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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黃昏中漂浮不定。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的电话。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到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深夜两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开往郑州的大巴。
5年来，金秀琴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她相信一切都是老家的最好。
但她们给自己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連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主要考虑的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考虑的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在于子代。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刚开始，陈显兰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的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地学会使用带遮阳篷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
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
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能接听成功。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时间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与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
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过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地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
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程丽云的孙女不爱吃老家常做的虾皮，爱吃三文鱼，还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程丽云跟老伴在小区的一片空地上种了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们想吃小汤山的有机白菜、彩椒、西兰花、荷兰豆，她总觉得菜谱是“别人的东西”。她经常做的包子、饺子和油炸食品，孙女说“吃腻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她觉得很有道理。
“都说父母帮着看孩子是应该的，其实真不是。”她一边觉得“说这些没意思”，一边反复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节俭和感恩”。她觉得孙女衣服太多，吃饭太浪费，“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门课程至少六千元。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84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
程丽云知道孙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孙女把公交卡忘在绘画班的教室里了，但坚持说奶奶没把卡交给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说的话她总是不往心里去。”有几秒钟，祖孙二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每当这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金素琴也想回家，她的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后，院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下午5点一直跳到晚上8点。“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歡住带电梯的房子，不喜欢七拐八拐的楼道。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1/3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生观，即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将他们的体力和心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在的社会。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老年人才不会产生无用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却达不到子女的标准。”苗瑞凤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
这几年，外孙已经从一个婴儿长到快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衰弱。在老家“天可蓝可蓝了”，可是在北京她患上了鼻炎，视力也越来越差。有天她上街买菜时，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买了一副老花镜，而“孩子们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来回奔波，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陈显兰的儿女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给我们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有数据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
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不由得泪流满面。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或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几天前的早上5点37分，金秀琴的女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经过一夜的疼痛，这名产妇在疲惫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正蜷缩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整夜没有合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陈显兰、田慧芬、程丽云为化名。）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黃昏中漂浮不定。
一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的电话。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到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深夜两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开往郑州的大巴。
5年来，金秀琴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她相信一切都是老家的最好。
但她们给自己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連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主要考虑的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考虑的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在于子代。
二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刚开始，陈显兰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的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地学会使用带遮阳篷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
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
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能接听成功。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时间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三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与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
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过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地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
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四
程丽云的孙女不爱吃老家常做的虾皮，爱吃三文鱼，还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程丽云跟老伴在小区的一片空地上种了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们想吃小汤山的有机白菜、彩椒、西兰花、荷兰豆，她总觉得菜谱是“别人的东西”。她经常做的包子、饺子和油炸食品，孙女说“吃腻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她觉得很有道理。
“都说父母帮着看孩子是应该的，其实真不是。”她一边觉得“说这些没意思”，一边反复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节俭和感恩”。她觉得孙女衣服太多，吃饭太浪费，“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门课程至少六千元。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84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
程丽云知道孙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孙女把公交卡忘在绘画班的教室里了，但坚持说奶奶没把卡交给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说的话她总是不往心里去。”有几秒钟，祖孙二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每当这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金素琴也想回家，她的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后，院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下午5点一直跳到晚上8点。“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歡住带电梯的房子，不喜欢七拐八拐的楼道。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1/3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生观，即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将他们的体力和心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在的社会。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老年人才不会产生无用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却达不到子女的标准。”苗瑞凤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五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
这几年，外孙已经从一个婴儿长到快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衰弱。在老家“天可蓝可蓝了”，可是在北京她患上了鼻炎，视力也越来越差。有天她上街买菜时，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买了一副老花镜，而“孩子们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来回奔波，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陈显兰的儿女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给我们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有数据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
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不由得泪流满面。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或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几天前的早上5点37分，金秀琴的女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经过一夜的疼痛，这名产妇在疲惫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正蜷缩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整夜没有合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陈显兰、田慧芬、程丽云为化名。）