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情致其实不单单指一个人的情趣、兴致，情致有时候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会投射至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作家身上的情致则直接表现于文学作品风格的体现。读汪曾祺的散文，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情致。他以情致丈量世间万物，以情致注入笔墨，以情致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带有文人理想的诗意化的审美空间。
关键词：情致;冲淡平和;审美观照;汪曾祺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中写到“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情致其实不单单指一个人的情趣、兴致，情致有时候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会投射至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在作家身上他的情致则直接表现于文学作品风格的体现。读汪曾祺的散文，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情致。他以情致丈量世间万物，以情致注入笔墨，以情致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带有文人理想的诗意化的审美空间。
一、情致铸就独特的审美观照
有人用马一浮先生的诗评价汪曾祺——“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师从名家、交往风流，求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生活在大师云集的年代，经历过战火纷飞，也度过一段政治阴影波诡云谲的艰难岁月。或许经历过太多世事沉浮，磨炼出汪曾祺宠辱不惊，笑看人生百态的淡然心境。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见过生活太多种样子的汪曾祺终其一生都葆有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他为自己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封面撰写的广告语“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就是最好的印证。可以说情致贯穿了他的散文写作的始终，也建筑起他散文中的审美化世界。
汪氏擅写食事，其作品中的人间烟火气，尤是别的作家难以比肩的。他笔下描写的多是寻常之物，因为在他看来美食除了满足味蕾也要抚平人心，美食的“吃头”比“看头”重要，平民百姓案头上的一饭一蔬更富有人情味儿。描写食物运用的语言不高深，不爱排铺饕餮盛宴的场面，多用白描手法不喜修饰。读起来明快流畅，富有生机，他一生辗转过大半个中国，故乡高邮，昆明的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这几个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节点，都留下了深刻的美食记忆。故乡的食物一直是镌刻在他心头的味道。有人说乡愁有时候也体现在味觉的思念上，哪怕与故土远别经年，人们总是对故乡的食物怀有无限意念。他笔下那枚高邮咸鸭蛋“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1]313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已是远远穿越课本而萦绕心头的美食记忆。尽管后来作者走过祖国万水千山，总也忘不了那些朴素的故乡味道，咸菜茨菇、炒米焦屑、各色河鲜。一篇《五味》从生活中最常见的酸甜苦辣咸五味说起，汪曾祺对各地人民对于美食的喜好与偏爱了然于心，从各地不同吃食洞见各异的风土人情，笔下徐徐铺出一幅横跨中国的味道地图。
汪曾祺爱写凡世之乐，草木花鸟虫鱼，各地景致风物，汪曾祺眼中的万物有灵且美，他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情致。哪怕生活中不起眼的野花杂草，也总能引起他的意趣。汪曾祺写物，不只是将它们当作简单的摹写对象，他往往勾连着自己独有的情致，另辟蹊径以特殊的视角来写，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写荷花不赞其花之品行，而是忆起在家中栽种的过程：污浊的马粪做底，河泥盖其上，开花时“很多很多的花蕊，清香清香的”[2]127，傍晚荷花收朵该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荷叶粥、荷叶粉蒸肉亦是很好的吃食。这篇小文将荷花的种植、生长、开花、作用、枯败一一写过，虽短小简洁但读来情真意切，清新可爱。典雅高洁的荷花在他的笔下，更添三分自然淳朴。著名的《葡萄月令》则是以农人的视角详尽地写葡萄从种植到采摘，农人的劳动与汗水见证了葡萄的收获。他以一种纯真且充满热情的姿态来书写这些植物，总是带着欢欣与愉悦的笔触，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灵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写下那些文字时，他并非高居文人的姿态，更像是自然之子，是充满烂漫与智慧的农民诗人。
二、脉脉含情的散文语言
汪曾祺極重视语言。他将语言视为作品的本体，认为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他的散文语言是有“情”的。有论者提出“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审美化格局，正是对于传统审美文化语言观的传承和认同”[3]。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影响颇深。他很赞同韩愈所言“气盛言宜”，认为探索作家气质、思想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汪曾祺的个人精神气质与人格境界皆可从他的散文语言中窥见一二。
