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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初，一艘护卫舰载着周恩来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中央对台办主任罗青长，经过一夜的航行，到了广东省边境一个小岛上。在这里，周恩来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
多年后，罗青长亲口证实了这次重大秘密行动的存在。但能让周恩来亲自出马会晤，并需要做出如此非同寻常的安排的，究竟是什么人呢？罗青长没有披露。
不止一家媒体引用各种消息源称，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不是蒋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沟通台湾当局的人。”但为了保护对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1956年7月16日下午4点，一辆蓝色“华沙”轿车行驶在通往颐和园的路上。车上坐着不到9岁的曹景行和母亲，以及专程从香港赶来的、他许久未见的父亲曹聚仁。
多年以后曹景行才知道，这个7月的13、16和19日，周恩来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系列会谈，是中共寻求两岸接触的初期尝试。
1950年，朝鮮战争爆发，美军进驻台湾，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解放台湾的运动。当月，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据童小鹏回忆，1956年前，中共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明确起来。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海峡对岸传递了主张和谈的信息。
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
在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介绍下，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曹聚仁应邀访问北京。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此事。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接见曹聚仁。
会面中，曹聚仁问周恩来，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他，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这次会面，被曹聚仁写成《颐和园一席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
当年10月，曹聚仁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决定见见他。会见安排在10月3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等参加了会见。
曹聚仁带来了台湾方面的动态。他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
毛泽东接过话茬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他还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出门时，张治中提醒曹聚仁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左一）与原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左二）和覃异之。图/中新
4天后，周恩来宴请了曹聚仁。席间，曹聚仁问起周恩来，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如何安排。周恩来表示，台湾还是他们管，蒋介石、辞修（陈诚的字）、经国都“可以到中央”来。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蒋、陈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童小鹏回忆，为了进一步摸底，1957年春，国民党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等会见了他，介绍了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设想。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不久，在金门危机中，双方刚刚建立起的沟通渠道经历了重大考验，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23日下午，近3万发炮弹从厦门飞向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击毙击伤国民党军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炮击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查蒋军的防御，而是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不久，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炮击“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9月4日，炮击暂停。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负有条约义务保卫台湾。9月8日，3万发炮弹再次射向金门。 同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的曹聚仁。他指出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与岛共存亡、全师而还、美国逼蒋军撤退。9月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并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他还提出：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谈谈停停。1958年9月15日，金门炮战后，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会谈重新恢复，地点改为华沙。谈判未取得进展，陷入僵局，金门炮声再响。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后亦表示，在外岛驻军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毛泽东看出了美方态度的变化，10月5日下令，6日和7日停止炮击，“观察两天，再作道理”。同时要求：“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10月5日当天，曹聚仁将中共将暂停炮击之事写成新闻稿，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停止炮击7天。并提出：“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正如毛泽东所说，金门和马祖是两根指挥棒，金门炮声一响，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频繁互动。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了曹聚仁。他表示，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中共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因为如果蒋介石撤退，“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中共希望台、澎、金、马以后“整个回来”。
毛泽东再次引用了1956年刚见曹聚仁时打的那个比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
曹聚仁说，台湾有人问以后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还表示，中共是“拥蒋派”，支持蒋介石再做总统。“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
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时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收到了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见蒋介石。他劝说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蒋介石断然拒绝。
根据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称，大陆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复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共产党军队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武器才有用。但这会造成2000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幸免，甚至招致苏联使用核武器攻击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
陶涵1995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采访了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王冀。王冀称，199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会谈中告诉他，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派人传话给周恩来，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他将不得不听美国人的——撤出金门和马祖，届时时间一拖久了，中国就有分裂之虞。
陶涵分析，这表明，国共双方都认为，金门是中国统一的关键枢纽。至于台湾是如何派人传话给周恩来的，陶涵推测，蒋经国应是通过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传递消息的。
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逢单日炮击、单打双不打的决定。
单日炮击的做法，直到中美建交后的1979年1月1日，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
1959年后，曹聚仁不再充当双方联络人的角色。10月24日，周恩来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指他1958年10月5日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共也透过其他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对台工作。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童小鹏回忆，这一段时间，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以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
1959年，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機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冷淡。”
