱辛攀爬，命运在不懈的努力中得以改变。最终，他走进了北京。而数十年来一直不变的，是对文学的坚定信念。如果说故土给予了他敦厚淳朴的底色与永不褪色的人文情怀的话，新疆则给予他生命的冷峻、辽阔与伟岸，北京则给予他重新审视人性复杂、幽深的一种高端站位。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无疑新疆是他极其重要的精神地理。在这里，恶劣的环境催化了对人生的思考、生命的认知与感悟，亦复苏了故土的人文情怀，辽荒地域给原本温润的生命注入了苍凉、孤高，这种从人世喧嚣中的剥离，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是重要的、必要的。
理查德·福特的写作动力来自于绝望，而温亚军最初的写作源于寂寞、孤独。如同民族文明缘起之地的故土传承着数千年的文化精髓一样，温亚军在文学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向自己内心不断开掘的高险之路。这大约基于他对文学的自我认知与体悟。整体而言，他的文学审美趋向静美之境，趋向于人性亮色的捕捉，趋向于文学纯粹的坚守，这是以文学为生命本质存在的选择。温亚军的作品，放弃了宏大叙事，选择了平凡平淡的人物与生活，他点石成金，拒绝凸显现代风貌炫技式的过分作势，而是体现汲取传统、体悟式创作所凝结的返璞归真的风韵，由表及里呈现一种稳健、圆熟，甚至能够明确感觉到作家创作时内心的沉静动影。
选择了坚守文学纯粹性的创作，无疑亦是选择了追求之路的万难。而温亚军，正是这样从容地穿透人世物欲时潮所构织的种种浮虚，为人们再现那些人性本初本真的温暖的刹那，以滋润我们被物质世界所格式化、尘封的心灵。这大约就是温亚军的文学坚守与进路。温亚军可能是最不善于言说自己创作与作品的作家之一，他的情怀、他的审美、他的文学认知乃至他的生命，都灌注进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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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往往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艺术驾驭能力。对于短篇小说，温亚军既不认为它是传统意义的故事构建，同时也不认同与迷恋年轻一代作家的肢解故事的重构性表述技术。他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是立足现在向过去追溯的，甚至是指向中国优秀小说传统的源头。他更注重于简单明了的叙事中策动、点燃那种内在的体温及攒射着光芒的灵魂，亦即倾力建构小说的言外之意。换而言之，他竭力使得短篇小说的内驱力最大化。这种认知既符合短篇小说的内在气质，同时要求纯澈、简练而具有耐心、富于承载的叙事语言，行文延宕于静美意境之中，还原人物行为本色原汁原味，冲突与矛盾的巧设，凸显隐藏艺术持久的魅力，直至文本完结，拨云见日，方能抵达小说精神意味的审美之境，乃至彰显文本延展延伸的悠悠余韵。从文学本源价值考量，这是一种回归与坚守短篇小说本质性的文学认知，沈从文、汪曾祺、孙犁、茹志鹃等老一辈作家的短篇，可归于此种类属。可贵的是，温亚军以自己的认知、体悟与创作坚守，抵达了此境，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接续了中国小说的优秀因子。这种文学认知与勤力的创作训练，正是温亚军短篇小说神韵张力的源泉所在。
温亚军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平凡到甚至没有姓名，被冠以“男人”“女人”这样的称谓，大多都体现着“精神、常态、瞬间立人”的可贵，读者能够明确感受到其精神动态、气质的存在。甚至小说所构造的故事也是再简单不过的，然而温亚军总能以沉稳徐进之笔，不经意间打开他们淳朴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之一角一隙，直至文本完结，读者方能获得对人物心灵纯澈全面而准性的认知。叙事展开也尽是日常的波澜不惊，甚至是再平淡不过的琐碎，在平白无奇的构架中完成艺术建构。不过这种挑战很大程度上是温亚军自设的，他的创作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或许苍凉的边地生活赋予了他想象力俊逸奔驰的广阔空间，他在自我的文学场域中再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独有的凸显人性至伟精神的“边地时空”，同时亦是坚质城市生活重压之下人们放逐生命的理想太虚之境。其实，细究其小说文本不难发现，温亚军貌似平淡无奇的叙事中暗藏玄机，他的无心之举往往是匠心所在，他常常沉稳地积聚着矛盾，又以故事自然的推进，最终以打动心灵的水到渠成的方式冰释矛盾，予人灵魂的意外惊喜与安妥、妥帖。整个文本的构建过程，呈现无技之巧，蓄势如高山流水，小说隐藏艺术高妙无痕。
短篇小说《金色》开篇就无声无迹地开始了蓄势：女人喜冲冲远道而来，作为丈夫的天良却埋怨女人的到来，女人热脸遭遇到了天良的冷屁股。在天良情绪低落的同时，与天良合伙淘金的大宝、有才、琐琐眼神发亮，殷勤起来，这是古典的“草蛇灰线”隐藏技法，对应了小说沉静的叙事气质。女人无法理解丈夫天良的失落与埋怨，甚至愤恨丈夫的冷漠。天良在女人的失望、不满甚至胡乱猜疑中，带着她顾左右而言他地介绍着淘金的每一处常人无法想象的环境，沙石最终出金的艰辛，这依旧是一段又一段“蛇身”的徐徐展开，依旧是伏笔再续，更是为后面天良坦陈睡了同伙女人的荒唐行为做注与给予宽宥。小说临近尾声，核心谜底打开，月夜下男人带着女人逃离淘金地，保全了女人的美丽与贞洁。女人对自己与金子在天良心中的分量做了不经意的求证，天良认定女人就是自己的金子。至此，天良从起初怯弱、无底气、睡了同伙女人的荒唐失魂者，起底反弹为对女人誓死捍卫保全的伟男子，形象陡然高大。天良劳而无获也罢，女人期待甜蜜无果也罢，他们的心灵如同金子般耀眼起来。小说读完，或许我们会想起沈从文的《丈夫》，甚至《金色》是更简洁的建构。