他曾写过多篇文章论述自己是怎样分析揣摩语言的。汪曾祺认同宋人论诗常说的“造语平淡”，认为写作是“平淡好”“但是平淡不易”[4]252。汪曾祺的散文语言无疑是平淡的。但是平淡绝非寡淡无味。汪曾祺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制造意境。《冬天》一文中忆其旧时家中过冬的情景，打点好屋内装饰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2]161，寥寥八个字，无人读来不觉心头一热。家人齐聚围炉而谈，烛火摇曳，满室温暖。根本不必赘言当时团聚的场面。一个“闲”字已道出气氛的欢乐和谐，而正是这家人闲坐，话话家常让盈室的灯火也变得可亲可爱。这样的人间极致温暖、极致和美的场景，只有汪曾祺这样心中有爱、至纯至真之人才能描写得出来。白居易名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一字未提冬，一字未见雪，意境却远胜后两句，每每读来都觉得心上温暖熨帖。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大姐》中形容瓢虫的精美“瓢虫是上帝做给他小外孙女儿的礼物”。[2]132作者用其充分的想象力让这个比喻鲜活起来。提起精致，人们总是自然联想到各种精工美器。然而汪曾祺不用实质化的物体去比喻，而是以“情”作比，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比老人对孩子的疼爱之情更倾注心血呢？不得不感叹汪曾祺对语言的拿捏十分精道。
他曾用揉面来形容使用语言。揉面要想把水和面合到一起再揉至筋道，就要下一番功夫。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耐得住让人一读再读且回味无穷。他始终牢记老师沈从文的教诲“文字要贴着人物写”，这虽是作小说时的语言原则，但在散文中亦是通用的。他的散文时时刻刻将语言贴着真实生活写，所以他的散文语言没有剥离之感。 三、情致的源起
汪曾祺一直以一种冲淡平和的姿态写散文，传达出的是他乐观从容、率性洒脱的人生态度以及闲适优雅、清俊自然的生活情调。而这些态度与情调的养成，有很多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中国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在自传《巨流河》中说她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5]。相比起来，汪曾祺似乎幸运得多。虽然离开高邮以后，他再没有真正地回归故乡生活。但是故乡以及童年赋予了他一生的丰厚的精神财富，是他心灵永远的归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伟大馈赠”。[6]想来汪曾祺在散文中表现出的对周遭世界诗意化的阐释，与故乡和童年有着深刻联系。出生书香门第，祖父十分宠爱他，而父亲亦是文明而开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想来是造成他一生乐观从容个性的源头。父亲亦师亦友，教他画画习字读书，父子俩闲时也能坐在一块喝酒抽烟，甚至他给女孩儿写情书，父亲也能在一旁指点一二。汪父对他说“我们这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少年时期，他求学于西南联大。这座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流离于战火纷飞年代，破碎且穷困的联合学校，却培养出中国近代各个领域无数大师。每每翻阅他描写关于联大师友的散文，总觉得他笔下的这些记忆是闪闪发光的。性格强烈坚毅极受学生喜爱的闻一多，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金岳霖，治学朴实脾气执拗的吴宓，还有罗膺中、朱自清等人，或许并不是每一位教授对他都有过深刻的影响，但是联大岁月一点一滴地耳濡目染浸润并逐渐成就了汪曾祺。《跑警报》一文中可窥见，当时的昆明正深陷战火中，战争带来的伤害与死亡几乎是如影随形的。但联大师生依旧秉持着弦歌不辍、积极顽强的治学精神，或许这种无畏生死的乐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的心境，让他能平淡笑看后来生活中的众多挫折与磨难。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取得而今的成就在于西南联大，他去西南联大是去寻找自由的。据他的回忆，学生时代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甚至算得上有些不学无术。总是白天才睡觉，晚上则挑灯夜读，肆意看各种闲书，看电影逛书店泡茶馆唱昆曲，以至于大学几年与下铺生活规律的同学竟没见过几面。但是他自谦“颇具歪才，善能胡诌”倒是颇得老师欣赏。自由开放又包容的校园培养了作家汪曾祺洒脱随性的个性。
沈从文是他的老师，也是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人。他与沈从文之间的关系亦超越了师生。生活上，沈从文给予了他诸多关爱与照拂。文学创作上，二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汪曾祺自述写作初期，下功夫模仿过沈从文的笔法。而后虽有意识地摆脱，形成个人的风格，但是依旧能看出二者的传承性。“平和、淡远、隽永”[7]是严家炎对京派小说整体风格的评价。沈从文是京派文人的重要代表，他以古朴明净的语言书写了一系列反映湘西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乡村的野性美和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在他的作品中水乳交融，二者的平衡状態呈现了沈从文文学作品独特的艺术美感。相比之下，汪曾祺更习惯将目光落在凡俗生活中，他以文人的情致对日常生活加以诗意化描写。汪曾祺自称“我守住了‘京派’的遗风流韵！”王尧认为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用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8]。诚然这些概念和范畴与“京派”的一些元素都不谋而合。