12月14日，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首批特赦战犯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要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1960年1月3日，周恩来与张治中、傅作义共进午餐，请他们致信陈诚。他说：“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我们寄予希望。将来他们必然回来，回来必有安排，这是必然性。”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
为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这一政策，5月24日，周恩来再次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并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 他要求信中要写明中共四点对台政策：“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周恩来还通过海内外关系，把写有“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蒋介石老家照片寄往台湾，又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称，“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他说：“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据廖心文所知，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陈诚看，陈诚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对历史做交代。
1962 年，周恩来托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写信给台湾当局，转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分别写了信。
1963年初，周恩来请張治中、傅作义再次致信陈诚，阐明中共对台湾的处境与前途的意见。信中说：“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信中重述了之前的4条对台政策，这便是著名的“一纲四目”。廖心文曾多次访谈罗青长，罗告诉她，这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归纳的。
之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力，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他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据童小鹏回忆，蒋介石利用中共的呼吁，派了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有一次派了4个人来，3个到北京，1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周称：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1963年7月，周恩来从一些渠道获悉了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7月9日，他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
12月6日，周恩来在出访14国前绕道广州。在视察了一些地方后，当晚，他和张治中、罗青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航行。
这个夜晚，海面风平浪静。为了不影响周恩来休息，在舰上指挥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命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限度。为了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并确保周恩来一行的安全，吴瑞林受命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但直到多年后，罗青长才告诉了他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
经过一夜的航行，护卫舰抵达了边境。周恩来等人登上了一个小岛。12月7日，双方进行了会晤。
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表示，周恩来当时由保卫人员送上岛，但见面时，不允许保卫人员跟在身边。但据他所知，对方并不是蒋经国。一位与罗青长共事多年的老对台工作者也称，对方并非蒋经国。
会面中，周恩来希望对方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后来，对方告知，口信带到了，且蒋经国看到周恩来送他的白酒，十分感慨，说没想到周恩来一直记得他的这个爱好。
罗青长回忆：“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他们又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廖心文说。
1965年，在秘书程思远和中共沟通数次之后，中华民国原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成为对台工作的一个标志性胜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对台工作陷于停滞。1969年，李宗仁、张治中去世。1973年，章士钊去世。1974年，傅作义去世。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他两次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台湾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未了之情。”罗青长之子、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新一代领导人能将这一事业推进下去。
多年后，罗青长亲口证实了这次重大秘密行动的存在。但能让周恩来亲自出马会晤，并需要做出如此非同寻常的安排的，究竟是什么人呢？罗青长没有披露。
不止一家媒体引用各种消息源称，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不是蒋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沟通台湾当局的人。”但为了保护对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信使曹聚仁
1956年7月16日下午4点，一辆蓝色“华沙”轿车行驶在通往颐和园的路上。车上坐着不到9岁的曹景行和母亲，以及专程从香港赶来的、他许久未见的父亲曹聚仁。
多年以后曹景行才知道，这个7月的13、16和19日，周恩来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系列会谈，是中共寻求两岸接触的初期尝试。
1950年，朝鮮战争爆发，美军进驻台湾，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解放台湾的运动。当月，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据童小鹏回忆，1956年前，中共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明确起来。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海峡对岸传递了主张和谈的信息。
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
在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介绍下，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当时的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曹聚仁应邀访问北京。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此事。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接见曹聚仁。
会面中，曹聚仁问周恩来，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他，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这次会面，被曹聚仁写成《颐和园一席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
当年10月，曹聚仁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决定见见他。会见安排在10月3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等参加了会见。
曹聚仁带来了台湾方面的动态。他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
毛泽东接过话茬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他还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出门时，张治中提醒曹聚仁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4天后，周恩来宴请了曹聚仁。席间，曹聚仁问起周恩来，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如何安排。周恩来表示，台湾还是他们管，蒋介石、辞修（陈诚的字）、经国都“可以到中央”来。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蒋、陈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童小鹏回忆，为了进一步摸底，1957年春，国民党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等会见了他，介绍了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设想。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金门危机中的暗战