《成人礼》中女人是一个细致、耐心、温情的母亲，而丈夫则是一个粗暴急躁的男人，女人与男人性情构成巨大反差。小说在男人的粗暴中开启，男人不仅对女人的安排不耐烦，对七岁的儿子亦然。女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男人依旧以误解、无端猜忌对待着女人的细心和用心。男人的一贯粗暴与床上对女人的兴致构成反差，甚至整个情节是温亚军有意为之，为了强化读者对男人粗暴的认定与固化。而最后男人与儿子同床而睡的温馨画面，消解了此前的一切矛盾与冲突，甚至构建男人惯有的粗暴，都是为了一举摧毁男人的粗暴，而最终呈现男人粗暴外在下的内在柔情之爱。这其中深隐着作家的结构逻辑，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温亚军使叙事成为小说本身，使叙事成为文本自然生活片段的流淌，消除了文本的把控痕迹。 温亚军对短篇小说的认知与实践，到了《驮水的日子》创作完成时，骤然跃升至天人合一之境，成为灵动的天籁妙音。《驮水的日子》既是温亚军人文情怀的复苏，又是文学静美、道不远人的妙手天成。作品凝聚着温亚军文学创作的初心本念，字里行间蕴含着诗情画意、哲学质朴……驴子和上等兵从对抗对峙走向了和平共处，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景深，然而温亚军却最善于在平淡中蓄势、出彩，紧接着他将人驴共处推至苍凉、广袤的自然大美之中，着力勾勒生态至境，升华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景。人驴共处中铺陈以地籁的动感，赋予驴子拟人的神态，人对驴子的情感油然而生。驴子的灵性，与人性的相通得到了进一步开掘。拴上铃铛的驴子，成为山中唯一的动点，一种苍凉之中的灵性动感，温亚军倾情凝铸了融通天籁的和谐。在河边复习备考的上等兵亦是如此，天籁的静寂很自然地升华了他的胸怀，升华了他的精神与情感。别离的箫声渐起，终于到了那个不忍面对的时刻，这一时刻被人与动物情感决堤的动人画面凝固、定格。温亚军以铃铛入耳先声夺人，驴子超速地飞奔，承载情感的铃铛声“……摔落在地，……踏得粉碎”的动影延伸，聚焦、凝固、升华了朝夕相处的温情，动态中静美成就了精神的久久依恋。读到此处，心灵总是温润的。脑海中总映出孙犁的《荷花淀》的纯美、茹志鹃《百合花》的温情，这都是动态中积蓄的静美之作。温亚军凝铸一种贯通全篇的魂动的力量，一种看不见却能感知的力量。他此时的创作，几近完美地达成了汪曾祺先生对短篇小说精到的认知：“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空巢》以小承大，以乡土百姓小日子承载着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隐痛。小说开篇通过近景远物为“空巢”蓄势，又由环境的空寂转向人物内心“真空”。进而进入两代人的观念比照，于是高铁站成了时代猛进的一种标识性符号，二舅与秋霞有缘无分，既是必然的结果，又是小说暗自蓄势的使然。二舅作为空巢老人种种失落感的不断强化深化，在浓烈、幽深、孤寂的无底深渊中支撑起沉重的社会反思：人们该如何去回眸永逝的那些有形与无形的过往？二舅的老境不仅仅是外在的空巢空寂，更是他精神上空寂与痛彻心扉的失重失落，乃至整个中国乡土老龄社会的巨大空巢与深深失落。凝重的精神之痛中，依然能感受到作者对精神暖流的瞩望渴望。
短篇小说从来不是故事，故事只不过是小说依附的外壳，小说的神魂所折射的力量才是作家创作的艺术张力所在。温亚军恰恰选择了弱化故事，侧重提振神魂动量的最大化，于平淡甚至零碎的生活叙事中潜藏、积聚极致的能量，小说落地总在意料之外，精神飞行总在情理之中，感动惊喜如沐春风，这正是他小说艺术娴熟的集中体现。温亚军的短篇小说中，所有生命的绽放都是一种意识明确的有节制有序有承担并且交汇着地理自然的绽放。在创作自我突进的历程中，他庄重地书写了至真——文学表达的最高意义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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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曾提出中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对面关系，这就意味着，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作家的独角戏，而中篇小说的展开则完全处在读者视野之下，这或许是经典中篇小说能够改编为电影的内在气质所在。从根本上考量，中篇小说依旧不失以故事为载体建构“情感形态”的短篇小说内质，在故事与情感的融合、淬火、升华中，依旧彰显着精神力量的美感。温亚军一直对于小说经典性风韵有着执着的追求，在中篇小说创作中将短篇小说徐徐而进的叙事流化作情感自然流，在或纯澈或厚重或繁复的叙事展开中保留着清晰的神魂气韵，或以绵长无绝期的追溯穿越时空，磅礴之势一泻千里，文本完结而气韵不绝，令人滋生对文本的情感寄托与依恋。需要强调的是，在早期的创作中，温亚军选择了以情感的恒性不变、持续及洞穿时空，以悬疑的久悬贯穿文本，延宕故事的起伏、人物精神的展开与矗立。这是回归小说本体的选择，确保了小说的自然生命力及属性。这一选择与中篇小说创作中那种常见的作家人为地依赖于不断设置新的矛盾、拐点以扩充小说体量，甚至将短篇拽成中篇的做法截然不同。这样的中篇，即便是被捧为经典文本，依旧难以尽脱人造的僵硬痕迹。刻意与过分把控，是对小说生命张力的侵袭与损害，是谓艺术力的天敌。温亚军捕捉人性亮色的同时，亦坚决地坚守着文学的纯粹，亦捍卫着小说的自然生命力。
中篇小说《赤脚走过桑那镇》更能体现温亚军艺术建构与驾驭能力，叙事沉静寂寥，但这种沉静又绝不是单纯的无夹杂的宁静，而是承载着焦灼不安的一种张力延伸，无异于对底层社会生态图的描摹与点染，又如正在紧张演奏中的生命存在漠然的世象合奏。温亚军设置了一个考量艺术力的理想叙事场域，或许在读者看来这并不是很舒服的空间，然而这正是与作家表达效果一致的时空。少年聂瓜瓜的心灵压抑感，寄人篱下如履薄冰，他母亲的窘迫，他幼小心灵的成熟与自律，无不令人动容。即便对自己的成长与生命存在如此苛刻，他依旧处在他人构织的天网和挤压中，甚至无处立身。他被赶出学校，站在河边上发呆，甚至他的生命进路逼仄而附带着说不清的凶险。无论是光棍方大牙，还是方小妮、鞋匠蒋连省，即便是有点社会地位的小学校长周媚娜，他们都处在被命运的牢牢禁锢、挤压之中，甚至看不到寻求解脱的希望，几乎所有人都焦灼地渴望着来自他人的温情，渴望生命更宽阔的空间。读者能够从赤脚走过桑拿镇的聂瓜瓜的行为中，深切感受到他的孤独与不安。温亚军以弃绝心理描写的行为及肢体语言，切入了人物内心的惶恐世界。同时，形形色色的桑拿镇人群，成为聂瓜瓜的心灵参照，他们在彼此关联不關联的陈列中，凸显、强化了人物的心灵印迹。小镇物象、环境的冷寂在聂瓜瓜拖长的身影中，化作作家投注在人物身心的温情及酷烈性诗意，叶河承载了生命虚无性抽象性的感受感知。正面的心理描写对于特殊心灵镜像的表达是乏力的，是乏善可陈的，冷寂的物象、环境更能呈现人物内心的动荡。聂瓜瓜最后看到的究竟是不是人呢？小说收势有力，荡尽笼罩全篇的沉闷与紧张。这部小说显然是温亚军在已经娴熟的创作技法上，对现代创作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求变。