汪曾祺自述他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2]290纵观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个不断和生活和解的人。他自嘲“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一个全过程”。但是他除却晚年几篇回忆散文，甚少提及过他所经历的风波。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他一直被迫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段时间应该是汪曾祺一生最难熬的时期。他本只想做潇洒自如的文人，醉心于文字世界，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打交道。却被意外裹挟进政治漩涡。与处在权力中心的人打交道，他不得不如履薄冰薄冰战战兢兢，精神压力非常大。但是他凭借着“随遇而安”坚持下来了，他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哄自己玩儿”轻轻地揭过这一页，表示既已到如此境地，不如想开点。这样的豁达与从容实在是不易得见。但是汪曾祺却又是心怀悲悯的人，他有着以己度人的胸怀。他认为随遇而安并不适用于任何人，有的人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并不能恢复到平和的心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为了生活忙忙碌碌，但是很少人能够停下来去体悟生活。汪曾祺以他平淡雅洁的情致书写了去除俗陋的生活，让人能再感受到生活本真，或许这正是这个时代人们还爱读汪曾祺的意义。汪曾祺的离去确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而吾辈在目送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的同时，唯望能在他的文字中寻找到一些心灵的安宁。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6：散文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何晶.论汪曾祺散文的语言[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齐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李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7〕严家炎.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3）：295.
〔8〕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80-84.
关键词：情致;冲淡平和;审美观照;汪曾祺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中写到“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情致其实不单单指一个人的情趣、兴致，情致有时候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会投射至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在作家身上他的情致则直接表现于文学作品风格的体现。读汪曾祺的散文，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情致。他以情致丈量世间万物，以情致注入笔墨，以情致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带有文人理想的诗意化的审美空间。
一、情致铸就独特的审美观照
有人用马一浮先生的诗评价汪曾祺——“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师从名家、交往风流，求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生活在大师云集的年代，经历过战火纷飞，也度过一段政治阴影波诡云谲的艰难岁月。或许经历过太多世事沉浮，磨炼出汪曾祺宠辱不惊，笑看人生百态的淡然心境。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见过生活太多种样子的汪曾祺终其一生都葆有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他为自己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封面撰写的广告语“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就是最好的印证。可以说情致贯穿了他的散文写作的始终，也建筑起他散文中的审美化世界。