不久，在金门危机中，双方刚刚建立起的沟通渠道经历了重大考验，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23日下午，近3万发炮弹从厦门飞向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击毙击伤国民党军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炮击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查蒋军的防御，而是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不久，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炮击“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9月4日，炮击暂停。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负有条约义务保卫台湾。9月8日，3万发炮弹再次射向金门。 同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的曹聚仁。他指出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与岛共存亡、全师而还、美国逼蒋军撤退。9月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并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他还提出：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谈谈停停。1958年9月15日，金门炮战后，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会谈重新恢复，地点改为华沙。谈判未取得进展，陷入僵局，金门炮声再响。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后亦表示，在外岛驻军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毛泽东看出了美方态度的变化，10月5日下令，6日和7日停止炮击，“观察两天，再作道理”。同时要求：“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10月5日当天，曹聚仁将中共将暂停炮击之事写成新闻稿，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停止炮击7天。并提出：“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正如毛泽东所说，金门和马祖是两根指挥棒，金门炮声一响，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频繁互动。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了曹聚仁。他表示，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中共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因为如果蒋介石撤退，“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中共希望台、澎、金、马以后“整个回来”。
毛泽东再次引用了1956年刚见曹聚仁时打的那个比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
曹聚仁说，台湾有人问以后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还表示，中共是“拥蒋派”，支持蒋介石再做总统。“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
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曹聚仁。
这一时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收到了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见蒋介石。他劝说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蒋介石断然拒绝。
根据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称，大陆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复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共产党军队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武器才有用。但这会造成2000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幸免，甚至招致苏联使用核武器攻击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
陶涵1995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采访了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王冀。王冀称，199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会谈中告诉他，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派人传话给周恩来，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他将不得不听美国人的——撤出金门和马祖，届时时间一拖久了，中国就有分裂之虞。
陶涵分析，这表明，国共双方都认为，金门是中国统一的关键枢纽。至于台湾是如何派人传话给周恩来的，陶涵推测，蒋经国应是通过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传递消息的。
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逢单日炮击、单打双不打的决定。
单日炮击的做法，直到中美建交后的1979年1月1日，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
互相试探
1959年后，曹聚仁不再充当双方联络人的角色。10月24日，周恩来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指他1958年10月5日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共也透过其他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对台工作。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童小鹏回忆，这一段时间，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以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
1959年，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機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冷淡。”
12月14日，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首批特赦战犯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要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1960年1月3日，周恩来与张治中、傅作义共进午餐，请他们致信陈诚。他说：“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我们寄予希望。将来他们必然回来，回来必有安排，这是必然性。”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
为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这一政策，5月24日，周恩来再次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并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 他要求信中要写明中共四点对台政策：“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周恩来还通过海内外关系，把写有“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蒋介石老家照片寄往台湾，又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称，“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他说：“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据廖心文所知，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陈诚看，陈诚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对历史做交代。
1962 年，周恩来托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写信给台湾当局，转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分别写了信。
1963年初，周恩来请張治中、傅作义再次致信陈诚，阐明中共对台湾的处境与前途的意见。信中说：“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信中重述了之前的4条对台政策，这便是著名的“一纲四目”。廖心文曾多次访谈罗青长，罗告诉她，这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归纳的。
之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力，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他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据童小鹏回忆，蒋介石利用中共的呼吁，派了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有一次派了4个人来，3个到北京，1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周称：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周恩来密会信使
1963年7月，周恩来从一些渠道获悉了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7月9日，他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
12月6日，周恩来在出访14国前绕道广州。在视察了一些地方后，当晚，他和张治中、罗青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航行。
这个夜晚，海面风平浪静。为了不影响周恩来休息，在舰上指挥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命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限度。为了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并确保周恩来一行的安全，吴瑞林受命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但直到多年后，罗青长才告诉了他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
经过一夜的航行，护卫舰抵达了边境。周恩来等人登上了一个小岛。12月7日，双方进行了会晤。
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表示，周恩来当时由保卫人员送上岛，但见面时，不允许保卫人员跟在身边。但据他所知，对方并不是蒋经国。一位与罗青长共事多年的老对台工作者也称，对方并非蒋经国。
会面中，周恩来希望对方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后来，对方告知，口信带到了，且蒋经国看到周恩来送他的白酒，十分感慨，说没想到周恩来一直记得他的这个爱好。
罗青长回忆：“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廖心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他们又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廖心文说。
1965年，在秘书程思远和中共沟通数次之后，中华民国原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成为对台工作的一个标志性胜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对台工作陷于停滞。1969年，李宗仁、张治中去世。1973年，章士钊去世。1974年，傅作义去世。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他两次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台湾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未了之情。”罗青长之子、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新一代领导人能将这一事业推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