中篇小说《寻找大舅》，雄风一曲，荡气回肠，苍凉中不失生命伟力与温润底色。既是大舅爱情传奇的历史追溯，又是大舅忠贞爱情的生命流放。为了找回被国军团长掳走的恋人，大舅开始了一个文弱书生的生命传奇。最终流放、终结在广袤大草原的大舅的爱情，因此有了史诗般的悲壮气格——爱情可以抗争甚至强烈的抗争。尽管结局是注定悲哀的，大舅却从不放弃抗争。曾是文弱书生的大舅也在爱情的最后对决中铸就了自身生命内质的升华——最终成为布鲁克草原上惟一的“巴特”（英雄）。一段原本平凡的爱情因大舅的执着，因挟裹了草原民族的血性——以自私排他的爱升华为草原民众除害的大爱而化作历史永久的沧桑，化作草原一股强劲的雄风。昔日的文弱书生，草原的巴特，最终与茫茫大草原融为一体。这一历程与生命质的裂变，凝铸了大舅生命的可贵尊严——一个平凡的人能够为爱不懈地抗争，本身就是一种不凡的生命开拓。四十多年后，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老人道尔吉对关乎大舅爱情的那场战争讳莫如深，“我”最终见到的大舅，在河边的那个老人，早已成为草原的异乡人，离开故乡太远太久，再也回不到故乡，炮火硝烟散去数十年，生命归于平淡。小说以今昔不同的时空交汇，使平淡无奇的叙事中充满了悲壮，悲壮的展开，悲壮的追溯，悲壮的感知，悲壮的归结。对于大舅这个人物，历史的沧桑已经完全磨蚀掉他年轻时的影子，同时也定格了他英雄的身影。因爱而引发长途辗转迁徙，尊严的潜藏与雄性的累积，战争的终结，生命的平复，文本饱含着史诗般的壮美。小说以平淡的起笔，以草原地貌的无限广阔，铸就了大舅遥远的历史精神背影，是爱情在广阔中注入了雄壮的精神因子，为爱的升华、生命的升华和生命本真的复归做了到位的蓄势。苍凉的历史对于广袤的草原来说，只是匆匆的过客，一切激荡起伏无法逃脱它无限的包容、平静，大舅的生命就这样被草原稀释了溶解了融化了。遥遥说起娓娓道来中，生命只有一种永远不变的气质，那就是静美。今天浮虚中的都市爱情，普遍缺乏这种执着与承载，轻飘得令人感觉爱情早已不存在。 进入现代大都市后，精神地理的变迁，使温亚军从相对单纯的叙事建构中实现相对剥离，面对异常错综复杂、幽深的都市人性及情感迷离，他再次向新的文学高地发起了冲击。他试图在都市人群普遍精神羸弱中而构建一种不断折腾与挣扎的强大生命张力，试图重新确立人之精神理想的空间，虽然他明白这只是文学表达的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完成了自己的构建。这就是中篇小说《桃花落》，现在看来，依旧不失为温亚军对自我创作的成功突围。
当众多《桃花落》的关注者从“我们无处安放的心”，从“后现代的智慧与无奈”及道德与现实对峙无解等视角立论时，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本身已远远背离了温亚军的创作初衷与小说指向。温亚军对时代性整体气质是谙熟的，对城市人群灵魂的无以安妥也了然于胸，但是他依旧不放弃求索生命突围的可能，他擅长在冰冷中打捞温暖。庄晓然是一个搞乱自己生活秩序的都市丽人，她有着一般都市丽人自私灵魂的反面——对家族荣誉哪怕是虚荣的积极的情感承担，这就注定了她首先是一个注重精神质量与追求的女人，一个逆袭命运的倔强者，其次才是属于她自己的女人情感世界的庄晓然。家族荣誉情感与属于庄晓然的女人情感两线交错交织，勾勒出都市人群的精神困境、窘境。“十七万的医药费”是庄晓然的虚荣埋下的祸根，小说从剧烈冲突中开启，旋即又转入舒缓，舒缓中又有压力积聚，暗自紧逼，庄晓然的精神承压及迷离牵动着读者心弦。她的巨大承压渐次拨开，曾经的爱情收获不及其后来对婚姻的摧毁，二者之间有着因果逻辑。大哥庄晓天作为家族亲情关系的修复者的勇于承担，刺激并提振了庄晓然的家族担负精神，她以要强的性情再次归位家庭主心骨。她放下对爱情的失望与绝望，开始与丈夫争相对婚姻的算计，未果之后又寄望于科研项目经费，结果失身之后困境依然。最终她破袭了丈夫的财产隐瞒，以婚姻的终毁换取了巨额款项，似乎家族亲情矛盾终得化解，然而，对于庄晓然来说，失去的则更多。对于处于都市经济纠葛中的庄晓然而言，我们单从道德去苛求她，显然是不合适的。桃花落，春去也，小说是对都市精神困境中女性生命冲击力与可贵承担的悲悯，是酷烈坚质生活里罕有的温暖心灵的凝铸。《花弄影》 可视为《桃花落》续篇，断然认定为庄晓然情欲无法落地的尴尬同样是不合适的，理解为对正常爱情的强烈渴望，都市人群自己毁了生活常态伦理秩序的现代城市症候是不失偏颇的。在温亚军的生命认知里，永远没有冷酷决绝的所谓世俗理性，他给予人物的依旧是悲悯与祈福。
《桃花落》 中的庄晓然是否完成了精神意义上的突围？或许她永远走不出自己颠覆了正常生活秩序而带来的应接不暇的散乱，但是她至少在弥补自己造成的家族惶恐中，在与丈夫经济对决中，胜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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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亚军的长篇中，边地小说依旧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依旧是绝境中人性亮色的捕捉，文本构建依旧是对纯粹性的坚守。
长篇小说《无岸之海》是塔尔拉与生命复杂依存关系的哲辩，也是文学静美的一次着力凸显。在这片近似于生命的禁区里，承载了诸多不同的人生风景，命运的一次次抗争和最终的溃败，在残酷中激荡着不能到达彼岸的温情、热望，最终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不懈不息追求化成生命的一种庄严和璀璨。
艺术家叶纯子的到来，成为塔尔拉最为鲜亮的风景，但并没有改变塔尔拉原本的品性与面目。塔尔拉依旧是静态中暗流涌动的，它在狰狞与宁静间不断反复。塔尔拉链接着多个不为人知的人生风景和命运悲情。追溯中，温亚军暗暗地将塔尔拉的承载推向了更遥远更沉重的深渊，不仅仅是刘新章和秋琴的爱情悲剧，也是根明叔的情缘孽债，无论情缘还是孽债，都是塔尔拉的赐予。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悲壮悲情，着实震撼了叶纯子的心灵。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外在的感知。塔尔拉凝重得有些令人窒息，几乎所有人都被这片土地所融合所重塑。几乎每个人都是经历千年风沙、水流洗磨的砾石，冰冷坚硬的外壳下深藏着永远不为人知的动荡的人生秘密。一时间，作为艺术家的叶纯子永远进入不了塔尔拉的深邃之处，融入不了塔尔拉的生命气象。