汪氏擅写食事，其作品中的人间烟火气，尤是别的作家难以比肩的。他笔下描写的多是寻常之物，因为在他看来美食除了满足味蕾也要抚平人心，美食的“吃头”比“看头”重要，平民百姓案头上的一饭一蔬更富有人情味儿。描写食物运用的语言不高深，不爱排铺饕餮盛宴的场面，多用白描手法不喜修饰。读起来明快流畅，富有生机，他一生辗转过大半个中国，故乡高邮，昆明的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这几个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节点，都留下了深刻的美食记忆。故乡的食物一直是镌刻在他心头的味道。有人说乡愁有时候也体现在味觉的思念上，哪怕与故土远别经年，人们总是对故乡的食物怀有无限意念。他笔下那枚高邮咸鸭蛋“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1]313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已是远远穿越课本而萦绕心头的美食记忆。尽管后来作者走过祖国万水千山，总也忘不了那些朴素的故乡味道，咸菜茨菇、炒米焦屑、各色河鲜。一篇《五味》从生活中最常见的酸甜苦辣咸五味说起，汪曾祺对各地人民对于美食的喜好与偏爱了然于心，从各地不同吃食洞见各异的风土人情，笔下徐徐铺出一幅横跨中国的味道地图。
汪曾祺爱写凡世之乐，草木花鸟虫鱼，各地景致风物，汪曾祺眼中的万物有灵且美，他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情致。哪怕生活中不起眼的野花杂草，也总能引起他的意趣。汪曾祺写物，不只是将它们当作简单的摹写对象，他往往勾连着自己独有的情致，另辟蹊径以特殊的视角来写，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写荷花不赞其花之品行，而是忆起在家中栽种的过程：污浊的马粪做底，河泥盖其上，开花时“很多很多的花蕊，清香清香的”[2]127，傍晚荷花收朵该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荷叶粥、荷叶粉蒸肉亦是很好的吃食。这篇小文将荷花的种植、生长、开花、作用、枯败一一写过，虽短小简洁但读来情真意切，清新可爱。典雅高洁的荷花在他的笔下，更添三分自然淳朴。著名的《葡萄月令》则是以农人的视角详尽地写葡萄从种植到采摘，农人的劳动与汗水见证了葡萄的收获。他以一种纯真且充满热情的姿态来书写这些植物，总是带着欢欣与愉悦的笔触，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灵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写下那些文字时，他并非高居文人的姿态，更像是自然之子，是充满烂漫与智慧的农民诗人。
二、脉脉含情的散文语言
汪曾祺極重视语言。他将语言视为作品的本体，认为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他的散文语言是有“情”的。有论者提出“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审美化格局，正是对于传统审美文化语言观的传承和认同”[3]。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影响颇深。他很赞同韩愈所言“气盛言宜”，认为探索作家气质、思想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汪曾祺的个人精神气质与人格境界皆可从他的散文语言中窥见一二。
他曾写过多篇文章论述自己是怎样分析揣摩语言的。汪曾祺认同宋人论诗常说的“造语平淡”，认为写作是“平淡好”“但是平淡不易”[4]252。汪曾祺的散文语言无疑是平淡的。但是平淡绝非寡淡无味。汪曾祺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制造意境。《冬天》一文中忆其旧时家中过冬的情景，打点好屋内装饰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2]161，寥寥八个字，无人读来不觉心头一热。家人齐聚围炉而谈，烛火摇曳，满室温暖。根本不必赘言当时团聚的场面。一个“闲”字已道出气氛的欢乐和谐，而正是这家人闲坐，话话家常让盈室的灯火也变得可亲可爱。这样的人间极致温暖、极致和美的场景，只有汪曾祺这样心中有爱、至纯至真之人才能描写得出来。白居易名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一字未提冬，一字未见雪，意境却远胜后两句，每每读来都觉得心上温暖熨帖。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大姐》中形容瓢虫的精美“瓢虫是上帝做给他小外孙女儿的礼物”。[2]132作者用其充分的想象力让这个比喻鲜活起来。提起精致，人们总是自然联想到各种精工美器。然而汪曾祺不用实质化的物体去比喻，而是以“情”作比，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比老人对孩子的疼爱之情更倾注心血呢？不得不感叹汪曾祺对语言的拿捏十分精道。
他曾用揉面来形容使用语言。揉面要想把水和面合到一起再揉至筋道，就要下一番功夫。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耐得住让人一读再读且回味无穷。他始终牢记老师沈从文的教诲“文字要贴着人物写”，这虽是作小说时的语言原则，但在散文中亦是通用的。他的散文时时刻刻将语言贴着真实生活写，所以他的散文语言没有剥离之感。 三、情致的源起
汪曾祺一直以一种冲淡平和的姿态写散文，传达出的是他乐观从容、率性洒脱的人生态度以及闲适优雅、清俊自然的生活情调。而这些态度与情调的养成，有很多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中国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在自传《巨流河》中说她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5]。相比起来，汪曾祺似乎幸运得多。虽然离开高邮以后，他再没有真正地回归故乡生活。但是故乡以及童年赋予了他一生的丰厚的精神财富，是他心灵永远的归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伟大馈赠”。[6]想来汪曾祺在散文中表现出的对周遭世界诗意化的阐释，与故乡和童年有着深刻联系。出生书香门第，祖父十分宠爱他，而父亲亦是文明而开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想来是造成他一生乐观从容个性的源头。父亲亦师亦友，教他画画习字读书，父子俩闲时也能坐在一块喝酒抽烟，甚至他给女孩儿写情书，父亲也能在一旁指点一二。