温亚军的叙事悄无声息地蓄势，亦在渐渐击穿坚冰封闭，平静地道出被神秘包裹的平凡，爆发着坚冰初融的天籁般的伟力。火车的鸣笛击穿了静寂得有些死气沉沉的塔尔拉，生长于封闭南疆的普通小兵阿不都追赶火车、等待火车，甚至欲拥抱火车的冲动，凝铸最为壮美的人生风景。阿不都追逐火车，凝结着夸父追日般纯情、炽热的生命动影。读者和叶纯子一样渐渐地贴近了塔尔拉。尽管恶劣的自然环境封闭了爱情却依然无法将其禁锢，塔尔拉亦有着神秘、冰冷之下的温情。一次大漠追逃，狼群的围困夺去了阿不都年轻的生命。阿不都以生命的壮美，书写了神圣的军人使命。当他的恋人阿依古丽站在写满自己名字的操场上，高山流水淤积着的千年冰冻的天籁伟力瞬间化作一泄东去的静美。葉纯子最终与吕建疆结合，成为塔尔拉的一员，然而她的生命苦难才刚刚开启。塔尔拉最终成为叶纯子和所有人的生命之海，尽管难以看到海岸，却不能扼杀这无岸之海中所有生命的热望。塔尔拉所赐予的人生悲情，在艺术家叶纯子心底化作一道承载巨量人生的静美风景。
长篇《鸽子飞过天空》则完成了激情奔放的使然以及人物命运迷离的怅然，小说人物的所有求索与折腾，文本最终抵达哲学层面，凝聚成为人世的“天问”：人们还能回到过往吗？如果生命不断折腾的结果如此，人们该怎样选择？温亚军与路遥等作家创作传世作品的精神时态是一致的，而且《鸽子飞过天空》，似乎是命运难以超越的一种接续。《伪幸福》是一部聚焦城市生活家庭伦理的大书，情节打动人心。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就是温亚军以城市他者的身份对作品的介入和对城市女性的固有认定。或许当时的温亚军还没进入城市深层生活，他的文学触角还没进入都市女性的心灵，因此有着“先入为主”之嫌。
依旧是书写都市女性的长篇小说《她们》出版时，我们发现温亚军已经以更宽阔的胸怀介入与拥抱城市生活了，他完全介入了“北漂”们的物质常态与精神动影。文本以三个年轻女性的曲折精神承受历程及冥冥之中的不灭精神召唤，最终完成了雾霾笼罩下阴晦心灵向阳光彼岸的靠近，这种靠近是以青春的消磨为代价的。在充斥着雾霾般沉闷的外在物态氛围下，现实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秦紫苏、高静娴、夏忍冬这三个年轻女性坚强又脆弱的神经。在温亚军笔下，北京的天气、景物衬托着人物的心灵感受，关联着她们生命的存在状态。对三个年轻女性来说，生命里充满了她们难以把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静娴是一个鲜活特定的存在，她拒绝平庸的生活，以生命的不甘强力对抗现实，她从不怨天尤人，她是敢于打破常态生活的人，尽管不能到达理想生活，但仍然坚持这意义不凡的追求，有点夸父逐日的意蕴。小说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以雾霾的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以与日常生活空间的争夺，以强大与柔弱，以强势与柔和，以对峙与融合之哲变，导引着生命去尽浮虚、迷离，回归本真，回归平淡。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温亚军文本的温情与暖色，是雾霾下沉重、生猛的现实压榨出来的，是雾霾的罅隙中的一缕阳光。 概览温亚军的长篇创作，有种细密疾行、不惧风雨之感。这种一气提起式的长篇创作，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显然是创作的优势所在，但对于更高质量的长篇创作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劣势。显然，这种长篇创作结构上是有缺陷的，过于板结，过于凝滞，甚至文本神魂的生息感是缺位的。显然，温亚军这种切近小说本质气质、坚守纯粹性的追求的创作惯性限制了长篇小说的空间与爆发力。在这个意义上，《无岸之海》既是边地小说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温亚军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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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凤凰唯一发声的地方——关中西府岐山，是温亚军的故土。这里不仅是神话、佳话及人文胜迹的承载之地，亦孕育了众多的作家。温亚军的创作，就是精神地理变迁中的生命感知及承载动影。精神地理首先体现为生存地理，因而这种感知和承载动影中有着诸多生命的纠结：精神的强大、悲壮，现实的琐碎、无奈、无解，坚忍、温暖以及绵绵不绝的溪流涌动。在这种纷杂交错的动影中，我們可以感知生命的迷失、尊严、时态、动影的震撼及其内质的美感。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温亚军是高质多产的，他从故乡走向了边疆的苍凉广远，又从苍凉边疆走向了大都市的拥挤纷杂，而对人生的平和，对文学的赤诚没有半点改变。创作进路的探索过程，在温亚军看来如同一场足球赛，有着沉闷不休的奔袭，有着繁复的传递，亦有突进入门的莫大狂喜。他的创作远远超越了浓浓的乡土固有意识，作品既凸显了地域特色。同时又超越、淡化了地域色彩，构成一定程度上文学意义的广阔。他的作品既有边地文学的苍凉，因为苍凉亦不乏温情、温暖底色;也有撷取历史事件、改写古典讽谏喻今的创作，传达个性的视角和认知;又有大都市生活的拥挤、失真姿态;同时又不乏表达现代生活、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种种冲突之作，最终形成边地、乡土、历史、城市四大系列的作品。其中，边地、乡土小说集中体现温亚军丰沛的艺术风姿，历史小说则尽显想象力的延展与时空阻隔的洞穿，城市小说则是对更复杂幽暗交错的人性的介入与观照。
从文学创作整体考量，温亚军多产质优，至真至情，撼人心魂。传统创作积累厚实，有坚实内质构建和充沛的魂魄，他的创作是一种没有被俗世污染的文学纯粹与纯真的绽放。在整个时代的浮虚中持守着一份真诚与纯粹，可贵亦高贵。在温亚军所有的作品中，边地及乡土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最高。或许是曾经的成长记忆与艰辛人生经历局限了温亚军，其长篇小说有待进一步更具张力的创作构建，有待进一步打开灵魂的自我封闭，有待拓展、突破已具备强大优势的思维模式。温亚军的文学创作，无疑是勤奋专注的，甚至他在创作时，因忘我而失却世界的存在感，全身心都投入捕捉一刹那的灵动触发的魂动中去。