汪父对他说“我们这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少年时期，他求学于西南联大。这座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流离于战火纷飞年代，破碎且穷困的联合学校，却培养出中国近代各个领域无数大师。每每翻阅他描写关于联大师友的散文，总觉得他笔下的这些记忆是闪闪发光的。性格强烈坚毅极受学生喜爱的闻一多，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金岳霖，治学朴实脾气执拗的吴宓，还有罗膺中、朱自清等人，或许并不是每一位教授对他都有过深刻的影响，但是联大岁月一点一滴地耳濡目染浸润并逐渐成就了汪曾祺。《跑警报》一文中可窥见，当时的昆明正深陷战火中，战争带来的伤害与死亡几乎是如影随形的。但联大师生依旧秉持着弦歌不辍、积极顽强的治学精神，或许这种无畏生死的乐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的心境，让他能平淡笑看后来生活中的众多挫折与磨难。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取得而今的成就在于西南联大，他去西南联大是去寻找自由的。据他的回忆，学生时代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甚至算得上有些不学无术。总是白天才睡觉，晚上则挑灯夜读，肆意看各种闲书，看电影逛书店泡茶馆唱昆曲，以至于大学几年与下铺生活规律的同学竟没见过几面。但是他自谦“颇具歪才，善能胡诌”倒是颇得老师欣赏。自由开放又包容的校园培养了作家汪曾祺洒脱随性的个性。
沈从文是他的老师，也是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人。他与沈从文之间的关系亦超越了师生。生活上，沈从文给予了他诸多关爱与照拂。文学创作上，二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汪曾祺自述写作初期，下功夫模仿过沈从文的笔法。而后虽有意识地摆脱，形成个人的风格，但是依旧能看出二者的传承性。“平和、淡远、隽永”[7]是严家炎对京派小说整体风格的评价。沈从文是京派文人的重要代表，他以古朴明净的语言书写了一系列反映湘西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乡村的野性美和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在他的作品中水乳交融，二者的平衡状態呈现了沈从文文学作品独特的艺术美感。相比之下，汪曾祺更习惯将目光落在凡俗生活中，他以文人的情致对日常生活加以诗意化描写。汪曾祺自称“我守住了‘京派’的遗风流韵！”王尧认为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用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8]。诚然这些概念和范畴与“京派”的一些元素都不谋而合。
汪曾祺自述他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2]290纵观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个不断和生活和解的人。他自嘲“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一个全过程”。但是他除却晚年几篇回忆散文，甚少提及过他所经历的风波。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他一直被迫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段时间应该是汪曾祺一生最难熬的时期。他本只想做潇洒自如的文人，醉心于文字世界，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打交道。却被意外裹挟进政治漩涡。与处在权力中心的人打交道，他不得不如履薄冰薄冰战战兢兢，精神压力非常大。但是他凭借着“随遇而安”坚持下来了，他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哄自己玩儿”轻轻地揭过这一页，表示既已到如此境地，不如想开点。这样的豁达与从容实在是不易得见。但是汪曾祺却又是心怀悲悯的人，他有着以己度人的胸怀。他认为随遇而安并不适用于任何人，有的人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并不能恢复到平和的心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为了生活忙忙碌碌，但是很少人能够停下来去体悟生活。汪曾祺以他平淡雅洁的情致书写了去除俗陋的生活，让人能再感受到生活本真，或许这正是这个时代人们还爱读汪曾祺的意义。汪曾祺的离去确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而吾辈在目送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的同时，唯望能在他的文字中寻找到一些心灵的安宁。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6：散文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何晶.论汪曾祺散文的语言[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齐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李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7〕严家炎.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3）：295.
〔8〕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