在人心浮躁的当下，如此沉静创作的作家已经罕有。创作是人生的一场孤旅，寂寞是职业作家的属性，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成为自我文学圣殿里最大的王。
温亚军是能把生命赋予的苦难化作财富，凝练成绕指柔的作家，对于这样处事不惊的作家，我们依旧对其充满新的期待。
理查德·福特的写作动力来自于绝望，而温亚军最初的写作源于寂寞、孤独。如同民族文明缘起之地的故土传承着数千年的文化精髓一样，温亚军在文学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向自己内心不断开掘的高险之路。这大约基于他对文学的自我认知与体悟。整体而言，他的文学审美趋向静美之境，趋向于人性亮色的捕捉，趋向于文学纯粹的坚守，这是以文学为生命本质存在的选择。温亚军的作品，放弃了宏大叙事，选择了平凡平淡的人物与生活，他点石成金，拒绝凸显现代风貌炫技式的过分作势，而是体现汲取传统、体悟式创作所凝结的返璞归真的风韵，由表及里呈现一种稳健、圆熟，甚至能够明确感觉到作家创作时内心的沉静动影。
选择了坚守文学纯粹性的创作，无疑亦是选择了追求之路的万难。而温亚军，正是这样从容地穿透人世物欲时潮所构织的种种浮虚，为人们再现那些人性本初本真的温暖的刹那，以滋润我们被物质世界所格式化、尘封的心灵。这大约就是温亚军的文学坚守与进路。温亚军可能是最不善于言说自己创作与作品的作家之一，他的情怀、他的审美、他的文学认知乃至他的生命，都灌注进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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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往往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艺术驾驭能力。对于短篇小说，温亚军既不认为它是传统意义的故事构建，同时也不认同与迷恋年轻一代作家的肢解故事的重构性表述技术。他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是立足现在向过去追溯的，甚至是指向中国优秀小说传统的源头。他更注重于简单明了的叙事中策动、点燃那种内在的体温及攒射着光芒的灵魂，亦即倾力建构小说的言外之意。换而言之，他竭力使得短篇小说的内驱力最大化。这种认知既符合短篇小说的内在气质，同时要求纯澈、简练而具有耐心、富于承载的叙事语言，行文延宕于静美意境之中，还原人物行为本色原汁原味，冲突与矛盾的巧设，凸显隐藏艺术持久的魅力，直至文本完结，拨云见日，方能抵达小说精神意味的审美之境，乃至彰显文本延展延伸的悠悠余韵。从文学本源价值考量，这是一种回归与坚守短篇小说本质性的文学认知，沈从文、汪曾祺、孙犁、茹志鹃等老一辈作家的短篇，可归于此种类属。可贵的是，温亚军以自己的认知、体悟与创作坚守，抵达了此境，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接续了中国小说的优秀因子。这种文学认知与勤力的创作训练，正是温亚军短篇小说神韵张力的源泉所在。
温亚军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平凡到甚至没有姓名，被冠以“男人”“女人”这样的称谓，大多都体现着“精神、常态、瞬间立人”的可贵，读者能够明确感受到其精神动态、气质的存在。甚至小说所构造的故事也是再简单不过的，然而温亚军总能以沉稳徐进之笔，不经意间打开他们淳朴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之一角一隙，直至文本完结，读者方能获得对人物心灵纯澈全面而准性的认知。叙事展开也尽是日常的波澜不惊，甚至是再平淡不过的琐碎，在平白无奇的构架中完成艺术建构。不过这种挑战很大程度上是温亚军自设的，他的创作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或许苍凉的边地生活赋予了他想象力俊逸奔驰的广阔空间，他在自我的文学场域中再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独有的凸显人性至伟精神的“边地时空”，同时亦是坚质城市生活重压之下人们放逐生命的理想太虚之境。其实，细究其小说文本不难发现，温亚军貌似平淡无奇的叙事中暗藏玄机，他的无心之举往往是匠心所在，他常常沉稳地积聚着矛盾，又以故事自然的推进，最终以打动心灵的水到渠成的方式冰释矛盾，予人灵魂的意外惊喜与安妥、妥帖。整个文本的构建过程，呈现无技之巧，蓄势如高山流水，小说隐藏艺术高妙无痕。
短篇小说《金色》开篇就无声无迹地开始了蓄势：女人喜冲冲远道而来，作为丈夫的天良却埋怨女人的到来，女人热脸遭遇到了天良的冷屁股。在天良情绪低落的同时，与天良合伙淘金的大宝、有才、琐琐眼神发亮，殷勤起来，这是古典的“草蛇灰线”隐藏技法，对应了小说沉静的叙事气质。女人无法理解丈夫天良的失落与埋怨，甚至愤恨丈夫的冷漠。天良在女人的失望、不满甚至胡乱猜疑中，带着她顾左右而言他地介绍着淘金的每一处常人无法想象的环境，沙石最终出金的艰辛，这依旧是一段又一段“蛇身”的徐徐展开，依旧是伏笔再续，更是为后面天良坦陈睡了同伙女人的荒唐行为做注与给予宽宥。小说临近尾声，核心谜底打开，月夜下男人带着女人逃离淘金地，保全了女人的美丽与贞洁。女人对自己与金子在天良心中的分量做了不经意的求证，天良认定女人就是自己的金子。至此，天良从起初怯弱、无底气、睡了同伙女人的荒唐失魂者，起底反弹为对女人誓死捍卫保全的伟男子，形象陡然高大。天良劳而无获也罢，女人期待甜蜜无果也罢，他们的心灵如同金子般耀眼起来。小说读完，或许我们会想起沈从文的《丈夫》，甚至《金色》是更简洁的建构。
《成人礼》中女人是一个细致、耐心、温情的母亲，而丈夫则是一个粗暴急躁的男人，女人与男人性情构成巨大反差。小说在男人的粗暴中开启，男人不仅对女人的安排不耐烦，对七岁的儿子亦然。女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男人依旧以误解、无端猜忌对待着女人的细心和用心。男人的一贯粗暴与床上对女人的兴致构成反差，甚至整个情节是温亚军有意为之，为了强化读者对男人粗暴的认定与固化。而最后男人与儿子同床而睡的温馨画面，消解了此前的一切矛盾与冲突，甚至构建男人惯有的粗暴，都是为了一举摧毁男人的粗暴，而最终呈现男人粗暴外在下的内在柔情之爱。这其中深隐着作家的结构逻辑，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温亚军使叙事成为小说本身，使叙事成为文本自然生活片段的流淌，消除了文本的把控痕迹。 温亚军对短篇小说的认知与实践，到了《驮水的日子》创作完成时，骤然跃升至天人合一之境，成为灵动的天籁妙音。《驮水的日子》既是温亚军人文情怀的复苏，又是文学静美、道不远人的妙手天成。作品凝聚着温亚军文学创作的初心本念，字里行间蕴含着诗情画意、哲学质朴……驴子和上等兵从对抗对峙走向了和平共处，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景深，然而温亚军却最善于在平淡中蓄势、出彩，紧接着他将人驴共处推至苍凉、广袤的自然大美之中，着力勾勒生态至境，升华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景。人驴共处中铺陈以地籁的动感，赋予驴子拟人的神态，人对驴子的情感油然而生。驴子的灵性，与人性的相通得到了进一步开掘。拴上铃铛的驴子，成为山中唯一的动点，一种苍凉之中的灵性动感，温亚军倾情凝铸了融通天籁的和谐。在河边复习备考的上等兵亦是如此，天籁的静寂很自然地升华了他的胸怀，升华了他的精神与情感。别离的箫声渐起，终于到了那个不忍面对的时刻，这一时刻被人与动物情感决堤的动人画面凝固、定格。温亚军以铃铛入耳先声夺人，驴子超速地飞奔，承载情感的铃铛声“……摔落在地，……踏得粉碎”的动影延伸，聚焦、凝固、升华了朝夕相处的温情，动态中静美成就了精神的久久依恋。读到此处，心灵总是温润的。脑海中总映出孙犁的《荷花淀》的纯美、茹志鹃《百合花》的温情，这都是动态中积蓄的静美之作。温亚军凝铸一种贯通全篇的魂动的力量，一种看不见却能感知的力量。他此时的创作，几近完美地达成了汪曾祺先生对短篇小说精到的认知：“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空巢》以小承大，以乡土百姓小日子承载着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隐痛。小说开篇通过近景远物为“空巢”蓄势，又由环境的空寂转向人物内心“真空”。进而进入两代人的观念比照，于是高铁站成了时代猛进的一种标识性符号，二舅与秋霞有缘无分，既是必然的结果，又是小说暗自蓄势的使然。二舅作为空巢老人种种失落感的不断强化深化，在浓烈、幽深、孤寂的无底深渊中支撑起沉重的社会反思：人们该如何去回眸永逝的那些有形与无形的过往？二舅的老境不仅仅是外在的空巢空寂，更是他精神上空寂与痛彻心扉的失重失落，乃至整个中国乡土老龄社会的巨大空巢与深深失落。凝重的精神之痛中，依然能感受到作者对精神暖流的瞩望渴望。
短篇小说从来不是故事，故事只不过是小说依附的外壳，小说的神魂所折射的力量才是作家创作的艺术张力所在。温亚军恰恰选择了弱化故事，侧重提振神魂动量的最大化，于平淡甚至零碎的生活叙事中潜藏、积聚极致的能量，小说落地总在意料之外，精神飞行总在情理之中，感动惊喜如沐春风，这正是他小说艺术娴熟的集中体现。温亚军的短篇小说中，所有生命的绽放都是一种意识明确的有节制有序有承担并且交汇着地理自然的绽放。在创作自我突进的历程中，他庄重地书写了至真——文学表达的最高意义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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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曾提出中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对面关系，这就意味着，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作家的独角戏，而中篇小说的展开则完全处在读者视野之下，这或许是经典中篇小说能够改编为电影的内在气质所在。从根本上考量，中篇小说依旧不失以故事为载体建构“情感形态”的短篇小说内质，在故事与情感的融合、淬火、升华中，依旧彰显着精神力量的美感。温亚军一直对于小说经典性风韵有着执着的追求，在中篇小说创作中将短篇小说徐徐而进的叙事流化作情感自然流，在或纯澈或厚重或繁复的叙事展开中保留着清晰的神魂气韵，或以绵长无绝期的追溯穿越时空，磅礴之势一泻千里，文本完结而气韵不绝，令人滋生对文本的情感寄托与依恋。需要强调的是，在早期的创作中，温亚军选择了以情感的恒性不变、持续及洞穿时空，以悬疑的久悬贯穿文本，延宕故事的起伏、人物精神的展开与矗立。这是回归小说本体的选择，确保了小说的自然生命力及属性。这一选择与中篇小说创作中那种常见的作家人为地依赖于不断设置新的矛盾、拐点以扩充小说体量，甚至将短篇拽成中篇的做法截然不同。这样的中篇，即便是被捧为经典文本，依旧难以尽脱人造的僵硬痕迹。刻意与过分把控，是对小说生命张力的侵袭与损害，是谓艺术力的天敌。温亚军捕捉人性亮色的同时，亦坚决地坚守着文学的纯粹，亦捍卫着小说的自然生命力。
中篇小说《赤脚走过桑那镇》更能体现温亚军艺术建构与驾驭能力，叙事沉静寂寥，但这种沉静又绝不是单纯的无夹杂的宁静，而是承载着焦灼不安的一种张力延伸，无异于对底层社会生态图的描摹与点染，又如正在紧张演奏中的生命存在漠然的世象合奏。温亚军设置了一个考量艺术力的理想叙事场域，或许在读者看来这并不是很舒服的空间，然而这正是与作家表达效果一致的时空。少年聂瓜瓜的心灵压抑感，寄人篱下如履薄冰，他母亲的窘迫，他幼小心灵的成熟与自律，无不令人动容。即便对自己的成长与生命存在如此苛刻，他依旧处在他人构织的天网和挤压中，甚至无处立身。他被赶出学校，站在河边上发呆，甚至他的生命进路逼仄而附带着说不清的凶险。无论是光棍方大牙，还是方小妮、鞋匠蒋连省，即便是有点社会地位的小学校长周媚娜，他们都处在被命运的牢牢禁锢、挤压之中，甚至看不到寻求解脱的希望，几乎所有人都焦灼地渴望着来自他人的温情，渴望生命更宽阔的空间。读者能够从赤脚走过桑拿镇的聂瓜瓜的行为中，深切感受到他的孤独与不安。温亚军以弃绝心理描写的行为及肢体语言，切入了人物内心的惶恐世界。同时，形形色色的桑拿镇人群，成为聂瓜瓜的心灵参照，他们在彼此关联不關联的陈列中，凸显、强化了人物的心灵印迹。小镇物象、环境的冷寂在聂瓜瓜拖长的身影中，化作作家投注在人物身心的温情及酷烈性诗意，叶河承载了生命虚无性抽象性的感受感知。正面的心理描写对于特殊心灵镜像的表达是乏力的，是乏善可陈的，冷寂的物象、环境更能呈现人物内心的动荡。聂瓜瓜最后看到的究竟是不是人呢？小说收势有力，荡尽笼罩全篇的沉闷与紧张。这部小说显然是温亚军在已经娴熟的创作技法上，对现代创作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求变。
中篇小说《寻找大舅》，雄风一曲，荡气回肠，苍凉中不失生命伟力与温润底色。既是大舅爱情传奇的历史追溯，又是大舅忠贞爱情的生命流放。为了找回被国军团长掳走的恋人，大舅开始了一个文弱书生的生命传奇。最终流放、终结在广袤大草原的大舅的爱情，因此有了史诗般的悲壮气格——爱情可以抗争甚至强烈的抗争。尽管结局是注定悲哀的，大舅却从不放弃抗争。曾是文弱书生的大舅也在爱情的最后对决中铸就了自身生命内质的升华——最终成为布鲁克草原上惟一的“巴特”（英雄）。一段原本平凡的爱情因大舅的执着，因挟裹了草原民族的血性——以自私排他的爱升华为草原民众除害的大爱而化作历史永久的沧桑，化作草原一股强劲的雄风。昔日的文弱书生，草原的巴特，最终与茫茫大草原融为一体。这一历程与生命质的裂变，凝铸了大舅生命的可贵尊严——一个平凡的人能够为爱不懈地抗争，本身就是一种不凡的生命开拓。四十多年后，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老人道尔吉对关乎大舅爱情的那场战争讳莫如深，“我”最终见到的大舅，在河边的那个老人，早已成为草原的异乡人，离开故乡太远太久，再也回不到故乡，炮火硝烟散去数十年，生命归于平淡。小说以今昔不同的时空交汇，使平淡无奇的叙事中充满了悲壮，悲壮的展开，悲壮的追溯，悲壮的感知，悲壮的归结。对于大舅这个人物，历史的沧桑已经完全磨蚀掉他年轻时的影子，同时也定格了他英雄的身影。因爱而引发长途辗转迁徙，尊严的潜藏与雄性的累积，战争的终结，生命的平复，文本饱含着史诗般的壮美。小说以平淡的起笔，以草原地貌的无限广阔，铸就了大舅遥远的历史精神背影，是爱情在广阔中注入了雄壮的精神因子，为爱的升华、生命的升华和生命本真的复归做了到位的蓄势。苍凉的历史对于广袤的草原来说，只是匆匆的过客，一切激荡起伏无法逃脱它无限的包容、平静，大舅的生命就这样被草原稀释了溶解了融化了。遥遥说起娓娓道来中，生命只有一种永远不变的气质，那就是静美。今天浮虚中的都市爱情，普遍缺乏这种执着与承载，轻飘得令人感觉爱情早已不存在。 进入现代大都市后，精神地理的变迁，使温亚军从相对单纯的叙事建构中实现相对剥离，面对异常错综复杂、幽深的都市人性及情感迷离，他再次向新的文学高地发起了冲击。他试图在都市人群普遍精神羸弱中而构建一种不断折腾与挣扎的强大生命张力，试图重新确立人之精神理想的空间，虽然他明白这只是文学表达的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完成了自己的构建。这就是中篇小说《桃花落》，现在看来，依旧不失为温亚军对自我创作的成功突围。
当众多《桃花落》的关注者从“我们无处安放的心”，从“后现代的智慧与无奈”及道德与现实对峙无解等视角立论时，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本身已远远背离了温亚军的创作初衷与小说指向。温亚军对时代性整体气质是谙熟的，对城市人群灵魂的无以安妥也了然于胸，但是他依旧不放弃求索生命突围的可能，他擅长在冰冷中打捞温暖。庄晓然是一个搞乱自己生活秩序的都市丽人，她有着一般都市丽人自私灵魂的反面——对家族荣誉哪怕是虚荣的积极的情感承担，这就注定了她首先是一个注重精神质量与追求的女人，一个逆袭命运的倔强者，其次才是属于她自己的女人情感世界的庄晓然。家族荣誉情感与属于庄晓然的女人情感两线交错交织，勾勒出都市人群的精神困境、窘境。“十七万的医药费”是庄晓然的虚荣埋下的祸根，小说从剧烈冲突中开启，旋即又转入舒缓，舒缓中又有压力积聚，暗自紧逼，庄晓然的精神承压及迷离牵动着读者心弦。她的巨大承压渐次拨开，曾经的爱情收获不及其后来对婚姻的摧毁，二者之间有着因果逻辑。大哥庄晓天作为家族亲情关系的修复者的勇于承担，刺激并提振了庄晓然的家族担负精神，她以要强的性情再次归位家庭主心骨。她放下对爱情的失望与绝望，开始与丈夫争相对婚姻的算计，未果之后又寄望于科研项目经费，结果失身之后困境依然。最终她破袭了丈夫的财产隐瞒，以婚姻的终毁换取了巨额款项，似乎家族亲情矛盾终得化解，然而，对于庄晓然来说，失去的则更多。对于处于都市经济纠葛中的庄晓然而言，我们单从道德去苛求她，显然是不合适的。桃花落，春去也，小说是对都市精神困境中女性生命冲击力与可贵承担的悲悯，是酷烈坚质生活里罕有的温暖心灵的凝铸。《花弄影》 可视为《桃花落》续篇，断然认定为庄晓然情欲无法落地的尴尬同样是不合适的，理解为对正常爱情的强烈渴望，都市人群自己毁了生活常态伦理秩序的现代城市症候是不失偏颇的。在温亚军的生命认知里，永远没有冷酷决绝的所谓世俗理性，他给予人物的依旧是悲悯与祈福。
《桃花落》 中的庄晓然是否完成了精神意义上的突围？或许她永远走不出自己颠覆了正常生活秩序而带来的应接不暇的散乱，但是她至少在弥补自己造成的家族惶恐中，在与丈夫经济对决中，胜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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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亚军的长篇中，边地小说依旧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依旧是绝境中人性亮色的捕捉，文本构建依旧是对纯粹性的坚守。
长篇小说《无岸之海》是塔尔拉与生命复杂依存关系的哲辩，也是文学静美的一次着力凸显。在这片近似于生命的禁区里，承载了诸多不同的人生风景，命运的一次次抗争和最终的溃败，在残酷中激荡着不能到达彼岸的温情、热望，最终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不懈不息追求化成生命的一种庄严和璀璨。
艺术家叶纯子的到来，成为塔尔拉最为鲜亮的风景，但并没有改变塔尔拉原本的品性与面目。塔尔拉依旧是静态中暗流涌动的，它在狰狞与宁静间不断反复。塔尔拉链接着多个不为人知的人生风景和命运悲情。追溯中，温亚军暗暗地将塔尔拉的承载推向了更遥远更沉重的深渊，不仅仅是刘新章和秋琴的爱情悲剧，也是根明叔的情缘孽债，无论情缘还是孽债，都是塔尔拉的赐予。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悲壮悲情，着实震撼了叶纯子的心灵。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外在的感知。塔尔拉凝重得有些令人窒息，几乎所有人都被这片土地所融合所重塑。几乎每个人都是经历千年风沙、水流洗磨的砾石，冰冷坚硬的外壳下深藏着永远不为人知的动荡的人生秘密。一时间，作为艺术家的叶纯子永远进入不了塔尔拉的深邃之处，融入不了塔尔拉的生命气象。
温亚军的叙事悄无声息地蓄势，亦在渐渐击穿坚冰封闭，平静地道出被神秘包裹的平凡，爆发着坚冰初融的天籁般的伟力。火车的鸣笛击穿了静寂得有些死气沉沉的塔尔拉，生长于封闭南疆的普通小兵阿不都追赶火车、等待火车，甚至欲拥抱火车的冲动，凝铸最为壮美的人生风景。阿不都追逐火车，凝结着夸父追日般纯情、炽热的生命动影。读者和叶纯子一样渐渐地贴近了塔尔拉。尽管恶劣的自然环境封闭了爱情却依然无法将其禁锢，塔尔拉亦有着神秘、冰冷之下的温情。一次大漠追逃，狼群的围困夺去了阿不都年轻的生命。阿不都以生命的壮美，书写了神圣的军人使命。当他的恋人阿依古丽站在写满自己名字的操场上，高山流水淤积着的千年冰冻的天籁伟力瞬间化作一泄东去的静美。葉纯子最终与吕建疆结合，成为塔尔拉的一员，然而她的生命苦难才刚刚开启。塔尔拉最终成为叶纯子和所有人的生命之海，尽管难以看到海岸，却不能扼杀这无岸之海中所有生命的热望。塔尔拉所赐予的人生悲情，在艺术家叶纯子心底化作一道承载巨量人生的静美风景。
长篇《鸽子飞过天空》则完成了激情奔放的使然以及人物命运迷离的怅然，小说人物的所有求索与折腾，文本最终抵达哲学层面，凝聚成为人世的“天问”：人们还能回到过往吗？如果生命不断折腾的结果如此，人们该怎样选择？温亚军与路遥等作家创作传世作品的精神时态是一致的，而且《鸽子飞过天空》，似乎是命运难以超越的一种接续。《伪幸福》是一部聚焦城市生活家庭伦理的大书，情节打动人心。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就是温亚军以城市他者的身份对作品的介入和对城市女性的固有认定。或许当时的温亚军还没进入城市深层生活，他的文学触角还没进入都市女性的心灵，因此有着“先入为主”之嫌。
依旧是书写都市女性的长篇小说《她们》出版时，我们发现温亚军已经以更宽阔的胸怀介入与拥抱城市生活了，他完全介入了“北漂”们的物质常态与精神动影。文本以三个年轻女性的曲折精神承受历程及冥冥之中的不灭精神召唤，最终完成了雾霾笼罩下阴晦心灵向阳光彼岸的靠近，这种靠近是以青春的消磨为代价的。在充斥着雾霾般沉闷的外在物态氛围下，现实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秦紫苏、高静娴、夏忍冬这三个年轻女性坚强又脆弱的神经。在温亚军笔下，北京的天气、景物衬托着人物的心灵感受，关联着她们生命的存在状态。对三个年轻女性来说，生命里充满了她们难以把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静娴是一个鲜活特定的存在，她拒绝平庸的生活，以生命的不甘强力对抗现实，她从不怨天尤人，她是敢于打破常态生活的人，尽管不能到达理想生活，但仍然坚持这意义不凡的追求，有点夸父逐日的意蕴。小说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以雾霾的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以与日常生活空间的争夺，以强大与柔弱，以强势与柔和，以对峙与融合之哲变，导引着生命去尽浮虚、迷离，回归本真，回归平淡。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温亚军文本的温情与暖色，是雾霾下沉重、生猛的现实压榨出来的，是雾霾的罅隙中的一缕阳光。 概览温亚军的长篇创作，有种细密疾行、不惧风雨之感。这种一气提起式的长篇创作，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显然是创作的优势所在，但对于更高质量的长篇创作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劣势。显然，这种长篇创作结构上是有缺陷的，过于板结，过于凝滞，甚至文本神魂的生息感是缺位的。显然，温亚军这种切近小说本质气质、坚守纯粹性的追求的创作惯性限制了长篇小说的空间与爆发力。在这个意义上，《无岸之海》既是边地小说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温亚军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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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凤凰唯一发声的地方——关中西府岐山，是温亚军的故土。这里不仅是神话、佳话及人文胜迹的承载之地，亦孕育了众多的作家。温亚军的创作，就是精神地理变迁中的生命感知及承载动影。精神地理首先体现为生存地理，因而这种感知和承载动影中有着诸多生命的纠结：精神的强大、悲壮，现实的琐碎、无奈、无解，坚忍、温暖以及绵绵不绝的溪流涌动。在这种纷杂交错的动影中，我們可以感知生命的迷失、尊严、时态、动影的震撼及其内质的美感。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温亚军是高质多产的，他从故乡走向了边疆的苍凉广远，又从苍凉边疆走向了大都市的拥挤纷杂，而对人生的平和，对文学的赤诚没有半点改变。创作进路的探索过程，在温亚军看来如同一场足球赛，有着沉闷不休的奔袭，有着繁复的传递，亦有突进入门的莫大狂喜。他的创作远远超越了浓浓的乡土固有意识，作品既凸显了地域特色。同时又超越、淡化了地域色彩，构成一定程度上文学意义的广阔。他的作品既有边地文学的苍凉，因为苍凉亦不乏温情、温暖底色;也有撷取历史事件、改写古典讽谏喻今的创作，传达个性的视角和认知;又有大都市生活的拥挤、失真姿态;同时又不乏表达现代生活、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种种冲突之作，最终形成边地、乡土、历史、城市四大系列的作品。其中，边地、乡土小说集中体现温亚军丰沛的艺术风姿，历史小说则尽显想象力的延展与时空阻隔的洞穿，城市小说则是对更复杂幽暗交错的人性的介入与观照。
从文学创作整体考量，温亚军多产质优，至真至情，撼人心魂。传统创作积累厚实，有坚实内质构建和充沛的魂魄，他的创作是一种没有被俗世污染的文学纯粹与纯真的绽放。在整个时代的浮虚中持守着一份真诚与纯粹，可贵亦高贵。在温亚军所有的作品中，边地及乡土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最高。或许是曾经的成长记忆与艰辛人生经历局限了温亚军，其长篇小说有待进一步更具张力的创作构建，有待进一步打开灵魂的自我封闭，有待拓展、突破已具备强大优势的思维模式。温亚军的文学创作，无疑是勤奋专注的，甚至他在创作时，因忘我而失却世界的存在感，全身心都投入捕捉一刹那的灵动触发的魂动中去。
在人心浮躁的当下，如此沉静创作的作家已经罕有。创作是人生的一场孤旅，寂寞是职业作家的属性，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成为自我文学圣殿里最大的王。
温亚军是能把生命赋予的苦难化作财富，凝练成绕指柔的作家，对于这样处事不惊的作家，我们依旧对其充满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